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生活在「懼胖社會」，肥胖恐懼如何令人窒息？

作者凱特‧曼恩在寫出《不只是厭女》《豔女的資格》後，成為廣受注目的女性主義新星，她卻用各種方式逃避露臉宣傳，原因是她覺得自己「太胖」。她坦言自幼因身材而受到欺凌和貶低，導致她極度節食，時而暴食。

她細數自己人生的重要時刻：婚禮、當上教授、女兒出生的時候，腦子想著的都是自己「太胖」。新書《懼胖社會》揭露自己長年與內化的「體重羞恥」拉鋸的生活。（編按）

文／凱特‧曼恩

戰鬥體重

我應該要覺得興奮才對。我的第一本書《不只是厭女》，原先以為只是本很小眾的學術著作，沒想到後來竟能獲得一間英國大出版社的青睞。那是一本研究厭女情結的專書，主要探討社會中對女性的各種扼殺、性騷擾、性侵害、強暴文化。

我本來想要大張旗鼓，讓更多人能一起討論這些對我來說再重要不過的議題，但當編輯提議要全額資助我去倫敦推廣新書，參與書店座談、上電視打書時，我畏縮地拒絕了。我覺得自己太胖，不適合以女性主義者的姿態公開露面。我覺得自己體型魁梧，不適合談論那些要求女性要嬌弱、溫順、安靜的「厭女」之舉。儘管我夠敏感，知道這個想法多諷刺，但當時這股自覺並不足以改變我的想法。

澳洲作家海倫．加納曾說，她也會感覺自己有必要減到自己的「戰鬥體重」，才能開始打書。我很懊惱自己沒減肥，甚至還讓自己胖到人生巔峰──二○一九年初時，我的醫生眉頭深鎖地表示，根據身體質量指數（BMI），我的體重已經來到了「嚴重肥胖」的程度。

《不只是厭女》一書在二○一七年年底正式出版，恰巧遇上塔拉娜．柏克所發起的#Me-Too運動突然引發公眾人物關注的一週。因此，出乎意料，我幾乎每一天都在和媒體、記者討論厭女情結。不過，我從不允許攝影團隊到我家或我辦公室進行拍攝，我只接受用Skype 視訊受訪，這樣我才有辦法控制角度，避免讓自己的身體進入大眾的視野。

我有好幾張精心挑選的個人照，都是在我比較瘦的時候拍的，雖然我在成年後幾乎沒瘦下來過，但每次媒體要報導時，我都還是用那幾張照片；除非對方同意使用我的照片，不派自己的攝影師來拍攝，否則我就不會接受採訪（有時幾乎像在作戰）。我在演講時都會要求聽眾不要拍照，如果偶爾有人還是拍了並發到社群上，我還會去拜託他們把照片撤掉。

我的理由是，我是許多厭女鄉民會肉搜、騷擾的對象，只要有我的新照片流出，就會引來許多尖酸刻薄的嘲笑。這個理由並非空穴來風，我被罵過賤人、婊子跟許多其他更不堪入目的話，例如，我為《紐約時報》寫的第一篇文發出後，前幾則推文就寫道：「蠢賤人寫蠢話」。我也收到不少反猶太主義的攻擊（在川普當選那天晚上，就有人私訊我：「你們猶太人現在全都要被送進烤箱裡燒死了。」）在我小小的網路世界中，性侵威脅並非罕事。

但讓我真心害怕的事情是：被說是個胖子。我確實是。我是胖沒錯，但一旦聽到別人這樣說，甚至是聽到我自己這麼說────我都只想要消失。

要讓我沉默，說我胖就足矣。

你可能會以為，我本人────這一輩子都是個女性主義者，現在甚至還寫了兩本探討厭女情結的書────應該是世界上最難被誘騙去管控或逼迫自己的身體、服膺父權體制對身形喜好的人了吧？悲哀的是，你錯了。我從二十幾歲就開始嘗試各式各樣的節食方法，我幾乎已經試遍了所有的減肥藥。老實說，我上一次挨餓、節食，也不是太久以前。

我甚至可以說出我十六歲之後的任何一個人生里程碑當天的體重是多少。我可以精準地告訴你，我在結婚、博士論文發表、成為教授、生女兒當天的體重。（對當時的我來說，就是太重、太重、太重、太重。）我甚至可以說出我離開澳洲墨爾本，飛到波士頓，準備展開哲學研究所生涯當天的體重。我帶了兩個過重的行李箱，裡頭塞滿我的所有家當和體重計────我最先打包的就是我的體重計，僅次於我的牙刷。

在這個恐懼肥胖的社會中，隨著我的年齡（跟體型）持續增長，我開始學會如何避開某些關鍵的機會、風險與享受。十六歲之後，我只游過一次泳（我都穿內搭褲和寬鬆T恤）。我在二十歲之後就沒跳過舞；大概也是從那時候開始，除了丈夫和我的醫生，沒人看過我膝窩後方的肥胖紋。（我的衣櫃裡有八成都是內搭褲。）

