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飼養、賽馬到戰馬！揭露1920年代台灣「愛馬士」的歷史與變革
文•圖／張毓婷（國立歷史博物館展覽組研究人員）
馬的現身：是馬？似馬？飼馬流行以前
馬匹，無疑是臺灣日治時期公眾視野中最活躍的動物之一。然而，在日本殖民臺灣之前，馬匹在島內屬於稀少且民眾難以親近的存在。目前史料記載傾向臺灣無原生的「在地馬」，如荷領時期，官方須從外地引進馬匹以供巡視代步；清初郁永河《裨海紀遊》亦感嘆島內不產馬，且渡海引進艱難。1912 年，日籍獸醫宮本曉誕更指出，臺灣民間長期缺乏養馬與用馬的必要性。儘管如此，清「番俗圖」中，曾描繪原住民在山間騎馬獵牛的景象。巡臺御史黃叔璥在《臺海使槎錄》也提到臺灣的馬「小而力弱」，並稱內山有「山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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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馬匹的輸入，則與外來政權的治理息息相關。荷蘭時期開始，引進馬匹作為巡行代步或軍事參與。鄭成功圍攻普羅民遮城時，曾運來上百匹馬，憑騎兵讓荷軍退守，並在今日善化一帶設營蓄馬。清代因軍事需求設立馬兵，自內地運馬，卻常因氣候不適折損，至清末財政拮据，馬兵數量驟減。
因此，可以確定的是，日治以前馬匹多由外地輸入且主要為軍政人士使用。對早期漢人百姓而言，牛才是農業生產的可靠夥伴，俗諺「無牛駛馬」正反映馬匹僅是應急替代品，牛、馬地位高下立判。馬匹在臺灣形象的翻轉與價值提升，真正的轉折和崛起要等到20 世紀的日本統治時代。
馬的競技：從武德培養到賽馬
日本接管臺灣後，延續日清、日俄戰爭後對軍馬改良、馬政計畫的重視，加上1928年，昭和天皇岳父久邇宮邦彥王來臺巡視時一句「臺灣有無產馬？」的質問契機，促成了臺灣馬政制度的推廣。馬匹在殖民治理的推力下，從權力與財富的象徵，逐步踏入尋常百姓的生活，留下了哪些具體而豐富的歷史事蹟？
武道與體能的結合
臺灣馬匹的現代形象主要由官方塑造，早期最重要的推動組織即為「武德會」。1895年在京都設立的「大日本武德會」，旨在涵養武德、獎勵武道，並將武術改造成現代體育運動。1906年起，在臺的統一管理單位為「武德會臺灣支部」（以下簡稱武德會），由歷任總督民政長官擔任支部長，官方色彩濃厚。
1902年，武德會成員及有志者在臺北成立「體育俱樂部」，成為武德會附屬事業，設有馬術、弓術、自行車等部，也在今總統府前設立馬場等競技場，是臺灣最早的大型運動場。1912年因興建總督府廳舍，馬場遷移至「苗圃」東南角（約今農業部附近），並於1913年竣工。武德會馬術部不僅進行馬術訓練，也舉辦涵蓋軍事鍛鍊、趣味競技與社交休閒等性質的多元活動，為馬事推廣及專業化奠定基礎。例如馬術部教師鈴木政太曾多次在日本全國大賽獲獎，展現馬術競技的專業水準。除此之外，還有充滿視覺震撼的「水馬演習」、富含競逐趣味的「撒紙競馬會」（「競馬」即賽馬），以及結合交誼又考驗耐力的「遠乘會」。這些公開活動每每吸引大量民眾圍觀，成功將馬匹帶入大眾視野。
1928年開始的馳騁熱潮
早在明治時期，日本本土賽馬已蓬勃發展，但臺灣早期的賽馬提案卻因法律及規避賭博等理由被總督府駁回。直到1928年11月底，才在圓山運動場（今花博公園爭艷館一帶）舉辦了第一次正式公開且具投票性質的賽馬活動⸺「臺北競馬會」。為了避開賭博嫌疑，當時投票猜中優勝馬的人獲贈的是商品券，可至市內指定商店兌換。
1928年在正式舉行比賽之前，賽馬的海報告示已張貼在全島各火車站，且11月22日下午，由參賽騎手及武德會馬術部員組成騎馬隊，進行街頭遊行宣傳。11月24日賽馬首日，約有6,000名觀眾湧入，不乏穿著洋裝的現代婦女及藝旦。次日觀眾人數暴增至15,000人，賽事最終場更由武德會教師鈴木政太與駿馬「春風」，以「紙一重」（極其微小）的驚險差距奪得榮譽，也為這場盛況空前的活動劃上圓滿句點。
