琅客來了/《道拉吉里的風》作者雪羊:每個人都需要自己的史詩,讓思維在未知旅途不斷成長
1924年,英國登山家喬治.馬洛里(George Mallory)與其隊友安德魯.歐文(Andrew Irvine)取徑西藏攻頂聖母峰,他們最後被目擊地點大約距離峰頂244米——此後不知所蹤。1999年,一支美國攀登隊在聖母峰北坡海拔8190米處發現馬洛里,惟獨歐文的遺體仍未尋獲。和歐文一起行蹤成謎的還有二人隨身攜帶的柯達照相機。
他們是在登頂途中還是在下山期間遇難?只要找到相機,就能印證馬洛里是人類歷史上第一位攀上聖母峰的探險家——或否。那也成了眾多創作者的靈感發想,如日本漫畫《神之山嶺》便以一名雜誌記者追查馬洛里相機下落為觸發事件,帶領讀者認識故事中偏執痴狂的登山家男主角。
聲稱攝影從馬洛里失蹤那一刻起便與攀登結下不解之緣未免做作,但那也側面點出出一個事實:在極端環境下拍攝影像是項艱鉅的任務。登山家的勇氣與成就不容質疑,但人們對他所經歷的一切只能透過文字描述來理解想像,未免可惜。
「在一般人眼中,高峰攀登除了登頂外便什麼都不是,但我希望把冒險的血肉帶回來,用真實的歷程填滿拼圖上失落的那一部分。」雪羊說:「因為登頂與否,從來都不是我人生中最深刻的山岳故事。」
大學時期就讀森林系,後接受新聞所實務訓練的山岳作家/攝影師雪羊(黃鈺翔),著有描寫布農族人翻越中央山脈,重返舊部落的《記憶砌成的石階:翻越關門,布農丹社歸鄉路》。其最新作品《道拉吉里的風》,則是2023年3月跟隨登山家阿果(呂忠翰)、張元植前往世界第七高峰道拉吉里,探勘新路線的記行。該書側寫二位登山家在非傳統路線上的點滴,也是作家對商業攀登的發展趨勢的第一手觀察,兼容新聞特寫,以及作家內心的悸動及獨白。
在那樣的環境下,拍照都是項挑戰。首先,你得拿出相機——這已經非常傷神勞力,而且一旦停下腳步拍照,運動節奏遭到打亂,重啟節奏又要費一番功夫。越往高峰攀去,能夠拍照的餘裕越來越少。6000米拍下的照片比5000米少,7000米比6000米少,8000米......。
《道拉吉里的風》開篇就是一場重頭戲。前往8000米必須使用的氧氣瓶,在雪羊抵達營地前就被狂風捲落萬丈深淵——道拉吉里的風甚至有連人帶帳篷一同吞沒的紀錄。雪羊必須抉擇是讓雪巴嚮導承擔風險,不使用氧氣瓶隨行協助,或自己扛上最後兩罐氧氣瓶攻頂——代價是將照相機留下。
8000米的山頂、世界第七高峰......說來或許虛榮,但若能在個人經歷添上這一筆資料,對從今往後的職業生涯肯定有裨益。「但那不會是用我的方式上去。」他一直以來都是標榜用雙手雙眼將所見帶回人間,文字照片缺一都不足以完成敘事,且早在兩年前,本書推薦人之一的三條魚(詹喬愉),早已成功無氧登頂道拉吉里峰,那麼一無法獨立擔負風險,二不能帶影像回來的自己,爬這座山的意義是什麼呢?
