史博館「馳騁:馬的多重形象」: 從館藏文物,看見自然、權力與自由的跨文化藝術創作

組圖/琅琅悅讀,圖片來源:史博館提供
組圖/琅琅悅讀,圖片來源:史博館提供

文 / 蔡耀慶(國立博物館展覽組副研究員)、圖 / 國立歷史博物館

馬,自古以來即是人類文明中最具象徵力的動物之一。它既是戰爭的夥伴,也是自由的化身;既承載帝王權力的意志,也寄託文人心靈的逸想。2026年為傳統紀年中的「馬年」,本次特展以館藏中與馬相關的與美術作品為媒介,試圖重新審視馬在東西方文化中的多重形象,並探問:這些物件如何映照不同文明對自然、權力與自由的異質詮釋?在藝術表現與再創造的過程中,馬又如何脫離其生物本質,轉化為純粹的文化載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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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玉馬》,民國,玉,寬19、高8.7、座高4.3公分,國立歷史博物館藏,典藏編號73-00392。

本展以三大展廳為分區,分別從「形體」、「色彩」與「筆墨」三種藝術語言切入,構築一條從自然生命到文化符碼,從物質形態到精神象徵的觀看路徑,意即透過三重視角的交錯,探詢馬的形象如何在不同文化語境中被轉譯與重構,更進一步反思人與自然之間既馴服又依存、既占有又投射的複雜關係。

《石灣大型陶馬》,1970年代,陶,高50、寬43、通高56公分,國立歷史博物館藏,典藏編號73-00374。

《四川大陶馬》,漢,陶,長96.5、寬31、高113公分,國立歷史博物館藏,典藏編號86-00269。

《加彩人騎馬樂器俑》,唐,陶,高32、長25公分,國立歷史博物館藏,典藏編號84-00539。

《三彩馬》,唐,陶,高33.3、長35.3、寬10.5、含座高35.6公分,國立歷史博物館藏,典藏編號h0000108。

陳景容,《馬》,版畫,27.7×35.5公分,國立歷史博物館藏,典藏編號79-00101。

吳昊,《裝飾的馬》,紙本孔版絹印,45×60公分,國立歷史博物館藏,典藏編號92-00181。

梁鼎銘,《拐子馬》,畫布油彩,116.5×363.5公分,國立歷史博物館藏,典藏編號27330。

形體的永恆:從自然到人文的轉譯

作為一種生物,馬是自然史、動物學的研究對象;但作為一種意象,它不僅具備俊挺的體態,也匯集諸多想像,使之成為人們觀看、描繪的對象。正是其突出的軀體樣態,成為凝練與轉化的起點。

在國立歷史博物館201展廳,展出以馬為主體所完成的立體類物件,藉由不同材質的馬作品,揭示人類如何從自然形態中提取結構、比例與動勢,並將之轉譯為文化意義的載體。自然生物的馬匹,其肌肉組織、骨骼結構與生理特徵展現出自然界的秩序與力量;人為雕琢的馬,則是人類對這種生命力的再詮釋,無論是寫實所強調的肌理細節,抑或抽象形式中對動態與節奏的概括,皆反映出創作者心中對「完美馬形」的想像。

從早期殉葬的陶馬、以美石刻製的玉馬到現代銅塑的立馬,不同樣式、形狀的馬,在展廳中有序地展出,可以想見不同環境底下對馬的認識與期待,也顯示出創作者清楚物件欲表達的意涵,賦予馬不同的形象表現。馬,從自然物到藝術品的轉化過程,不僅是一種形式上的再現,也隱含文明對野性世界的馴服、規訓與再創造。

馬在此不是可供役使的動物,而成為理想化身體、速度與力量的象徵。這樣的轉譯過程,不禁引發一項根本性的提問:在藝術的再現之中,馬的本質究竟是被昇華為精神象徵,抑或被異化為人類意志的投射對象?本廳正是在這種張力中,揭示自然與文化之間永恆的辯證關係。

常玉,《馬》,纖維板油彩,122.3×175公分,國立歷史博物館藏,典藏編號26883。

色彩的敘事:西方視野下的權力與激情

202展廳展出館藏油畫、版畫等以馬為主題的作品。這些分屬不同文化底下的藝術家所創作的平面作品,善用媒材與技法,多彩且鮮明的展現馬匹的諸多樣態。呼應著藝術史中,馬與權力、戰爭、英雄敘事等事件的緊密相連。

在西方美術發展過程中,古典時代的騎馬雕像,到中世紀與近代的戰爭圖像,再到19世紀以後的賽馬題材,馬始終是權威、速度與控制的象徵。隨著藝術技法的演進,馬的表現形式亦隨之轉變。文藝復興的透視法,使馬得以嵌入理性化的空間秩序之中;巴洛克與浪漫主義則強化其動態與激情,將馬塑造成情感與意志的外顯之物;印象派與現代藝術則進一步解構其形體,轉而關注光影、色彩與感知經驗。

從本次展出作品,可以看出畫家如何從西方繪畫長流中進行學習與借鏡,如陳景容以剛硬而精確的線條刻畫馬的紀實性,強調結構、比例與空間秩序;如梁鼎銘《拐子馬》油畫,藉由濃烈色彩與光影層次,使之成為歷史事件與人性衝突的視覺核心;又如常玉幾件畫中有馬的作品,賦予馬以戲劇性與情感張力。