爾後，賽馬熱潮席捲全島，臺北、新竹、臺中、嘉義、臺南、高雄、屏東7大城市相繼設立正式競馬場，每逢賽馬季，火車往往需加開臨時班車，車站外亦有公車接駁成千上萬民眾。臺北賽馬場也因規模不斷擴張搬遷，從圓山、練兵場（今青年公園附近）、川端町（今古亭河濱公園一帶），最終於1940年落腳北投（今國防大學復興崗校區）。而1938年，總督府公布「臺灣競馬令」，使賽馬有了明確的法源基礎，並正式允許彩金交付，隔年（1939）也為賽事獎勵增加榮譽獎牌「總督楯」的頒發，全面提升賽馬的正當性與紀念價值。
此時，賽馬不僅是時髦的新式娛樂，也是人際往來的社交場域。新竹文人黃旺成在日記記載了孩子觀看賽馬的情景，臺中仕紳林獻堂也曾下場小賭並留下3勝3負的紀錄。然而，隨著賽事越發狂熱，社會上也出現了買賣人妻、公職人員挪用公款以籌措賭資等投機亂象。由此可見，馬匹形象已從少數人的活動象徵，轉為結合博弈與社交的大眾化景觀。
這股狂熱幾乎到了1943年底因戰事吃緊才開始受到影響。不過，1944年初，臺南與高雄仍留下「秋競馬」百萬圓的驚人銷售成績。直至1944年臺灣遭受頻繁空襲後，持續10餘年的賽馬盛況終成絕響。
馬的教化：產馬與愛馬
當馬場上的喧囂與博弈的快感將馬匹推向大眾娛樂的巔峰時，在那些遠離賽道的角落，馬匹的身影正悄然轉向。在國家力量的主導下，馬匹又曾以何種更全面、更幽微的方式，執行著被「教化」（培育改良）與成為「教化」（教育內化）工具的任務？
移民村的試驗與全村的希望
在產馬方面，日本領臺初期並無組織性計畫，主要依靠移入種馬或租借軍馬給民間飼養，即所謂的「在鄉軍馬」政策。這項政策旨在將飼養成本分散至民間，並在戰時迅速徵調。實際執行的重心則在日人移民村，特別是花蓮的吉野村（約今花蓮縣吉安鄉）。
吉野村的農業移民多來自四國德島縣吉野川沿岸，來臺耕作時僅能依賴水牛，與其過去農畜經驗不同深感不便。1928年，在皇室視察契機與總督府斡旋下，軍方撥交母馬進行試驗繁殖，改變了村史。村人對馬匹悉心呵護，聽到馬廄傳來嘶鳴聲便「彷彿回到了內地故鄉」，既慰藉了思鄉之情，也提升了耕作效率。隨後，農民間飼育熱潮高漲，甚至懷抱著「臺灣產馬」、培育「臺灣兒」參加賽馬的心願。1932年，吉野村成功孕育出高品質駿馬「初音號」並售予臺北賽馬會，實現了村民當年的壯志。
隨著品質獲得肯定，吉野村由移民試驗農場轉型為馬政戰略基地。1934年，該村馬匹通過檢驗收購為「軍馬」，創下全臺首例。不久，當地再陸續成立全島最早的「馬產組合」，與設置首座「種馬所」。1937年，皇族東久邇宮稔彥王親自檢閱這批「島產軍馬」，見證吉野村圓滿達成自給自足戰略物資的任務。
成為「愛馬士」們
1920年代末，除了賽馬開始流行以外，騎馬也逐漸成為臺籍仕紳階層的時髦休閒。根據1930至1940年代出版的《臺灣人物鑑》調查，在臺籍菁英的興趣裡，馬術位列前三，醫師群體中排名更僅次網球。如曾任總督府評議會員的藍高川，全家都會騎馬，其次女藍敏更是當時少數會騎馬的女性。而前總統府資政彭明敏的父親彭清靠，是當時著名醫師，還會騎馬到遠處出診。對這些現代知識分子而言，騎馬已然成為身分與品味的象徵。
此外，在這群愛馬的臺籍菁英中，賴墩是個特別的例子。賴墩曾任臺中乘馬會會長，並參與1923年於臺中創立的臺灣第一個動保社團「臺灣動物保護會」。該會的活動以演說、表揚會為主，另曾提議設置牛馬飲水所，及支持舉辦賽馬會、參與建立畜魂碑等，然因成員社會網絡較局限於日人，且活動方式略顯消極，影響力有限。
這股愛馬風潮亦滲透至未成年族群。官方透過沖繩「宮古馬」的引進，將馬匹從成人奢侈品，轉化為具親和力的教育素材。宮古馬因體型小巧、性格溫馴，且曾獲皇太子（應指當時的明仁親王）選為御用座騎，深受孩童喜愛。1935 年「始政四十周年紀念臺灣博覽會」時，宮古馬便以「愛嬌者」（討喜的小傢伙）之姿，為臺灣孩童提供騎乘服務，在大稻埕「馬產館」外的兒童馬場人氣居高不下，成功建立起孩童對馬的好感。另外，1937年，宜蘭冬山公學校教職員也自發捐款購買宮古馬，讓學生在照顧與騎乘過程裡，培養責任感與畜產興趣。以上種種官民措施，均使成年及未成年人在愛馬的潛移默化中，將馬匹視為現代進步的一環，成功將馬事思想向下扎根。
