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谷芳/「儒釋道」──中國文化的鐵三角

丁雲鵬 〈三教圖〉,儒道釋是中國文化的鐵三角,分領「人與人」、「人與自然」、「人與超自然」的文化塊面,以之,中國文化方顯深厚,與其他文化才明晰有別。(圖/林谷芳提供)
丁雲鵬 〈三教圖〉,儒道釋是中國文化的鐵三角,分領「人與人」、「人與自然」、「人與超自然」的文化塊面,以之,中國文化方顯深厚,與其他文化才明晰有別。(圖/林谷芳提供)

「儒釋道」合為一詞

人間性與漢字讓中國文化有著「神聖性與世俗性交滲」、「一元性與多元性並存」的基底特質,但此係總體就其基礎形貌立言,真要體得中國文化,還得更具體地切入其中的實質內容。就此,核心觀照必在「儒釋道」三家。以之,中國文化方顯深厚,與其他文化才更清晰有別。

談「儒釋道」,先須合為一詞談之,而這,要從人類學的研究談起。

人類學的文化觀照:「人與人」「人與自然」「人與超自然」

人類學對「文化」這核心概念,固有不同向度的界定,但「文化是一個族群為適應其自然與人文環境,所發展出來的一套可以世代傳承的行為模式」,基本可說是人類學在總體研究後的事實歸納。

就此,文化的作用在調適環境,失掉此功能,就會產生文化變遷。而功能喪失,則因滿足不了生命的三個基本需求。

這三個基本需求,是「人與人」、「人與自然」、「人與超自然」的關係。

「人與人」的關係是社會結構的根本,它根源於人類的群居性。但如何群居?不同文化則有自己的主體選擇。

例如,中國橫向上既特別強調「家國天下」的連結,縱向上也作三代倫理的延伸。而西方,縱向上固偏向兩代倫理,父母養子女是天職,子女回報父母則沒有那麼強的道德必然;橫向上,也無「家國天下」的連接。但兩個文明都從古屹立至今,只在價值上有不同倚重。

中國的連結性強,面對挑戰有群體力量支撐,但個人意志也相對被限縮。西方則相反。正如此,參觀山西的王家、常家大院,就常看到兩極反應,有人讚嘆家族力量的強韌,有人則感受到個體生命的壓縮。

「人與自然」,指人與環境的關係,廣義而言,還包含與己身小自然的關係。

人原賴環境以生存,中國過去講田獵須「網開一面」,不可「竭澤而漁」,都是為保障大自然資源而生的經驗之談,但工業革命後,機械取代人力,人逐漸脫離了與自然的「直接」連接,這些就常被忽略。要到最近,因濫墾濫伐使許多地方飽受乾旱之苦,地球暖化更帶來全體生態危機,許多人才驚覺:人類仍依自然而生。

而說自然,人本身就是自然界演化下的產物,悖離這,就不可能健康成長。

對於自身這小自然,不同文化的切入也常有別。在中國,女人生產非常強調進補,不喝冰水,西方則沒此觀念。印度瑜伽修行認為過多含血的肉食行為讓西方人容顏快速老化,但能接受這說法的西方人並不多。以此,所謂「中醫是偽科學」的命題,正因沒能觀照到:人「可以」如何看待自身所致。

人與超自然的關係,出自人對生命終極意義的提問。

人是能賦予事物意義的生命,甚且就以意義決定行為,例如存活是天性,但仁人志士卻可以捨生取義;而在此,人必然會碰觸到如「生命存在的意義何在」「生從何來,死從何去」這樣終極性的提問,你若不能在此有所觀照,甚至得到一定「解答」,就難有終極的依託。正如此,乃有神話、信仰、宗教,有終極宇宙觀、生命觀的產生。

這個牽涉宇宙、人生根源的解釋,原是人們行為的終極準繩,但「答案」既超越可觸可摸的現象界外,出現的詮釋乃常相逕庭。它是文化性格的本源,終極「一神信仰」的西方與相信「生命輪迴」的印度,乃至於「以人心體得天道」的中國,許多行為會如此不同,根柢也常因於此。

