傑克·凱魯亞克（Jack Kerouac）文／ 李斯毅 譯 ／我的開悟之旅 Satori in Paris
▋前往巴黎
在巴黎（還有布列塔尼）這十天的旅程中，我在某個時刻獲得了啟發。這種啟發似乎再一次改變我，我認為在接下來的七年或者更長的時間 裡，我將會以這種嶄新模式過我的生活。事實上，這是一種開悟（satori），也就是日語中表達「突然開竅」、「突然覺醒」的詞彙。簡單來說，就是一種「被狠狠羞辱」的感覺──無論如何解釋，我確實遇上了一些事。在結束這趟旅行之後，我回到家重新整理這十天既精采又混亂的遭遇，腦中最先想到的，是這種開悟似乎是一位名叫雷蒙．巴耶（Raymond Baillet）的計程車司機所賦予我的，不過有時候我也覺得可能是當我於凌晨三點鐘獨自走在布列塔尼布雷斯特濃霧瀰漫的街道時所萌生的偏執恐懼。有時候我還認為可能是來自卡斯泰爾加魯先生（Monsieur Casteljaloux）和他亮麗耀眼的女祕書（她是布列塔尼人，擁有藍黑色的秀髮和碧綠色的眼眸，而且她誘人紅唇下的門牙中間有一道牙縫。她身上穿著白色的羊毛針織衫、手上戴著金手鐲，散發著迷人的香水味）。或者是那個對我說“Paris est pourri”（巴黎爛透了）的服務生，或者是我在古老的聖日耳曼德普雷修道院裡聽見的莫札特《安魂曲》演奏，那些得意的小提琴家欣喜若狂地揮舞著手臂，因為現場有許多知名人士前來聆聽，修道院的靠背長椅和特別座位上都坐滿了人（飄著薄霧的戶外也擠滿人潮）。或者，老天，到底是什麼原因呢？是杜樂麗花園筆直的林蔭大道，還是當我於熱鬧非凡的假日走過橫跨塞納河的橋梁？我在過橋的時候緊緊抓著我的帽子，我知道搖搖晃晃的並非橋梁（杜樂麗碼頭臨時搭建的棧橋），而是我喝了太多干邑白蘭地，加上我心情緊張且睡眠不足。我從佛羅里達州搭乘噴射客機飛行十二個小時，伴隨著來自機場的各種焦慮來到巴黎。或者，是酒吧或各種苦惱從中對我產生了影響？與我之前的一本自傳式作品相同，我在這本書裡也都使用真名。我使用我的全名：尚-路易．勒布里．德．凱魯亞克（Jean-Louis Lebris de Kérouac），因為這本書所講述的是我在法國尋找這個姓氏背景的故事，而且我也不怕寫出雷蒙．巴耶的真名讓大眾檢視，畢竟他不僅可能是我在巴黎獲得開悟的理由，而且我筆下與他有關的一切都是他很客氣、很友善、很有效率、很時髦、很超然等諸多優點。最重要的是，他碰巧是我從法國準備回家時載我前往奧利機場的計程車司機。當然，他並不會因為我寫出他的名字就惹上麻煩──而且他可能永遠都不會發現自己的名字被印在書本裡，因為現今美國和法國都有那麼多書籍出版，不會有人知道每一本書。就算有人告訴他他的名字出現在一本美國「小說」裡，他可能也不知道在巴黎哪個地方才能買到這本書。假使這本書真的被翻譯為法語，假使他真的找到了這本書，當他讀到「雷蒙．巴耶是一位了不起的紳士和計程車司機，他載著一個美國人前往機場時，讓那個美國人留下深刻的印象」這段話的時候絕對不會有任何損失。
Compris？（明白嗎？）
▋開悟的起點
不過，正如我說的，我不知道自己究竟是如何開悟的。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把這個故事從頭開始說一遍。或許我在說故事的時候可以找出真相，然後就這樣開開心心的直到我把故事說完。我說出這個故事沒有別的理由，只是為了書寫情誼。書寫情誼是文學的另一種定義（也是我最喜歡的定義）。為了書寫情誼而講述故事，並且領會宗教或對宗教表達敬畏。在這個真實的世界，文學就應該反映（本書也確實反映了）與真實生活有關的事。換句話說（我說完之後就會閉嘴），那些關於「如果」的虛構故事和愛情小說是寫給小孩子以及愚蠢的大人閱讀的，因為他們不敢在書中讀到自己，就如同他們在生病或受傷或宿醉或精神錯亂時不敢照鏡子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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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單的男人
