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鼎鈞百歲出書 專訪談境界也談歸屬：故鄉是我的初戀，紐約是我的婚姻

前言：人稱「鼎公」的作家王鼎鈞，自發表作品以來，筆耕逾80年不輟，近期更有自選集「江河旋律」出版，來自兩岸三地及紐約的文友月底特在紐約集會慶祝發表。

王鼎鈞3月10日偕妻子王棣華來訪紐約世界日報，並接受本報專訪。王鼎鈞笑稱，他1978年移居美國時即到世界日報「報到」，王鼎鈞在今次專訪裡暢談寫作、憶述人生，時而激昂，時而沉思，老作家的山東鄉音穿越時空，宛如跳動的音符。以下為訪問摘要：

問：您出版著作逾40種，文類甚多，人生三書及回憶四書俱為代表，有評論稱您為一代中國人的眼睛，自是經過顛沛流離、故鄉他鄉，透過作家之眼為時代見證，留下豐美作品。您數十年筆耕，真的沒有經歷過所謂作家的瓶頸嗎？

答：不瞞您說，最初，我是拿寫作當做一門手藝來學習的。寫作是由「內在的構意」到「外在的構詞」，需要使用一種工具，就是語言文字，如何使用工具要經過學習，「辭達而已矣」，我的了解就是你完全掌握這種工具了，完全發揮工具的性能了，把「構意」和「構詞」之間的高牆拆除了，我在學習中愛上了咱們的文字。

中國文字是那麼可愛，字形可愛，字音可愛，字義可愛。寫作是文字的排列組合，中國字號稱方塊字，使用起來靈活方便，字靠著字、字連著字、字疊著字愛得你要死。每個字是一個精靈，一道符咒，排列組合的變化無窮無盡，使你上癮，使你成癖，使你貪得無厭，你把心一橫：我就這樣了此一生罷！如此這般，做成一個貫徹始終的作家。

前賢說每個方塊字像一塊磚，可以築成宮殿，作家像一個建築師。我說每一個方塊字像一幅圖畫，可以連成大地山河，作家像一個畫家或者電影導演。方塊字除了一字一形，還有一字一音，這一個字像一個音符，作家寫作的時候像一個音樂家，他排列聲音。中國字有四聲，有輕聲變調兒化韻，聲音有輕重長短高低強弱，變化也是不可勝計。作家使字音彰顯字義，字義強化字音，兩者相得益彰，運用之妙存乎一心，內心自有一種秘密的甘甜。「甘」是美感，「甜」是快感，所謂得失寸心知，就是暗自回味這種甘甜，甜到心裡，甜到夢裡，你樂不思蜀，樂此不疲，這才做成了一個作家。

我常常勸寫文章的朋友，文章不能逢年過節寫一篇，不能兒娶女嫁寫一篇，不能等到日食月食寫一篇。寫作不是你長周末去釣了一條魚，不是百貨公司大減價去買了個皮包，寫作是你兼了個差，天天要簽到值班，寫作是你養了個寵物，隨時想抱一抱，摸一下，看一眼，為了它早回家，晚睡覺。寫作是一種癢，手癢，心癢，寫作是一種癮，就像菸癮酒癮。寫作是朝思暮想，千回百轉，才下眉頭，又上心頭。

問：您曾說，60年代後期，70年代初期，決心以文學立命，設法「使一步步使職業與文學脫鉤」，何以下這樣的決心，又怎麼做到？您對年輕作家的建議是？

答：我的一位老師說過，文學並非專門的學問。我的理解，文學作品有自己的生命，萬物皆備於我，六經皆我注腳，不為堯存，不為桀亡。依據這個了解，我把作家分成三大類，有一黨的作家，有一國的作家，有人類的作家。作家可以黨同伐異，各為其主。作家也可以站在全國人的立場上表現人生、批判人生，超越黨派，超越地域，超越階級，當然超越自已的利害禍福。這樣的作品仍然很難成為全世界共有共享的文化財產，更上層樓是人類的作家，居高臨下，悲天憫人。我以前只知道憫人，同情所有的人，我不知道為什麼要悲天？後來才曉得，這個悲是同情，不是悲哀，同情老天爺啊，為什麼要同情老天爺？有很多事情，老天爺也不願意它發生，但是老天爺也沒辦法啊。這個境界叫做悲天。

我的宗教信仰是基督教，基督教沒有悲天，基督教的上帝不需要任何人幫忙和同情。你說你同情上帝，對上帝是一種侮辱。但是我後來還受佛教影響，佛教對於作家有幫助，佛教裡頭有悲天，佛不願意發生的事情照樣發生，並不得夠使那些事情不發生。這個時候佛是很痛苦的。

人類的作家最後要有這個境界，在他的心目中眾生平等，世人都是上帝的兒女。他把作品經營成高級象徵，不管讀者的國籍、種族、信仰，作品對他都有意義。眾人的痛苦就是他的痛苦，每一個人的痛苦也是眾生全體的痛苦，讀者一旦進入這樣的作品，也就進入了共同的人性，營造共同的諒解。

所謂與職業脫鉤，意思是不再把文學當做使用工具的技能，不是指作家轉業。我年輕的時候夢見在稿紙上畫鈔票，一面畫一面擔心有人看出來是偽鈔。我要做另一種夢，那是一個什麼樣的夢？我還沒有做過。至於轉業，每個人都有他嬰兒時代的鞋子，少年是詩人，青年是革命家，中年是商人。另有高就當然很好，我不勸人和我一樣。

問：前面提及顛沛流離，鼎公自中國大陸到台灣再到紐約的經過，是兩岸關係一段不堪回首的時代縮影，您自身曾身涉國共矛盾之中，作家張大春新近演講幫大家回顧了這段不可思議的經過，他的結論是國家辜負了鼎公，甚為沉重。您如何看待這段人生與歷史？

