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竹才不是文學沙漠(下):日治詩社、戰後壓抑再到文化斷層後的文學獎

位於北埔的龍瑛宗文學館,展出在地跨語世代作家龍瑛宗的作品和成長軌跡,並期待成為當地人的文學基地。
位於北埔的龍瑛宗文學館,展出在地跨語世代作家龍瑛宗的作品和成長軌跡,並期待成為當地人的文學基地。

提起,是不是仍隱約有美食沙漠、文化沙漠的印象?但你可能不知道,早在清領時期,竹塹城就有華美的園林,文人品酒吟詩是日常,潮流指標的大成街曾經是孔廟所在地;日治時新竹詩社蓬勃發展,更有許多知識分子投身社會運動;戰後臺灣文學作家歷經失語、言論自由壓抑、本土文化斷層的挑戰,作品綻放自切身經驗淬鍊出的光采。

本文將帶你看見新竹文人用文字和教育參與地方的途徑,更能跟著他們過往的足跡,走進新竹,來一場文化小旅行!

文/詹益承(嶼人)
攝影/黃英程

文風熾烈,繼續吹動,吹進踩著現代化腳步的新竹。上一篇我們一起鳥瞰清領時期新竹的文人活動,接著,讓我們踏入日治到戰後的新竹,看見一個充滿挑戰,卻也豐沛無窮的臺灣文學世界。

日治以後的文人意識

李祖唐所書對聯。李逸樵(1883 - 1945),名祖唐,又名鐵柱,字逸樵,以字行,又字翊業,別號雪香居士,新竹人。(圖片授權:國立清華大學文物館)

,臺灣傳統漢學教育受到新的統治者挑戰。根據《臺灣省通誌稿》記載,起初新竹支廳的書房數量統計雖是全臺最多,但隨著總督府漸次禁止與時局發展,此時的文人在歷經打壓後反而更加團結,也萌發了民族榮譽感,也因此迎來臺灣詩社成長數量最多的一個特殊年代。

作為一個來自異國的統治者,在總督府治臺初期,當務之急便是推動日語普及,於是包含明志書院在內,臺灣各地的文祠、寺廟、書院等處所,多被總督府挪用作為輔助國語(日語)傳習的教室,過去許多仕紳家族的書房因而廢止。其次由於百姓不再具有科舉入仕的途徑,對於地方文士來說,長年累積下的學識頓失求取功名的機會,從此書院的教育功能也就逐漸被總督府建置的學校體制所取代。在西學的強烈影響下,此一時期希望能學習、精進漢文化的臺灣文人,有的投入詩社,有的朝向現代集體的社會運動發展。

日治社會下充滿文人使命的新竹詩社

隨著總督府對書房實行的漸禁政策,全臺灣的書房漸漸廢棄,而詩社作為能夠合法集會的團體,便成為傳授漢文詩學與民族意識的重要節點。此一時期的新竹地區文人除了復設「竹社」以外,還有其他諸如「奇峰吟社」、「亂彈會」、「耕心吟社」、「陶社」、「讀我書吟社」、「大新吟社」等詩社共 20 餘間。

總督府之所以沒有針對詩社予以全面禁止,一方面因為當時的讀書人與年長者尚且受到漢人社會所敬重,另一方面受日本派遣來臺的官員當中,有許多本身即具備深厚的漢學背景,他們不僅只是善寫漢詩,甚至還能與臺灣文士之間相互唱和;以日治初期首任新竹縣知事櫻井勉為例,其在臺灣就任的一年期間,便嘗於潛園與在地詩人召開詩會,或經常與新竹文士一同往來名勝、應和酬唱,並留下不少的詩文記載。

與此類似的情節不僅出現在新竹,是時在臺灣各地也相繼出現「玉山吟社」、「穆如吟社」、「南雅詩社」等以日本人為參與骨幹的詩社組織,其中南雅詩社唯一的臺籍成員即是竹塹詩人魏清德,亦曾經於北郭園舉行詩會活動。可見日本傳統對於漢文詩學的喜愛,意外保護了教育變革之後,臺灣文人傳承民族意識的使命。

櫻井勉〈北郭煙雨〉

拖烟楊柳枝枝綠,帶雨桃花顆顆紅。
昨夜城濠漲三尺,讀書聲在水樓中。

張清和行草條屏作品。張清和,字鏡邨,新竹人,曾參與「竹社」。1920 年代多次於報刊上發表詩文作品。(圖片授權:國立清華大學文物館)

不只書寫地方:竹塹文士的社會關懷

隨著總督府引進現代化的教育體制,部分臺灣文士在從文之餘,其對社會的關懷也逐漸朝向集體運動的發展;如竹塹出身的士人黃旺成即是當中一位鮮明的案例。

黃旺成出生於光緒 14 年(1888),年少時曾經進入私塾唸書,十五歲才於新竹公學校就讀;國語學校師範部畢業後返回新竹公學校任職,執教期間衷情於參與校內詩會,並且與其他教職員一同成立詩文研究組織「亂彈會」,可知此時他的心思多半都投入在教學和漢文之中,與昔日的文士並無太大的分別。