儀式感與紀念日
伴隨戰爭腳步逼近，馬匹的身影更加全面地滲入民眾生活。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後，馬匹的每一次奔馳似乎都與國家命運緊緊相繫。誠如1938年《臺灣新民報》一則標題即寫著：「今日起・臺北賽馬 反映戰捷、前景氣勢高昂」，顯示馬事活動已被納入政治宣傳機制，並置入於與前線戰事相呼應的敘事框架裡。
於是，在煙硝味日益瀰漫的背景下，臺灣年中行事也隨之加入了三個馬事節慶：「建國祭愛馬行進」、「愛馬日」與「軍馬祭」，活動內容均以騎馬遊行為主。其中，「建國祭」即日本建國紀念日（又稱紀元節，2月11日），為原本既有的慶祝活動，進入戰爭體制後，才加入了「愛馬行進」的遊行環節。
而「愛馬日」與「軍馬祭」的訂定，與軍事需求更為密切。4月7日「愛馬日」自1939年擴大引入臺灣。以1943年第五回活動為例，臺北當日除了有官民馬事團體，組隊繞行市區重要地點並前往建功神社參拜的「愛馬行進」外，還安排了馬事電影放映、表彰儀式，以及在公會堂（今中山堂）舉辦「愛馬之夜」等等，宣傳動員規模極廣。10月24日「軍馬祭」則是為了祭祀在戰爭中犧牲的馬匹而設立，1939年在臺舉行首屆儀式。
與這些祭祀典禮相應，官方更不時透過廣播放送《愛馬進軍歌》等軍歌，藉由這類陸軍省選定的文藝宣傳，強化人民與馬匹的情感連結，將馬匹塑造成國家英雄形象。至此，日本時代的馬匹角色演變已達終點，牠們的奔馳不再是為了個人榮譽或大眾娛樂，而是作為國民精神總動員的一環，成為帝國戰爭機器運轉的一部分。
馬的退場：戰後起跑槍聲的終結
回顧日治時期，馬匹在臺灣扮演多重而複雜的角色：既是武德精神的象徵，也是令全民瘋狂的娛樂載體；既展現摩登風尚，也走入校園成為教學素材，最終被納入戰時動員體系。牠們一方面為民眾的生活帶來嶄新的感官經驗及文化想像，另一方面也成為帝國擴張與統治的重要工具。
日本時代落幕後，臺灣馬事一度透出延續的曙光。1945年10月，部分人士曾擬於北投舉辦賽馬，以慶祝光復並歡迎行政長官陳儀，馬票甚至銷售一空。然而，隨著陳儀下令停辦，戰後首場賽馬便胎死腹中，為這段喧囂的馬蹄歷史落下休止符。此後，臺灣的馬匹從萬眾矚目的舞臺正式退場，隱入新政權秩序下的日常縫隙中。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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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陳柔縉，《廣告表示：＿＿。老牌子•時髦貨•推銷術，從日本時代廣告看見臺灣的摩登生活》，臺北市：麥田，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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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戴振豐，〈日治時期臺灣賽馬的沿革〉，《臺灣歷史學會通訊》，第16期，2003年5月，頁1-17。
註：本文中部份引號內具時代色彩的名詞引自當時新聞報導，含《臺灣日日新報》、《臺灣新民報》、《臺灣新聞》，考量本刊篇幅限制，內文不另逐一標註出處。
●本文為國立歷史博物館《歷史文物》No.328 的〈進擊的馬匹！⸺馬的日本時代〉，授權刊登於聯合新聞網「琅琅悅讀」頻道。未經同意，請勿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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