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書館應提供哪些便利服務？對照舊金山及法國六O年代發展差異

文／安德魯．佩蒂格里、亞瑟．德韋杜文

夥伴，圖書館棒極了！

書籍能不能趕上世界的腳步，不被進步的時代淘汰，至今沒有定論。澳洲是最早遭遇這個問題的國家之一。澳洲跟印度或加拿大一樣，早期圖書館象徵著移植過來的歐洲價值觀。臨海的大城市很快建起一座座壯觀的圖書館，廣大的內陸地區人口分散，不利圖書館的設立。

雖然官方持續努力，希望讓圖書服務普遍化，但到了一九七○年代，圖書館明顯漸趨沒落。總理高夫．惠特蘭（Gough Whitlam）要求調查委員會提出解決方案。這個委員會的主委是頗受推崇的圖書館員阿倫．霍爾頓（Allan Horton），他寫了一份報告獻策，報告的名稱十分親切：《夥伴，圖書館棒極了！但還可以更好》。

霍爾頓建議中央政府擔起大部分責任，相對地，圖書館必須成為社區中心，兼具多重功能，比如娛樂、資訊與諮詢。民眾應該跟過去一樣，把圖書館當成提供閱讀與視聽等娛樂資源的設施，但圖書館也應當是大眾尋找資訊與諮詢服務的據點，比如引導使用者找到能夠協助他們解決問題的組織或機構。

另外，圖書館也應該收藏終身教育和在職教育方面的資源。聽起來好像有種古怪的熟悉感，那是因為早在一九七六年，霍爾頓就看到了圖書館的功能危機，也就是數位時代帶來的威脅。本書開頭提到蘭貝斯市民要求市政當局繼續補助肯寧頓區德寧圖書館，霍爾頓對澳洲納稅人的訴求沒有多大不同。澳洲的圖書館可以存活，前提是必須成為社區的活動中心。

圖書館的策略專家顯然任重道遠，既要迎合當代的使用者，又得預測未來的需求，偏偏在變幻莫測的媒體環境中，消費習慣不斷演變。一九七六年的第一代影音圖書館就是最佳例證，等到卡式錄影帶、光碟片和數位科技到來，挑戰就更艱鉅了。圖書館必須與時並進，但過度自信地踏出錯誤的一步，結果可能是一場災難。最知名也最慘烈的例子是頂尖圖書館先將館內收藏的過期報紙拍攝下來，再將所有報紙丟棄。

這個做法的好處相當明顯，因為舊報紙十分占空間，也容易衰敗。但館方選擇的救援技術微縮膠片卻同樣不耐久存。短短幾十年，微縮膠片已經不堪使用，報紙也找不回來。最後館方只好移除閱覽室裡的微縮膠片閱讀機，曾經的明日科技已經變得多餘。

最重要的是，圖書館員忙於預測與適應新時代的同時，很容易就忽略書籍這種現有技術明顯又可靠的價值。圖書館員給人的印象通常與世無爭，對自己的行業卻是充滿企圖心，對教育格外積極，居高位的人更是急於留下永恆的功績。爬上高位的人通常是靈活的政客，他們善於跟民選官員周旋，也知道對方能夠接納恢宏計畫。能展現資訊科技的新概念，再搭配嶄新的建築物更是完美，這樣的提議通常很難抗拒。

舊金山的新圖書館充分顯示這樣的政策會演變成什麼樣的災難。這個圖書館集傲慢、錯誤判斷與管理不當於一身，結果只是建造了一棟數位新時代的建築紀念碑。

舊金山一直有意汰換老舊的圖書館總館，舊總館雖然看得出歲月的痕跡，卻是一棟相當不錯的當代建築。市立圖書館館長提議整修，董事會卻決定建一棟耀眼的新建築。舊金山圖書館幾經磨難，一九○六年在地震中全毀，一九八九年的地震把五十萬本書震落書架，花了幾個月時間和大筆經費才恢復舊觀。新館的工程在一九九三年展開，三年後高科技新總館落成啟用。