也就是說，肥胖恐懼（fatphobia）讓我錯過了生命中的許多事物，它讓我開始進行各種精密的社會計算，確認自己因為肥胖身體而遭到評判、蔑視、貶低的風險有多大────通常，讓我自己暴露在外都會是弊大於利。因此，我對於外界的眼光總是閃閃躲躲。

疫情帶來的反思

我含糊地以健康原因為由，請求取消到倫敦打書的宣傳活動。我再次對自己說：這是真的，我的心理健康很差，而且我身材這樣，生理健康肯定也好不到哪裡去────雖然我的血壓、基本血檢數值與其他相關指數都出奇完美。我買了一本標題正向的暢銷書《如何不死》，在Audible上聽它的有聲書，一邊在超市裡閒晃，買了奇亞籽、綠茶、綜合益生菌。在我想通之前，我逛過了各式各樣要價上百美金、過度昂貴、沒飽足感、基本上非食物的東西。（中略）

二○二○年三月，新冠肺炎疫情爆發，隨之而來的封城卻成了某種解脫。我現在不費吹灰之力就能為自己的體重保密。我終於可以安全地躲在家裡，讓我的思緒漫遊、探索，而無須擔心甚至得捍衛我的肉身。（隨著「宅在家」成為社會的普遍現實之後，我當然乖乖刪掉了我在推特上的隱居無聊笑話。）許多人也同作此想，特別是體型肥胖的人，都曾經向我承認：疫情真的讓他們鬆了口氣，因為他們不再需要親自到學校教書、暴露身形，不再需要跟愛批評人的同事吃午餐，也不再被迫參加辦公室裡頭各種彷彿設計來羞辱與欺負大體型員工的「健康挑戰」。

接著，就在這段心思自由徜徉之際，我開始思考：會不會我根本就沒必要躲躲藏藏？會不會我根本就不必有這種感覺？會不會肥胖倡議者的說法、「每種體型都健康」行動（HAES）的主張，以及過去幾十年來我一直敬而遠之的直覺飲食法────我總以為是對別人有效，對我可不行────實際上真的可以改變我的生活？如果我能接受我的肥胖體態，並開始仔細剖析肥胖恐懼，會發生什麼事？

真正展開思考後，我才逐漸發現，原來我內心中對肥胖的恐懼，只不過是在社會中橫行、為我的身體讓我成為被貶低、被嘲笑、被輕賤的脆弱者。但我知道，霸凌與欺侮的關鍵並不在被害者，而是在於加害的惡霸────唯有處理禍首，整個體制最終才可能改變。

我開始不再將「胖」這個詞視為或用作一種汙辱，而單純將其理解為對於特定體態的中性描述────我在後文與本書中的使用也將是如此。我開始意識到，只關心人們的體重（一種能被無限劃分等級的特質）是個建構出一套有害社會階級制度的完美手段，而我認為，這正是肥胖恐懼的根基。我開始把肥胖恐懼視為一種嚴重且被低估的結構性壓迫。我開始明白，不斷嘗試縮減自身體型的我，其實已經成為整個體制的共犯。我開始儲備氣力、張羅工具，準備進行一項多年以來難如登天的困難任務：不再節食、不再執著，要和我的身體和平共處。一言以蔽之，我發誓，我不再減肥，不再退讓。

持續加劇的肥胖恐懼

根除肥胖恐懼之所以重要，不只因為它帶來了極大傷害，也因為相關數據顯示，它正在持續加劇。二○一九年，哈佛大學的研究團隊指出，他們自二○○七年開始調查了針對種族、膚色、性傾向、年齡、殘障、肥胖的內隱偏見變遷，結果發現在這六種偏見中，只有反肥胖的偏見惡化了。研究最後一次調查（二○一六年）時，絕大多數的人依然抱持著非常顯性的反肥胖偏見。

這個結果破除了一個普遍迷思，也就是若人們與社會邊緣族群的接觸增加，將能降低他們所承受的社會歧視與偏見。實際上，現在大多數的美國人某程度上都算是肥胖一族，有高達四分之三的人其BMI屬於「過重」或「肥胖」────先不論BMI本身的問題有多大，這點我稍後再說明。（中略）

所以：我很胖。或許你也很胖。又或許，依照前述定義，你根本不胖。無論如何，我們都可以，也必須一起面對這個事實────共同困擾我們的，不是肥胖，而是肥胖恐懼。

● 本文摘選自麥田出版之《懼胖社會：為何人人對肥胖感到恐慌？體重羞恥的文化如何形成，肥胖歧視如何與各種歧視交織並形成壓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