護照如何誕生？漢娜鄂蘭、班雅明的流亡命運為何大不相同？

二戰時期，弗萊和美國救濟中心從納粹政權手中拯救多達四千人。但面對全球戰爭、公民身分的突然撤銷以及無國籍的諸多危險，該組織最多只能做到如此。這種可能因一本小本子便加以克服或永久加劇的脆弱感，意味著出現一種完全不同的政治（不只是「人」和「公民」的概念瓦解），而鄂蘭就屬於第一批明確指出的人。在一九三三年二月國會大廈被燒毀*後，由於她對納粹黨直言不諱的批評，以及她與一個猶太復國主義團體的祕密合作，她感覺非離開德國不可。鄂蘭在沒有護照或其他旅行證件的情況下逃離該國；在接下來超過十年的時間裡，她都是無國籍人士，先待在布拉格和日內瓦，然後在巴黎為幾個猶太難民組織工作。戰爭爆發後，她被當作「敵國人」被關押在法國南部的古爾斯集中營，但在法軍戰敗的混亂中，她設法逃到維琪地區。許多沒有逃離的人後來被轉移到德國的滅絕營。在這個動盪的時期，鄂蘭開始零碎地創作，最終完成她的第一部主要論文著作《極權主義的起源》，其中甚至反思當前形勢的諷刺：「我們是一種新的人類，」她在一九四三年寫道，「那種被敵人關進集中營、被朋友關進拘留營的人。」

像許多人一樣，鄂蘭和詩人丈夫海因里希．布呂歇前往馬賽尋求美國簽證。一九四○年十月，他們找上弗萊尋求幫助，但當時他們還只是鮮為人知的作家，並未出現在美國人的重要人士名單上，該名單裡尚未被視為傑出或知名的名字不多。幸好暗中協助弗萊的赫緒曼加以干預─他和布呂歇相識，並證明鄂蘭是「有朝一日會成名的女性」，美國救濟中心無視國務院的指示，投入資源為這對夫婦獲取必要的證件：一份「代替護照的身分宣誓書」、一份法國的「身分和旅行證明」和一份美國緊急簽證。

一九四一年一月，維琪政府短暫放寬出境許可政策，允許鄂蘭和布呂歇乘火車前往里斯本；在希伯來移民援助協會的幫助下，他們後來得以登上前往紐約的遠洋郵輪。因此，鄂蘭從自己的悲慘經歷中了解到不知名的無國籍人多麼脆弱，並進而觀察到「公民身分的喪失不僅剝奪人們的保護，而且剝奪所有已確立的官方認可身分。」在這種情況下，「唯有名聲」─「能夠將一個人從無名人海中解救出來的辨識度」─可以協助恢復安全：「知名流亡者的機會提高，就像有名字的狗比流浪狗更有機會活下去一樣。」

許多沒有名氣的流亡者並未像鄂蘭和布呂歇那樣成功逃離。華特．班雅明是傑出的作家和思想家，也是文化理論家、社會學家、哲學家、猶太神祕主義者，在過去的八十年裡，人文和社會科學的許多領域中都可見他的著作。他是劇作家貝爾托特．布雷西特的密友，也是法蘭克福學派的名譽會員，能與在一九三○年代贊助他研究的狄奧多．阿多諾和馬克．霍克海默†匹敵。他也是鄂蘭在巴黎時親近的朋友，並和她一樣逃離納粹德國，並在蓋世太保的要求下被撤銷公民身分；班雅明和她一樣，在巴黎過著惶惶不安的生活，後來被關押在法國集中營一段時間。但他尚未成名，也沒有找到合適的人脈求助於弗萊。等到德國入侵時，他已經流亡七年，在歐洲一處遷過一處，地址變化不少於二十八次。所以不難想見他為何堅持留在巴黎，那裡對他個人或是職涯來說，都意義重大。他直到一九四○年六月上旬，在德國軍隊進軍香榭麗舍大街的前一天才離開法國首都。經過一連串的耽擱，他也來到難民城市馬賽，在那裡與鄂蘭待上很長時間，並交出他的「歷史哲學論文」的打字稿。她將把稿件轉給阿多諾和霍克海默，他們在幾年前已經離開歐洲，在紐約的社會研究新學院（其研究所最初被稱為流亡大學）繼續研究工作。