事實上，這本書的內容是對我們每一個人表達同情之心，所以請不要因為我寫出這些事而對我發脾氣。我住在美國佛羅里達州，搭乘法國航空公司的大型噴射客機飛到巴黎。在我即將抵達目的地之前，飛機飛越過巴黎近郊，我發現法國北邊的鄉間在夏季綠意盎然，因為冬季的積雪已融進毛茛草原裡，以致這裡的草地比長滿美洲蒲葵的鄉村更充滿綠意，尤其在導致一切乾枯的Août（八月）尚未來臨前的六月。我搭乘的這班飛機在降落時沒有發生「喬治亞故障事件」，我指的是1962年一架飛往美國亞特蘭大的飛機，那架飛機上坐滿了地位卓越且受人敬重的亞特蘭大人，並且裝滿這些乘客攜帶的伴手禮，結果飛機卻衝進一座農場，機上乘客無人生還。那架飛機還沒有起飛，半數的亞特蘭大乘客就往生了，他們的伴手禮散落在奧利機場上並且被大火燒毀。這對基督徒而言是一場嚴重的悲劇，但不是法國政府的錯，因為罹難的機長和空服人員都是法國公民。
我搭乘的這班飛機安穩著陸，在灰濛濛且冷颼颼的六月清晨抵達巴黎。
機場巴士上有一個移居海外的美國人一邊平靜且愉快地抽著菸斗，一邊與一位搭乘另一班飛機從馬德里或某處而來的朋友寒暄。我在飛機上沒有和那個看起來很疲倦的美國女畫家攀談，因為她在飛機飛過寒冷寂寥的新斯科細亞省時睡著了。紐約讓她累垮了，她必須為那些幫她照料紐約的人買一百萬杯酒──但無論怎麼說，那不關我的事。在伊德爾維爾德機場時，她曾問我是不是要去巴黎找我的舊情人，我回答她：不是。（但我還真的應該去找我的舊情人。）
如果有辦法加以比較，我肯定是全巴黎最孤單的男人。此刻是清晨六點鐘，天空正下著雨，我乘坐機場巴士進城，先到巴黎榮譽軍人院附近，然後在雨中轉搭計程車。我問司機拿破崙的陵墓在什麼地方，我知道應該就在附近。其實我也不是非要得到答案不可，但是司機完全沒回答我。經過一段令我感到不舒服的沉默之後，他才終於伸手指向某處說：“Là.”（那邊。）我想去聖禮拜教堂，被譽為「聖路易」（Saint Louis）的法國國王路易九世在那裡放了「真正的十字架」，可是我沒去成。十天之後當我搭乘雷蒙．巴耶駕駛的計程車從聖禮拜教堂前呼嘯而過時，才聽到他提到這個地方。我也想去看看在塞納河聖路易島上的聖路易教堂，因為我在麻薩諸塞州洛厄爾市受洗的教堂也名為聖路易教堂。呃，最後我去了島上的聖路易教堂。我把帽子拿在手中，坐下來欣賞一些身穿紅色外套的人在聖壇上伴隨著樓上的管風琴樂聲吹奏長號，他們演奏中世紀的清唱劇，旋律優美得足以令韓德爾癡迷。我基於對教堂的敬畏，將帽子在手中倒置。突然有一個婦人與她的丈夫和孩子從我身旁走過，並且在我那頂因為過於破舊而被她誤會的帽子裡放了二十生丁（大約四美分），藉此教育她的孩子要心懷慈悲。為了不讓她教育下一代的苦心陷入尷尬，也為了不讓她的孩子感到困窘，我默默將那筆錢收下。當我回到佛羅里達州之後，我母親說：「你為什麼不把那二十生丁捐給窮人？」我確實沒想到可以這麼做，畢竟這點小錢不值得我花費太多心思，而且我在旅館房間梳洗完畢之後（那個房間裡有一道大大的圓牆，我猜圓牆後方是煙囪），在巴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施捨給一個滿臉青春痘的法國女乞丐一法郎（大約二十美分），並對她說：“Un franc pour la française.”（這一法郎送給法國女士。）後來我又在聖日耳曼德普雷區給一個男乞丐一法郎，當時我對著他大喊：“Vieux voyou!”（老惡棍！）他笑了，對我說：「什麼……惡棍？」我說：「沒錯，你騙不了我這個法裔加拿大人。」現在我不禁擔心自己所說的那句話是不是傷害到他了？因為我想說的其實是“guenigiou”（拾荒者），結果卻說成“voyou”（惡棍）。
就是guenigiou這個詞彙。
（其實「拾荒者」的正確拼法應該是guenillou，但在魁北克使用了三百年的法語中不是這麼拼的。反正在巴黎街頭的人都聽得懂，在魁北克的人就更不用說了。）
一個看起來很有威嚴的老頭子從宏偉的瑪達肋納堂的台階走下來，他身上穿著棕色的長袍，臉上有灰色的鬍子，不過他既不是希臘人也不是羅馬主教，很可能是敘利亞東方正統教會的成員。如果都不是的話，大概就是一個在胡鬧的超現實主義者。誰知道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