「我希望以最好的狀態登上八千,在那樣高的地方還能拿相機拍攝作品。」雪羊說:「擺在眼前的只有兩條路:作為自己登頂,還是放棄一部分的自己登頂。」
當然,手機也可以拍照——但已經有人做過。唯有更好的品質,能夠賦予影像不止於紀錄的傳播價值。其實人類的肉眼對2000萬以上畫素便失去判斷良莠的能力,而每張上傳到社群媒體的照片都必然經歷不等程度的壓縮,細節銳減。換句話說,雪羊對影像品質的追求早超越職業和經濟所需。他形容那是種無可救藥的浪漫,「這應該是我跟登山家精神比較接近的地方。」
「《道拉吉里的風》也是一次自我剖白,我是山岳作家、山岳攝影師,但我不是登山家。」因為他從未將時間、熱情、生命全部傾注在攀登,只為開創一條自己欣賞的新路線。「但山林間的生態,還有抵達目的地之前跟自然接觸的過程,都令我感到非常愉悅。這也是為什麼我的攝影、文字,採取的視角幾乎都跟生命脫不了關係。」
「為什麼登山?」「因為山在那裡。」
這段不登山的人也能流利對答的名言,正是來自喬治.馬洛里。但許多人都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在《靜謐的榮光:馬洛里、大英帝國與聖母峰之一頁史詩》一書,作者韋德.戴維斯(Wade Davis)將馬洛里的事蹟放回歷史脈絡,揭發隱藏在探險家情懷背後,企圖重振聲威的帝國算計,以及西方人與藏族因文化隔閡所致的對立與蔑視。在戴維斯筆下,馬洛里之死不啻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延續——過程中同樣大量動員,大量傷亡,但相較那些斃於戰場、山難的無名死者,他的名字被流傳下來。這是諷刺的。
「在瞭解歷史脈絡後,我就很少和人分享這句話了。」雪羊認為,馬洛里在當時被包裝成國家英雄,面對記者的反覆追問,他可能是在心煩意亂下隨便給答案,萬萬沒想到會被讀作意味深長。儘管後人無從得知馬洛里的真意,但他的攀登動機或許遠比民族榮耀更加複雜。雪羊之所以寫作《道拉吉里的風》,初衷也是源自於此,他想要扭轉台灣社會對高峰攀登的想像及認知。
儘管登山運動已有百餘年歷史,仍有許多人將之視為開拓新世界的英雄行徑,忽略商業化浪潮下「攻頂」早已成為富豪們的消遣,有心人士更能利用資訊落差,營造言過其實的英雄人設博取流量。但登山家必須具備開創性,挑戰前人未曾嘗試過的事情——前人靠供氧設備沿南坡上山,你就該試著無氧,或者乾脆換條路線走。雪羊另外也以《自由的技藝:登山的受苦、涉險與自我塑造》的主角歐特克.克提卡(Voytek Kurtyka)為例,克提卡從不將登頂視為目的,反而以山壁為畫布,熱衷留下凡人不能及的攀登紀錄。
「登山家就是傾其所能往更艱鉅路線前進、探索未知的人。」而台灣對得起這個稱呼的人寥寥可數,《道拉吉里的風》中的要角阿果及張元植是為其中楷模。
誠然,個人層次的涉險不該與登山家重新定義人類在地表活動範圍、在這個星球上地位的行動混為一談,不過雪羊在《道拉吉里的風》的最後一章〈冒險的本質,屬於每一個人的故事〉,同樣也鼓勵所有人去追尋自己的冒險。冒險可以走各種形式,但高峰極境會是最直接的試驗場所,人唯有到生命舒適圈以外的地方走一遭,才可能認識到個體的渺小,重新評估此前的處世態度、內在思維以及價值觀。
「每個人都需要自己的史詩,從中獲得獨一無二,無可取代的記憶。如此你才能走向比過去的自己更高一步的境界。未來,當你身不自主的時候,這些有別於日復一日枯燥,可以咀嚼的過往,會讓你覺得人生還是有那麼點不一樣。」
「像我現在,閉上眼睛就可以飛到任何一座曾經踏足的山,甚至睜著眼睛,也能透過全身的感官回味那些無法數位化的記憶,這樣的生命能不豐富深刻嗎?假如你有夢,只要是為了自己而非搏取他人或社會關注,就去做吧!這是《道拉吉里的風》想傳遞給大家的冒險本質。」
「你會怎麼回答『為什麼登山』?」不免俗地,我們也要提出這個問題。
「我覺得最貼切的說法,會像真人版《神之山嶺》(台譯《聖母峰:眾神的山嶺》)裡阿部寬的台詞。」雪羊說,登山能夠開拓生命的疆界,讓內心世界在未知旅途中獲得滋養,在任何時刻也不感匱乏......但也許,也許理由不必引申至如此宏大,「我的答案和阿部寬的角色一樣,『不管,我就想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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