琅客來了／在不對等的注視裡，找到妥善的位置：《從囤積屋開始的重生》主筆人羅靖茹專訪

無家者、囤積戶。在社會上如此不一樣的兩群人，在社會上同處於邊緣的一群人。而讀者你肯定知道，用來涵括這兩群人的名詞還有更負面甚至惡毒的版本。但無可否認──同情也好批評也罷，我們的審視都很難不帶窺奇色彩。哪怕是為伸出援手而進一步了解狀況，哪怕是秉性純良的好奇心。羅靖茹也有類似的觀察。由她擔任主筆的《從囤積屋開始的重生：無家者與囤積戶，彼此修復的故事》發行後，許多採訪者都好奇她以及她所屬的組織「人生百味」如何與無家者、囤積戶共事？為什麼「人生百味」要特別關注這群人？

你怎麼能不以善意理解這樣的傾向。因為作為一名並不無家可歸、並不在家中堆積大量雜物（嗯，標準因人而異）的第三人，我們真正能做的，或許就是在一段必然不對等的關係、不對等的注視裡，找到妥善的位置。那是羅靖茹在工作及寫作反覆確認，也是作為她的採訪者的我們，亟欲做到的。（編按）

「人生百味」創立於2014年，是一個專注貧窮議題的非營利組織，長期從事無家者物資提供與日間休息空間營運等直接服務，並透過展覽、出版形式，將相關議題轉譯為社會教育，致力喚起大眾對弱勢群體的關注。

據統計，全台灣的無家者約三千人。相較於登錄在案的身心障礙者，這群人在公共視野中幾乎不可見。時至今日，台灣對「無家者」仍缺乏統一定義，各縣市法規對街友的認定標準不一，連帶影響資源分配的多寡。一個顯著的例子：新冠疫情期間，聚集在台北車站的無家者一度從平均一百五十人暴增至近三百人，這些生面孔原來住在網咖和平價旅館、靠零工維生，旅宿歇業後只剩流落街頭一途。

「你會發現原來我們的社會是沒有條件接住這群人的。」

2019年發起的「人生萬事屋」專案，是以無家者為對象的零工計畫，以短時數、日領現金的方式，為囤積戶改善居住環境，也協助無家者重拾工作能力。《從囤積屋開始的重生》一書即記錄此一過程。

自大學期間進入組織實習，羅靖茹已在人生百味服務九年的時間。《從囤積屋開始的重生》始於專案伴工日誌之外，她另外撰寫的個人觀察筆記。制式工作紀錄載明案場注意事項，她的筆記則還原現場氛圍。今天跟住戶聊了什麼話題？與隊員有哪些互動及對話？

「我對於那種『只發生一次就會消失』的事情有著迷。」她說。囤積屋案場也是那種一次就消失的所在—— 並不是混亂被「畢其功於一役」，而是與住戶隊員，與一地用品垃圾的動態關係經過清理後，都不會是原來的樣子，「因為這些東西是會消失的，所以我想用其他的方式將它們保留下來。」

就像每天晨起寫一篇散文的感覺，只是她的發生在工作後。「保持手感還滿好的，不然有時候會忘記字怎麼寫。」她笑道。

不過，私人留存與公開發行是兩回事。組織內部也有張力。在人生百味，服務與倡議是雙軌並行，爭取社會大眾認同的倡議，更是營運仰賴募款的NGO組織的重要工作。出版必然能接觸到網路社群無法顧及的一批人，但如果倡議是為了翻轉大眾的偏見，展現無家者、囤積戶努力自立的一面，又該如何在公共視野中處置少數態度消極的個案？

「我無法預見其他人見到這些材料會怎麼想。」她有自知之明，「但我也知道，我的顧慮是一件無解的事情。」

忠實呈現現場嗎？但面孔模糊的讀者當中，肯定也有人對無家者、囤積戶有負面經驗吧？過去在服務現場，不也曾莫名其妙被路過民眾咒罵？當出版計畫進入最後階段，懷疑的聲音在她腦子裡如滾雪球越來越嘹亮。

最終，《從囤積屋開始的重生》還是出版了。羅靖茹強調收錄在書裡的是她個人版本的故事，也是住戶認可，可以在公眾面前展示的內容。儘管那不一定完全是他們的故事。

「這本書並不想妝點囤積行為或無家可歸的狀態，也不是談囤積戶都有苦衷，暗示旁人必須體諒他們。讀者看到的是我理解的世界的版本，讀完後也可能產生他們自己的版本，版本與版本間沒有真假好壞的區別。