值得注意的是近代歐洲賽馬與騎術題材的盛行,反映了資本主義社會對速度、階級與競爭的崇拜。而在馬戲演出中的種種馴馬場景,則有意無意地提醒人與自然之間的角力。藝術家從觀察轉而將這樣的場景,轉寫成藝術作品,將限時且片段的歷程,濃縮於一個畫面之中,此時,畫中之馬,既是娛樂與消費的對象,也是社會地位與資本權力的可視化符號。

然而,無論形式如何變遷,其核心始終圍繞著「人與馬的共生敘事」⸺馬不只是自然生命,而是人類歷史、權力結構與社會價值的象徵縮影。透過這些圖像,我們得以反思:當馬被納入西方敘事體系之中,它是否已從自然生命轉化為純粹的文化符碼?而這樣的符碼化過程,又如何揭示人類社會對自然的占有、再編碼與象徵性支配?

王農,《馬》,1980年,紙本水墨,50.5×65.5公分,國立歷史博物館藏,典藏編號72-00155。

李奇茂,《少女與馬》,紙本設色,45×69公分,國立歷史博物館藏,典藏編號82-00378。

水墨的留白:東方哲學的虛實相生

相較於西方藝術對馬形體結構與歷史敘事的重視,東方水墨傳統則更傾向於在形似之外,追求「氣韻生動」與精神意象的傳達。

203展廳展出館藏與馬相關的水墨作品。水墨之馬不囿於具像再現,而著眼於「意到筆不到」的境界:畫家以筆墨的沉著與飛白、濃淡與虛實,捕捉馬的奔騰軌跡與內在氣勢,使畫面在有形與無形之間生成動態的張力。形體只是媒介,風骨才是核心;線條不只是輪廓,更是生命節奏的顯現。

在此語境中,馬不僅是動物,更是文化象徵與精神隱喻。它既可能是帝王權威的坐騎,象徵國勢與軍威;亦可能是文人寄情山林、抒發逸志的投射對象。這種「以馬喻人」的傳統,使馬的意象超越生物層次,進入倫理、哲學與審美的領域,成為士人自我修養與精神理想的隱性書寫。

民國以來承繼傳統筆墨的畫家,強調筆墨趣味,其畫中之馬不只是物象,亦是主觀化的符號。畫家透過對姿態、構圖與墨色的安排,與詩書題跋相互呼應,延續明清以來文人畫中「以馬自寫」的模式,將畫馬如同一種「精神肖像」,反映個人與時代的複雜關係。

臺灣幾位畫馬名家,循著水墨畫現代轉型的歷史脈絡,並在特定政治、社會與文化條件的交互作用下,形構出相對獨特的表現取向。或是重視水墨淋漓筆法揮灑,表現出筆墨的趣味;或是快筆點染,賦予馬形象動態化與性格化,都是有意強調「畫意不畫形」,著眼於線條的書寫性與水墨的氣韻生動。是以,「馬」是筆墨試煉的對象,形體是筆畫節奏與墨色濃淡的載體,畫馬,便脫離單一政治或時代寓意,成為藝術家長期經營的形式與精神母題。

今日,除了延續畫馬傳統之外,水墨創作不斷進行形式與觀念的實驗性突破。透過媒材轉換、空間裝置與跨界對話,或許可以重新解構馬的傳統意象,讓馬在現代性衝擊下,既承載古典脈絡也保留出新的可能。馬,不再只是文化延續的象徵,而成為對傳統、身分與歷史記憶的反思場域,使水墨語言得以在當代視覺文化中重新定位。

跨文化的對話與反思

三個展廳的安排,構成一條由物質走向精神、由自然邁向文化、由東方通往西方的觀看軌跡。馬這一生物,透過雕塑、水墨與油畫等多重媒介,從庫房中提借到展廳,重新安排及布置,使之接受新的解讀與重構,從而顯現出其在不同文明中的多重身分與象徵功能。物件的「真實」、水墨的「寫意」到油畫的「再現」,馬的形象始終處於自然生命與文化符碼之間的張力場域。

面對這些橫跨時代與文化的作品的同時,我們也需要重新思考:在科技主宰與機械速度取代動物勞力的當代社會中,人與馬的關係是否已從實用性徹底轉向象徵性?馬是否已不再是日常生活中的夥伴,而成為記憶、歷史與文化想像的承載體?而藝術,正是在這種轉變之中,提供了一條通往反思與重構的通道,使我們得以在記憶與未來之間,為這一古老而永恆的夥伴重新尋找定位。

「馳騁:馬的多重形象」特展
展出地點 : 國立歷史博物館2樓(台北市中正區南海路49號)
展出期間 : 2026/04/10 ~ 2026/05/31

史博館「馳騁—馬的多重形象」特展

●本文為《歷史文物》No.328期之內容,授權刊登於聯合新聞網「琅琅悅讀」頻道。原文為「馳騁:馬的多重形象⸺ 自然、權力與自由的跨文化書寫」,未經同意,請勿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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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稱史博館,成立於1955年,為臺灣戰後首座國立博物館,典藏近6萬組件珍貴文物,是認識臺灣近現代社會與文化藝術發展的重要基地,也是北部最具代表性的文化地標之一。季刊《歷史文物》,以「知性.感性.趣味」為刊物方針,透過強化視覺與親民敘事,連結生活與情感,傳遞藝文知識,每季最後一個月發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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