辭去教職以後,黃旺成經由工作的關係輾轉結識了林獻堂等人;受其影響之餘,隨後亦開始在各地辦理演講,企圖喚醒臺灣民眾的自覺,最終投身於臺灣文化協會。後續臺灣文化協會經過內部改組,黃旺成則成為臺灣民眾黨的創黨黨員並身兼記者。若跟教職時期對比,此時的黃旺成則致力於落實社會關懷與啟蒙講演,希望能夠啟發更多民眾,一同決定臺灣的未來。

值得一提的是,如同園林建築之於文士雅集一般;此一時期的新竹公會堂,經常也是臺灣文化協會(或臺灣民眾黨)在新竹舉辦講演或會議活動時使用的場所,尤其在昭和 10 年(1935)開放部分民選市議員以後,更是成為當選的新竹士紳前去參與市會的所在。可惜的是,總督府並未讓當選議員的角色名符其實,使得黃旺成雖獲選為首任議員,竭力參與以後發現未能一展抱負,便無意續任。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中華民國政府遷臺,黃旺成對於臺灣社會的關懷,則具體體現在《新竹縣志》的編纂工作;有關清代以來文人雲集的竹塹傳說,皆海納於此志當中。

黃旺成文官制服照。(資料來源:國家文化記憶庫)

竹塹地區出身的臺灣文學作家

不同於日治時期的漸禁政策,民國 35 年(1946)行政長官公署宣布全面禁絕日文版的報章在臺灣流通,使得當代方才從日治跨越到戰後時期的臺灣文士們,又再一次地面臨著有關語言教育的劇烈變動,加上不久後即爆發二二八事件,許多非中文使用者的文人作家皆因此遭逢「失語」的困境,未能參與此一時期中文方面的寫作,如龍瑛宗、杜潘芳格等;與之相對則是反共文學在臺灣的蓬勃發展。

民國 53 年(1964),吳濁流創辦《臺灣文藝》,並邀請龍瑛宗擔任編輯委員;這件事情在吳濁流筆下形容是「填起了二二八事件後十七年間的空白。」隔年,他再創設「臺灣」(今「吳濁流文學獎」),四年後更成立「吳濁流文學獎基金會」,將退休金十萬悉數捐出,提攜了無數的青年後輩,在文壇標舉起「臺灣文學」。現代許多著名的臺灣文人:李喬、洪醒夫、廖鴻基、夏曼.藍波安等,皆曾由此獲得獎項。

誓將熱血挽狂瀾,七十光陰一指彈;寄語萬千諸後秀,一心一德振文壇。
───出自吳濁流.〈我設立文學獎的動機和期望〉

吳濁流於 1964 年 4月創辦《臺灣文藝》 雜誌,為戰後臺灣文學發展的重要園地,集結作家橫跨日治至戰後,除了提供作家交流與發表的空間,也翻譯日治時期的臺灣文學,連繫起日治與戰後的文學傳統。(圖片授權: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臺灣文藝》的創立,也對同一時代的杜潘芳格、龍瑛宗造成影響。民國 54 年(1965),杜潘芳格加入《笠》詩社,開始重回筆耕創作的園地;起初她的創作仍是日文,經吳濁流翻譯刊登在《臺灣文藝》上,受到眾多文壇前輩的鼓勵。後來她也陸續發表中文詩、客語詩,其詩集《遠千湖》甚至是收錄了中、英、日三種語言。作為一位基督徒,同時是二二八事件受難者家屬,她的作品也經常與生命經歷相互對映,成為一位同時具備親情、女性、信仰、鄉土、社會等意識情懷的文學作家,寫出文學在生命中的多元價值。

而早在二戰期間便成名於小說的龍瑛宗,雖然參與《臺灣文藝》的編輯,但受到語言與工作的影響,在這段期間僅僅只有片段的寫作,且因為須仰賴日文的協助,在臺灣遂存有發表或翻譯問題。不過文學家的一生卻不以此偏廢;民國 69 年(1980),在歷經苦學之後,龍瑛宗終於以將近七十歲之姿,推出第一部中文書寫的短篇作品〈杜甫在長安〉,兩年後他更以〈勁風與野草〉得到聯合報小說獎,徹底突破戰後寫作「失語」的窘境;最終這些作品以短篇小說集《杜甫在長安》集結成冊。後續龍瑛宗直到年過八十高齡,依舊筆耕不輟。

到了今天,回望這些竹塹文士,他們或許年少成名、時局困苦、家逢巨變、有志難伸,然而最終他們都緊緊地握著靈魂和使命,不畏辛苦、不畏凋零,完成自己為文的人生。從此「吳濁流文學獎」依舊繼續,昔日文人前輩的精神,彷彿還勸誘著青年的我們:「寫,就寫吧!不論多困難;不要白費這筆墨之間的造化……。」

跨語世代作家吳濁流出身新埔,代表作品有《亞細亞的孤兒》、《無花果》、《台灣連翹》等。

●本文為 《34 期「字在躲貓貓:新竹地方書寫進行式」授權刊登於聯合新聞網「琅琅悅讀」頻道。原文為「你以為的文化沙漠曾是「北臺文學之冠」! 乘時光機重回文人雲集的竹塹」,未經同意,請勿轉載。

《貢丸湯》 34 期「字在躲貓貓:新竹地方書寫進行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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