答：1931年，九一八事變發生，我七歲，開始有國家觀念。我受的教育是國家多難，這一代人要救國，救國需要犧牲，個人利益與國家利益衝突。戰爭來了，我經過對日抗戰，國共內戰，戰爭是反淘汰，我苟全性命，萬劫歸來，倘若加減乘除，其中總有對不起國家的地方。國家並不欠我什麼。說到這裡，我的大白話不夠用了，借用文言，去臣無怨詞，憂讒畏譏。

我在不同的時間、不同的地點、對不同的訪問者說過，我這一生混到三個國，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還有一個美利堅合眾國。人生在世不能沒有國家，但是最好只有一個國家，國家多了可能是一種折磨。我的問題是有三個國，沒有家，四海漂流，處處非家處處家，用台語來形容，我這樣的人「只有路，沒有屋」。我在不同的時間、不同的地點、對不同的訪問者說過，中國生我，台灣養我，美國用我。故鄉是我的初戀，刻骨銘心，紐約是我的婚姻，侯門一入深似海。

我這一生只好稀里糊塗，不求甚解，但是下一代呢？我不止一次告訴孩子們，你們是法律上的美國人，血統上和文化上的中國人，要溶入美國主流社會，但是保持中國的特色。愛中國，效忠美國，葉落未必歸根，風媒水媒，分散也是繁殖。這也算是「極無可如何之遇」了，除此之外還能怎樣呢？

午後兩點，王鼎鈞和夫人王棣華到了世界日報。他穿著一件寶藍色羽絨外套，一雙棉鞋，拿著一疊打印出來的泛黃的文紙。百歲鼎公摘下墨鏡，看上去氣闊疏朗。

文紙上是已經寫好的採訪問題的答案。王鼎鈞說，他不喜歡說已經說過的話，因為一個作家在前期，最怕為別人重複，而到後期成了「專家」，則害怕自我重複，「得意的話是說了又說。」

用他的話來說，這一番採訪是「不計後果」，將許多未曾說過的話，都付諸在了這幾張紙上。事後我們頗後悔，為何沒再設法多問鼎公幾個問題？

王棣華說，拿到我們問題後，鼎公便在電腦上敲敲打打。70多歲時，他的「機關手」並不太再能用筆來書寫，於是，就學會電腦，用「科技手」來代替。新冠疫情期間，他把自己關在二樓的書房，也並不說清楚這其中的安排，但誰能想到，「他窩在書房，疫情期間還出了一本書。」

「對我來說，他是一個怪人。」王棣華打趣說。

王鼎鈞的耳朵不好，在採訪開始前，他戴上助聽器和我說，若問完一道問題，就拍拍他的手臂示意。於是，在一眾人面前，我放大聲提問，他也縱情作答。有一回多翻了一頁，所答並非所問，鼎公明白過來後說：「答錯了。」再認真重答。

作答時，王鼎鈞求精準，但也求直白。一些書面和文言，鼎公會再口頭解釋，一些留白的地方，他有時也會說得更透徹。他與讀者與聽眾之間，許是要「明月直入，無心可猜」，若是連採訪的人都聽得不明不白，產生歧異，那就更遑論讀者了。

在遷台的外省作家當中，鄉音是「故鄉」的一道殘影，齊邦媛的東北音、白先勇的桂林口音，都令人印象深刻。幾十年間，鼎公從中國大陸到台灣再到紐約，來自魯南的鄉音也似未改。他說話時，聲音低沉，但抑揚頓挫，仿若聽著說書，時空停踏，有時候還帶著拖音，偃仰起伏，也讓人跟著百轉千迴。

鼎公說，作家寫作時就像一個音樂家，他「排列聲音」，創造不可勝計的變化。而他說話時，也更像是把這些文字，再布施到空氣當中，唱念做打。讀起來好聽的字句法，落下筆也方才動人。他講到悲情處，聲調不受理性的控制，聽者也跟著揪心。

「我以前只知道憫人。同情所有的人，我不知道為什麼要悲天？」王鼎鈞繼續悠悠地說，「後來才曉得，這個悲是同情，不是悲哀，同情老天爺啊，為什麼要同情老天爺？有很多事情，老天爺也不願意它發生，但是老天爺也沒辦法啊。」

當天紐約暖暖冬陽似酒，王鼎鈞在憫人與悲天之間感嘆收放，在場聽者無不動容。

而講到恣意、適意處，鼎公的雙手、指節，也跟著舞動、應和，像是文字的指揮官。講到嘲諷之處，聲調也跟著往下一滑，像是摔一記跟頭，引得在場眾人無不大笑。鼎公有黑色幽默，生動魯直，他偶出現在大眾面前，總能帶來陣陣笑聲。

談話間，快滿百歲的鼎公始終精神矍鑠，陶然自得，喝上一兩口太太遞過來的茶水，頓上片刻，又再進到文學的世界，再遞過去，茶已經涼了，話還熱乎。

王棣華說，王鼎鈞「只要談到文學，就不會累」，文字和文學，帶給他隱密的甘甜。

「每個字是一個精靈，一道符咒，排列組合的變化無窮無盡，使你上癮，使你成癖，使你貪得無厭。」運用中國文字已入化境的王鼎鈞自況：「把心一橫：我就這樣了此一生罷！如此這般，做成一個貫徹始終的作家。」

「如此這般」的王鼎鈞寫作人生，線條無比簡明，底蘊卻無比厚實。

王鼎鈞之「鼎」，似也在述說著他的人生：鼎有三足兩耳，三足串起三國，兩耳貫通上下；鼎既是記憶的重器，歷史熔爐，但也是鼎革與取新。

「作家要不停地創新，才能擺脫困境。」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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