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柄富／張愛玲算不算台灣作家？1999年「台灣文學經典」論戰回顧
一、「台灣文學 經典三十」的誕生
張愛玲算不算台灣作家？如此辯題，僅僅是聯合報副刊公布「台灣文學經典三十」書單後，出現的戰場之一。二十世紀末的文學論爭還很熱鬧，不如今日在雲端上的替身攻擊，充斥虛假帳號與反串反諷的煙霧彈。發表平台有限的1999年，門檻之後，可以說擲地皆有聲也可說有些權威獨斷，但總是一個發聲者有名有姓，言論伴隨言責的時節。
1999年二月，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的委託，聯合副刊籌辦的「台灣文學經典三十」歷經了數月的提名與層層選拔，終於公布名單。此評選，從邀請七位委員在各文類中提名作品開始。七位委員分別是當時的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系教授王德威、台灣大學學務長何寄澎、中央大學中文系教授李瑞騰、詩人向陽、中央研究院文哲所研究員彭小妍、國立藝術學院戲劇系教授鍾明德，以及小說家兼《聯合報》「讀書人周報」主編蘇偉貞。
熱門小說
初選共有一百五十三本書得到提名。複選階段，則邀請在大專院校教授現代文學相關課程的教師，與少數活躍的媒體工作者，總計九十一位擔任票選委員，以問卷方式進行投票。依票數統計出的五十四本書，再進入「台灣文學經典三十」的決選，由初選時的七位委員進行決審會議，票選出最終三十本。
最終獲選的三十本書，分別是新詩類七本：鄭愁予《鄭愁予詩集》、余光中《與永恆拔河》、瘂弦《深淵》、周夢蝶《孤獨國》、洛夫《魔歌》、楊牧《傳說》、商禽《夢或者黎明》；散文類七本：楊牧《搜索者》、梁實秋《雅舍小品》、王鼎鈞《開放的人生》、陳之藩《劍河倒影》、陳冠學《田園之秋》、琦君《煙愁》、簡媜《女兒紅》；小說類十本：白先勇《台北人》、黃春明《鑼》、陳映真《將軍族》、七等生《我愛黑眼珠》、張愛玲《半生緣》、王文興《家變》、李昂《殺夫》、王禎和《嫁妝一牛車》、吳濁流《亞細亞的孤兒》、姜貴《旋風》；戲劇類三本：姚一葦《姚一葦戲劇六種》、賴聲川等《那一夜，我們說相聲》、張曉風《曉風戲劇集》；評論類三本：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葉石濤《台灣文學史綱》、王夢鷗《文藝美學》。
由官方委託、民間主辦、文學家評選背書，「台灣文學經典三十」注定是一份對台灣文學舉足輕重的名單；但也因為這樣的重要性，名單中的其人其書也被聚焦檢視，隨之而來層出不窮的正反意見，其背後顯示的，更是何謂「台灣文學」的問題意識。較可貴的是，聯合副刊以此經典三十的書目與主題，召開了相關徵文與為期三天的「台灣文學經典」研討會，並由時任聯副主任陳義芝編作《台灣文學經典研討會論文集》出版，種種活動令不同的立場與說法能得到呈現與記錄的機會。
二、張愛玲之爭：誰有資格成為台灣文學？
張愛玲算不算台灣作家？1999年3月15日，李奭學在《聯合報》的「讀書人周報」，發表了〈鑼聲若響──為台灣文學二十九位作家三十本經典定音〉一文，稱讚本次的評選能夠「悍拒省籍意識的介入，同時又外延伸向西方文化」，其延伸與包容力「似乎比『中國文學』還要大──大到連張愛玲一類台灣『過客』都含括在內」。這樣的評價雖為贊語，卻也預示了另一方批評的方向。
1999年二月聯合副刊刊出徵文通知，歡迎讀者就「台灣文學經典三十」提出意見。3月16日聯合副刊以「我看台灣文學經典大家談」為題，刊出獲選的徵文。其中，張之傑的〈廣徵意見，續行評選〉即點出張愛玲的身分問題，認為她既非台灣人、未曾定居台灣，作品也非初版於台灣，其影響更非限於台灣，因此質疑評選未先釐清「台灣文學」的定義。
前一日，《聯合報》的報導〈台灣文學經典 十九日起研討〉，除了公布研討會的資訊，也並陳了「台灣筆會」等文學團體對此次評選的反對意見：「（『台灣筆會』會長）李喬昨天表示……文建會是國家公器，『經典』這一詞又太嚴重，民間媒體愛用什麼名稱辦文學會議是它的自由，由文建會委託媒體開書單，就講不過去……像商禽、洛夫等人，都不承認自己是『台灣作家』，而是『中國作家』，怎麼夠格登上『經典』」。
「台灣筆會」等團體亦隨即宣布於研討會當日舉辦「搶救台灣文學記者會」，邀集巫永福、陳千武、鍾肇政等作家，呼籲取消「台灣文學經典」。依其標準，商禽、洛夫等人尚有爭議，張愛玲更因未曾定居台灣成為焦點。「台灣文學經典」論戰於焉展開，除了研討會與記者會的對壘，亦延燒至《聯合報》、《自由時報》、《台灣日報》等媒體。