新館帶給訪客美好的體驗，這點無庸置疑。新館面積是舊館的兩倍，正中央設計蜂巢式天井，上方是高聳的天窗，讓人聯想到塞滿各種尖端科技的火箭裝配中心。舉凡電腦終端機、會議廳和分組討論室，應有盡有。問題在於，圖書館的設計不足以容納三百萬本書，而舊館必須清空轉型為博物館，原來的書於是草率地送進臨時倉庫，更有一部分直接扔進垃圾場，沒有留下任何紀錄。有人估計被扔掉的書有二十萬本，也有人認為有五十萬本。

這個動作規模太大，沒辦法隱瞞，尤其不可能瞞得過震驚的圖書館員。雪上加霜的是，原有的卡片目錄也被扔了，所以沒有人知道究竟扔掉哪些書，也不知道當初依據什麼標準決定書本的去留。行政官員驚慌失措，邀請抗議民眾一起去堆積廢料的地方搶救書籍，這才發現很多等待銷毀的書籍都是舊金山圖書館體系唯一的一本。

身為後書籍資訊時代（post-book information age）忠實信徒的圖書館館長被迫辭職。幾年後這位館長和其他資深同仁接受作家尼古拉斯．巴斯貝恩（Nicholas Basbanes）訪談，沒有人說得清當初究竟有多少書被毀：「我不知道，行嗎？因為我沒有一本一本去數，圖書館也沒有留下紀錄。」

該從哪裡說起？理想的圖書館營運有個原則，那就是絕不在重大建築工程期間出清書籍。當然，你還得知道哪些書被清理掉，基於什麼理由，並且取得社區的認同與支持。遮遮掩掩、蓄意蒙蔽、混亂與驚慌是舊金山圖書館醜聞的特色，資深的管理階層是始作俑者，他們不再相信書籍是圖書館功能的核心。如果這是進步的代價，那麼好處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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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需要把視線轉向法國。兩千年來圖書館經歷了創造、災難、毀壞、惡意與承諾，以及偶爾的愚昧無知，法國是這段大起大落旅程末端的好消息。公共圖書館誕生以來的大多數時間裡，法國圖書館一直是怠忽與疏漏的代名詞。

沒錯，法國大革命期間沒收的書籍移交給地方政府時，法國率先成立公共圖書館。但這些遺產不是祝福，而是詛咒：到了一八六○年，法國各地的市立圖書館不再假裝有志為大眾服務。從一九七五年開始，經過一波耀眼的創意措施，這種情況徹底改觀：法國政府插手干預，撥出大筆經費全力革新破舊的公共圖書館。

這項革新造就了新一代的多媒體圖書館，這些圖書館通常是坐落在市中心的美麗新建築，有社區需要的完善功能，也預留了未來的發展空間。新建築的位置充分顯示，這項計畫是市民榮譽感的寄託：拉羅歇爾（La Rochelle）的多媒體圖書館正對港口，尼姆（Nîmes）的則俯瞰市區的古羅馬競技場遺跡。有些地方感性地改裝古典建築，比如普羅旺斯艾克斯的多媒體圖書館是火柴工廠改建而成。

老祖宗留下來的古書並沒有被遺忘，每座圖書館都有個設備齊全的珍稀書籍區，通常距離兒童圖書、音樂和一般書籍不遠。許多時代的書籍和不同世代的圖書館在這裡和諧並存。最重要的是，這些圖書館十分忙碌，反映了各地社區真實而鮮活的一面。到了二○一九年，法國總共有一萬六千五百座公立圖書館，比二○一七年增加四百座。

法國的圖書館使用者十分活躍，全國的公立圖書館總計借出兩億八千萬次。百分之七十六的法國人民仍然認為圖書館是實用的社會機構。在這個時代，歐洲各地的圖書館焦慮地預做準備，以因應資源日益縮減的未來，過去十五年來法國圖書館的使用率卻成長百分之二十三。

●本文摘自時報出版之《圖書館生滅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