「重點是，當我們都能確認真實存在，就可以對版本間的落差進行討論。」

修改幅度約百分之二十。

這是正式出版的《從囤積屋開始的重生》與羅靖茹原始筆記的差異。故事核心骨幹沒有異動，只是盡可能地抹去會透露住戶身分與所在地的客觀線索。她的考量是減輕住戶對隱私的疑慮。

回顧整個成書過程，其實沒遭遇什麼組織內部的阻力，真正的辛苦發生在與住戶來回核對資訊。值得玩味的是，有些人根本忘了自己說過什麼做過什麼，有些人的態度則是隨便，「隨便是什麼意思？可行或不可行？」

還有些住戶，則透露對被書寫這件事的陌生。「妳竟然特地找我確認細節！妳好有禮貌！」有人這麼說。她觀察到，弱勢群體在人際互動中，往往覺得自己不能拒絕。或者拒絕了也會遭到置之不理，無濟於事，「但這不是禮貌，這是關於你的故事，我一定要向本人確認。」

「每個現場都代表不同的人生，當事人怎麼想，比我能不能把故事放在書裡出版更重要。」羅靖茹說，「無論是接受我的描寫或表達異議，那都是力量的展現。我看重的是我們之間的信任關係。」

真誠互動是她最在乎的一件事情。

那不僅僅指向意願的確認，也關乎與服務對象間的倫理關係。在傳統的專業養成中，社工必須穩定、客觀，不向個案透露情緒。但在具體情境中，她卻感覺到限制——原本應保護工作者的倫理，有時反而成了隔閡，無法真正照顧需求。

「如果你在現場被言語傷害，卻選擇隱藏或壓抑，對方就不會理解到他的話語或行為其實會傷害到人。那麼當他重返社會，依然不會懂得與他人的進退往來。」再者，當社工願意表達「我受傷了」、「我不舒服」，個案也能認知到在這樣的關係裡表達感受是被容許的。這樣的互動，或許比專業距離更能做到彼此培力。

然而這一切都以對象懂得尊重且尚有學習能力為前提。她在住宿據點服務時，就曾遭遇極端案例：一名個案因自小缺乏女性照顧，住進據點後產生強烈移情，下意識將她視為離異的妻子或過世的母親。

這是任何人也無法承擔的錯位期待。在組織改指派男同事主責後，個案開始出現瘋狂來電、威脅跟蹤的脫序行為，那逾越了可包容的分寸，他們於是決定在一次共餐活動後，正式向對方表達終止服務並辦理轉介。

沒承想在採取行動前，事件便爆發了。共餐活動上，個案見到她與另一位據點住民聊得開心，便忽然情緒失控，當眾掀翻餐桌。當時桌上還擺著瓦斯爐。

「他是我們第一個遇到完全無法對話，必須直接請他離開的人。」事件過後，個案仍時不時在辦公室附近徘徊。那是三年多前的事了，她曾因此做過一段時間的惡夢。

事件之後，他們在收案審核時變得較為嚴謹，也為再有類似狀況擬定配套措施。「站穩立場很重要，不要讓對方認為還有討價還價的空間；否則對方認為你是社工就理所當然要提供服務，未來依然會不斷試探底線。」

如果你的行為傷害了我，我必須讓你知道我受傷；如果你逾越了人際的邊界，牆就必須建立起來。把底線踩死也是一種真誠。

《從囤積屋開始的重生》集結了二十餘則故事，尾韻多半正向。但在清潔現場，永遠是混亂談不上餘裕的。「我養成一種習慣，提醒自己要『看見』。看見這個人走到現在這一步，前面已經跨過了多少困難。」囤積是經年累月的，背後更可能藏著數十年的創傷。寄望幾次清掃就能徹底改變一個人的生命，那叫癡心妄想。

即便失敗又如何？「至少他這次願意讓我進家門了。」對她而言，光是抵達囤積戶現場都有意義。每篇文章的收尾，都是她給自己的信心喊話。

但樂天派都有悲觀的時刻。那時「人生萬事屋」專案剛剛啟動，她第一次意識到原來那些現代化的電梯大樓裡，竟也藏著與世隔絕的囤積戶。他們都不出門的嗎？如果他們離開家門時都能維持基本的樣子，每天得經歷多少的內在拉扯？

類似的困惑佔滿羅靖茹的思想。她重新省思自己的角色，自問如果囤積發生在不影響他人的私領域，清理是否有其必要性？她也曾遇過某些身心狀況較差，與旁人彷彿不位在同一個現實介面的住戶，他們默默看著清潔隊員將房子裡的垃圾打包丟棄，沒有贊同也沒有反對。

「如果我們幫他打掃了，是不是也在強迫他要活出社會認可的體面？」她坦承自己其實不確定該怎麼看待這件事情。

「只有回到最簡單的方式，說服自己：清乾淨了，他的生活總會好一點吧。」羅靖茹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