3月19日研討會上，果然相關的討論不斷，一位學生詢問為何住在美國的張愛玲，其作品也能入選？為《半生緣》作品剖析的論文發表人、東海中文系教授周芬伶提出了「加法說」，指出張愛玲雖不曾定居台灣，但全集在台出版，擁有廣大讀者，且影響許多台灣作家；而她的作品，中國文學史並不承認。一部文學史應該用加法，而不應用減法，接納張愛玲的作品，是增添光輝而非罪過。
隔日，才與「台灣筆會」共同舉辦抗議記者會的《文學台灣》雜誌代表黃樹根即回應周芬伶所說，有人認為只要是在台灣有出版、對台灣有影響的就是台灣文學經典，那是不是表示莎士比亞的作品也可以算台灣文學經典？
研討會前後，撰寫《台灣新文學運動四十年》的彭瑞金，分別發表了〈今日台灣大賣出〉與〈關於台灣文學經典的謊言邪說〉兩篇文章於《台灣日報》，前文指責此次評選扭曲「台灣文學」定義，未先釐清標準就「搶占位置」；後文則批評評選缺乏資格限制，不敢面對「台灣文學」定義，又何來「正典」可言，並指責學者提出「文學加法」、「影響、出版說」，是侮辱台灣人小鼻子小眼睛的邪說。
3月20日，趙天儀以「乞丐趕廟公」為題，在《台灣日報》上指責此次評選是盜用「台灣文學」之名，企圖用遠方文學、過客文學取代在地文學，又質疑評選者多是長期教授中國現代文學者，如何能評鑑台灣文學？
楊青矗3月21日在《自由時報》刊出〈荒謬的台灣「經典」文學研討會〉一文，說明其認為的「台灣文學」定義，應為長時間住過台灣的人，以其生活經驗寫出對台灣這塊土地以及對台灣人民的關懷，需有濃厚的台灣情感，方能寫出好的台灣文學。對於楊青矗的說法，朱榮貴〈政治文學或是文學政治──回應「荒謬的台灣『經典』文學研討會」〉一文在四日後登報，質疑楊的「台灣作家」定義強調認同、愛心、感情，是鄉情掛帥，跟統派的意識形態掛帥，都是以文學為工具。
砲聲隆隆，林瑞明與石弘毅在《台灣日報》聯名刊登的〈天秤在哪裡？對《台灣文學經典》的幾點看法〉，再批評此次主辦方評選的台灣文學標準是「台灣地區發行的文學作品」，與過往作家關懷台灣所寫的台灣文學作品有極大的差異。數日後民進黨籍立委黃爾璇質詢文建會時，也以作家生活經驗與台灣毫無關係為由，批評此次將張愛玲列入「台灣文學」的評選；國民黨籍立委朱鳳芝、劉光華則反嘲，未獲選的作家不該進行抗議，應擁有寬大胸襟和肚量。至此，「台灣文學經典論戰」已從報界、文學界延燒至政界，也逐漸出現失焦的口水戰。
三、再想想：台灣文學史的界線
回到問題本身──張愛玲算不算台灣作家？張愛玲的文學算不算台灣文學？聯合副刊所評選出的三十本「經典」中，還有另一本書的位置非常醒目，即是葉石濤在1987年台灣解嚴時出版的《台灣文學史綱》。該書為戰後首部台灣文學史著作，進入了決選時七位委員中五位的三十本名單內。作為一本足以反映本土立場的文學史，本次論戰中出現的彭瑞金、林瑞明，在書寫自己的台灣文學史著作時也都深受《史綱》的影響。
《史綱》的本土立場，尚可見書中如何反省六○年代現代派的「無根與放逐」：「（現代派）脫離了台灣民眾的歷史與現實，同時全盤西化的現代前衛文學傾向，也和台灣文學傳統格格不入……」
靜心來看，葉老以如此關懷寫就的《史綱》，在第四章〈五○年代的台灣文學〉，他也收入了張愛玲的作品。經典研討會上擔任《史綱》講評人，後來完成了《台灣新文學史》的陳芳明，說明他寫台文史，很大程度上，是受葉老史觀的感召，受訪時他被問到「張愛玲一題」時也以此為據，說明《史綱》既包容了張愛玲的作品，也記錄了許多外省籍作家的成就，葉石濤的評論也許有些偏頗，但至少不會將他們全然排除在台灣歷史外。
那麼葉老在《台灣文學史綱》中以什麼角度安放張愛玲的位置呢？在這篇論戰回顧文的末尾，或很適合讓我們再讀一讀：
加入 琅琅悅讀 Google News 按下追蹤，精選好文不漏接！在1954年寫成的《秧歌》裡，她以「土改」後的江南農村，「勞模」譚金根一家為主要描寫對象，配以個性、背景各異的農民群。映在張愛玲眼裡的農村是飢餓、貧苦和恐怖的世界。張愛玲的《秧歌》著重描寫農民生活的日常性，以女作家特有的細膩觀察描寫農民瑣碎的生活細節，當然也沒有口號式的誇張批判，卻反而把共產統治下的農村現實寫活了。張愛玲的小說一向富於音樂的節奏，色彩的氾濫，及嗅覺、觸覺等官能描寫。這本小說自也不例外。除《秧歌》之外，另外有一本反共小說為《赤地之戀》。張愛玲1921年生於上海，河北豐潤人……除這兩篇反共小說之外，還有《怨女》、《半生緣》、《張愛玲短篇小說集》等，在台灣擁有許多讀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