當然，為了人身安全，以及與在美國的同僚會和，班雅明需要一大堆官方證件：法國居留許可、法國出境簽證、從西班牙進入葡萄牙的過境簽證，當然還有進入美國的簽證。在朋友的幫助下，他也獲得美國領事館的緊急簽證，但和許多難民同胞一樣，他無法獲得幾乎遙不可及的出境簽證。沒有它，其他證件對他也沒什麼用處。但向法國當局申請這樣的簽證，會提醒他們他的德國難民身分，進而引起蓋世太保不必要的注意。

一九四○年九月，由於擔心永遠拿不到出境簽證，班雅明做出決定命運性的決定，與一小群流亡者一起偷偷離開法國，他們將嘗試徒步穿越庇里牛斯山脈，前往西班牙的波特沃。這條路線走起來並不容易，因為途中包括一個五百五十公尺長的隘口和超過十六公里的崎嶇地形。

許多在戰爭期間嘗試走這條路線的逃亡者都因為長期待在拘留營或躲避蓋世太保數月，沒有規律的進食和睡眠，導致健康狀況不佳。班雅明是個文人，不是行動家，成年後大部分年歲裡身體一直很虛弱，經過多年流亡，當時飽受哮喘和心悸所苦。儘管如此，在九月下旬，他還是試圖在另一位救援活動家麗莎．菲特科，以及在馬賽遇到的兩名流亡者的陪伴下越過邊境。他一路上都非常辛苦，旅程中幾次落後，而且他還堅持帶著一只沉重的黑色手提箱，裡面裝著自己的隨身檔案：美國外交部簽發的護照，六張用於補充證件的護照照片，還有一些額外的論文，根據菲特科的說法，其中包括一份班雅明似乎比自己的生命更加看重的不明手稿。

儘管過境困難重重，班雅明和其他人還是於九月二十六日成功抵達波特沃，卻得知已在一天前針對沒有法國出境簽證的人關閉邊境。艱辛的旅程讓班雅明筋疲力盡，如今更陷入極度的絕望，因為他認為，被送回法國很可能意味著落入德國人的手中。那天晚上稍晚，在法國那一側邊境的一個小旅館房間裡，這位作家吞下他數月前離開巴黎後一直隨身攜帶的一把嗎啡藥片結束生命。隨後的警方報告指出，裝有他護照和手稿的手提箱被留在房間裡，很快就遭到歷史遺忘。最殘酷諷刺的是，就在班雅明自殺後的隔天，西班牙當局重新向團隊的其他成員開放過境點，他們被允許繼續前往葡萄牙，確保了安全。

難民能夠擺脫戰時歐洲的危險，幾乎與他們的人權或仁慈政府的保護無關。相反地，一切往往只能寄託於偶然：變化無常的官員可能會揮手讓人搭上火車；一向對自己友善的恩人可能會負責監視，也可能又勉強提供了幫助。但是，政府機構或邊防衛隊的一時興起也可能阻止一個人逃跑。沒有了國家的保護，無國籍人士還剩哪些不可剝奪的權利？

十年後，在美國確保安全後，鄂蘭將發表她對導致這一切情勢的說明。在《極權主義的起源》其中一個核心章節中，她反思身為難民的經歷，讓她知道無國籍人士的地位，即不能再自稱是任何主權國家公民的新人類階級。令人遺憾的是，本應享有「不可剝奪的」人權的難民，反而體現出此一概念的根本危機。那些失去公民身分的人同時失去就業、教育、行動自由的權利─甚至是最基本的人權，即生存權。鄂蘭用精練但尖銳的表述總結這種情況：無國籍人士被剝奪「擁有權利的權利」。這句話與納粹政權帶來的難民危機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災難相呼應，也繼續回響於定義本世紀地緣政治的難民危機中。我們繼續遵守同樣可怕的邏輯。

●本文摘自麥田出版之《旅行許可證：人類何時需要批准才能移動？法老時代、中國漢朝到現代國家，一部關於護照的全球文化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