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現代大師詹明信逝世，著作分析哲學家班雅明文本複雜思想

文學批評理論學者詹明信（Fredric Jameson）於9月22日辭世。詹明信為新馬克思主義重要學者，理論專著包含《政治無意識》。他亦關注全世界後現代主義文化發展，其代表作《後現代主義，或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將去歷史化的後現代重新歷史化，把後現代理解為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產物，奠定其劃時代的學術地位。

於《班雅明：多重面向》一書，詹明信對思想哲人班雅明（Walter Benjamin）的著作進行全面審讀，本文篇章從「評論」路線切入，深入班雅明宏偉的語言核心終極命題。（編按）

●本文摘選自商周出版／城邦文化出版之《班雅明：多重面向——詹明信重讀班雅明》。👉 立即前往琅琅書店購買電子書，馬上開始閱讀！

文／詹明信（Fredric Jameson）

許多思想家都受到班雅明的〈經驗與貧乏〉和〈說故事的人：論尼古拉．列斯克夫的作品〉的吸引，而紛紛對其中既和記憶、也和當下有關的時間性提出解釋。柏格森便因此受到激發，而說明了人們對自己曾生活過的往日時光的壓抑（他在這方面的論述和普魯斯特這個說法有關：如今人們已不流行這種做法），至於佛洛伊德則提出「意識乃形成於回憶的印跡裡」這個至關重要的論點。

然而，班雅明以某種獨特且值得注意的方式，運用他的疏離技巧或效果所完成的推論程序，其實和這兩位大師完全相反：因為他不是藉由記憶來定義故事，而是從故事的角度重新對記憶下定義。由此可知，記憶在班雅明的思想裡，不過是經驗本身的徵象。既然記憶發送出事物存在的訊息，人們的記憶便僅僅意味著人們所記憶的內容，也就是可被講述的、以及可被傳統的說故事者講述的東西。

現在我們可以確定的是，說故事者講述故事的時刻本身，其實具有歷史性：口頭流傳的敘事史詩的陳述者、在夜間或在圍坐於火爐邊的眾人當中說故事的長者、西非口述傳統的吟遊詩人（griot）以及獨具天分的、聲音似乎昨天仍從收音機傳出的中國說書人……然而，這些說故事者卻屈服於某種從太古以來便已存在的系統，而且該系統就像黑格爾所提到的主奴結構裡的權力鬥爭那般地古老。

他們所講述的故事存在著兩種屬性的變換，就如同拋硬幣時，最後落地朝上的那一面可能出現正反兩面的轉換一樣：一方面是和戰士、日本武士（samurai）及歐洲中世紀騎士（horseman；法國年鑑學派歷史學家布洛赫〔Marc Bloch〕曾指出，中世紀黑暗時代初期，新興的貴族其實只是擁有一匹馬的人）有關的、傾向於死亡且充滿宿命色彩和血腥殺戮的史詩故事；另一方面則是和賜予生命之世界（其中包括願望的實現、可恢復原狀的魔力，和助人的動物）有關的、發展仍未成熟的、由農民所講述的童話故事。班雅明原本打算在寫完《採光廊街研究計畫》後，投入後者之敘事形式的探討和研究，可惜未能如願。

確定無疑的是，關鍵就在於事件本身；但事件卻無法預先取得本身的內容，這是因為歷史的時間性決定了事件的定義，也支配著人們經驗事件的時刻，因此甚至可以修改事件終結的時刻。我們印象中的童話裡的「此後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這句話，已表明「人類早期如何擺脫神話壓在他們心頭的夢魘。」至於小說則顯示出本身已成為一種自傳，換言之，已成為一種深刻摹仿時間裡的生與死的文學體裁。班雅明在〈說故事的人：論尼古拉．列斯克夫的作品〉裡，語帶贊同地引用一位當代評論家曾寫下的一句話：「一個死於三十五歲的人，無論從他一生中的哪一面向來看，都是一個死於三十五歲的人。」

緊接著，班雅明還附上這個但書：他在生者的「憶想裡」（to remembrance），將顯現為一位在三十五歲過世的人。在這裡，班雅明其實清晰地呈現出本身對故事、對故事處理人物命運之模式的看法。他認為，小說雖保留了人物的命運，卻因為人物命運的各個時刻似乎和生命的存在有關（也就是命運直接承載著、並充滿著生命所固有的「朝向死亡的存有」﹝being-unto-death; ﹞），而使得人物命運隨著本身的終結，而於我們的憶想中消失。然而，故事卻可以帶我們回到「大自然的演變過程」裡。

因此，〈說故事的人：論尼古拉．列斯克夫的作品〉一文便因為本身「略帶救贖的力量」，而在班雅明涉及廣泛的大量著作裡熠熠發光。在班雅明一生的著作裡，幾乎只有這篇文章含有救贖的承諾。此文的說故事者最後已化身為智者和忠告者，也化身為在短暫易逝的自然生命裡，將經驗保存下來的猶太拉比。在猶太教哈希迪派的傳說故事中，我們可以看到，這類睿智人士也是其中的主角，而且他們甚至還存在於人們最不容易察覺的地方（例如，在卡夫卡的小說裡）。

不過，他們的智慧在事物世界裡所恢復的光芒，卻很容易被挪用，而充作社會的落伍退步和法西斯主義的神話所發出的偽光：這就類似童話被「充公沒收」，而成為披在神話上、披在預言命運和罪愆的邪惡者身上的那層羊皮。還有，列斯克夫的故事形式還巧妙地把「萬物復歸於上帝」的訊息隱藏在本身的結構裡。對班雅明來說，「萬物復歸」就是彌賽亞對人類歷史的救贖，這一點我們將在本書最後一章繼續討論。

至於班雅明在〈論波特萊爾的幾個主題〉裡所暗示的，卻是藝術的另一種可能性，而這個暗示也出現在〈機械複製時代的藝術作品〉一文裡：人們可能創造出一種全新的、以體驗（而非以經驗）為基礎的藝術，也就是一種速成的、本身存續的時間已縮短到如同純訊息的藝術，一種失去歷史性、而完全被禁錮在當前此刻的藝術。這是文化（和政治）的困境，而生活在這個短期記憶占優勢、演算幾乎無所不在、且充斥著模擬、奇異性、人工記憶、「因成癮而自閉」的時代的我們，甚至比班雅明更有能力察知這種困境。班雅明在〈論波特萊爾的幾個主題〉裡，曾指出「對那些沒有經驗能力的人來說，已沒有安慰可言。」然而，賭徒還保有最後的希望：

請牢記，時間就是貪婪的賭徒。

它始終不以欺詐來贏得賭局！這就是規則。

我認為，波特萊爾這兩行詩誤解了賭徒所懷抱的希望，況且賭徒的處境是沒有贏面的！時間（就像會下棋的機械人偶）才是真正的贏家，而且「總是旗開得勝」，正如同班雅明在〈論歷史的概念〉裡所談到的。

現在我們應該仔細地思索，什麼是班雅明思想和著作裡最深沉的矛盾。麥柯爾（John McCole）曾在其論著的一個註腳裡，以比較婉轉的方式表達他對班雅明這個矛盾的看法：「其著作的悲愴性（pathos）在於衰微的時代並不存在，而這個提醒對他十分樂於談論人類經驗的萎縮這件事實來說，必定是一個平衡的說法。」其實班雅明所要談論，而被麥柯爾稱為「悲愴性」的東西，其實是關鍵的歷史矛盾，也就是「這樣一路發展下去」的、名為「資本主義」的危機。班雅明所做的，就是試圖以歷史來解釋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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