印度的「一」、西方的「二」、中國的「三」

在「人與人」、「人與自然」、「人與超自然」這三者的關係上,不同文化也都有自己的總體設計。

以印度為例,它是以「超自然」來界定「人」與「自然」的。正如此,它有堅固的種姓制度;也視「恆河」為超自然的顯現,而人在此就「超自然」地生老病死。這也就是在恆河較上游處水面正火葬,稍下游就有人以水「淨身」,更下處,你還可看到人們在此洗滌蔬果的原因。

相對於印度,西方則由基督教信仰與希臘人文兩大傳統建構而成。前者是「超自然」指導「自然」與「人」,後者則立於「人」的基點看「自然」與「超自然」,所以諸神也只是七情六慾的「大能」生命。西方歷史一定程度就因這神與人兩股力量的消長而定,黑暗時代是神權時代,文藝復興後則回歸人文解放。也所以,中世紀的畫都是宗教畫,文藝復興的畫還一定理想化地描繪人間,到當代藝術,則就極端顛覆主流——尤其那原先不可逾越的上帝。

有意思的是,相對於印度的「一」、西方的「二」,中國則以「三」——儒道釋,分領了「人與人」、「人與自然」、「人與超自然」的文化角色。

這概略一、二、三的切入,與高下並無關,但這樣的觀照卻能讓我們清楚看到彼此文化架構的不同。

儒家的「人與人」

「人與人」的關係,在中國是由儒家來主導的。它臻於一尊,是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結果。

政治在此發揮了關鍵作用,正有其必然。「泛氏族」文明的中國人,既視「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一線延伸為理所當然,帝王就好在此藉勢,讓統治一事不只擁有社會結構的支撐,也充滿著道德倫理的色彩,甚至有「天意」的背書。

歷代的尊崇使儒家的正統性幾乎不容置疑,它以名教為訓,不僅排斥「棄名教」或「反名教」的道家,對「外來」的佛教,也始終發揮著批判作用。

道家的「人與自然」

在中國,「人與自然」的關係主要受惠於道家。

儘管儒為主流,道家卻始終有它一定的角色,不只與儒相頡頏,魏晉時還成為顯學。而能如此,一因道家有顯其境界的哲思,另外,生命角色又與儒家恰為互補。

道家是種自然哲思,它以人之苦痛災患,在不能體得「道法自然」,只有溶於大化,生命才有逍遙放懷的可能。這樣的領略與放懷,使中國生命在「家國天下」這凝固的整體外,有了個人休歇與吞吐的空間。

正如此,過去的士大夫乃多「外儒內道」。外儒,社會面上具正當性;內道,則又擁有不被剝奪的情性空間。孔子講,「達則仕,不達則隱」,這隱,若只是儒家之隱,因時不我與而消沉遯世,必難澆胸中塊壘。但隱,若是道家之隱,既真悠遊林泉,反就一派風光。

以此,中國乃有了「山林隱逸」的文化,它直接影響了中國藝術,多少人就寄情於藝術中的山水田園。「道法自然」也作用於人體小自然,中醫、養生觀念就深深滲透於中國人的生活中。

然而,雖說能補儒家不足,道家所舉依然多此岸中事,仍不離人間性的本質。

佛家的「人與超自然」

相對於此,「人與超自然」的關係,後世則由佛家來引領。

原來,中國也有自己的「彼岸」來應對生命的超自然需要,它以祖先崇拜與民間信仰為內容,只不過,這彼岸也還是此岸的延伸。

這種「延伸性」的彼岸,殊勝處是與此岸既不二分,就有「於人間行其超越」的可能,但其不足,則是缺了明晰而超越的終極仲裁,多數生命就不容易生起根柢的敬畏之心,凡事乃多現世考量,連哲人亦難免此限。

例如:釋迦牟尼與孔子的時代都有奴隸制度,但對這制度,佛家以眾生平等待之,佛陀亦為賤民說話,可在「君君父父、臣臣子子」的社會,有人也只能被命定為「奴奴」。即此,若只泥於社會規範,無深層的宗教觀照,對生命處境就不容易有其根本的反思,例如:為何有人天生是君,有人天生是奴?所以孔子在此的不忍人之心,亦僅只孟子談他的一句「始作俑者,其無後乎」。

好在,佛家基本補足了這個缺憾。

各具基點又頡頏涵攝的「鐵三角」

在中國,就如此由儒道釋分領了文化的三個基本面相,它們各具基點,但也多少相互涵攝:

例如儒家的「祭」,是超自然的,孔子的「四時行焉,萬物育焉」有自然的觀照,但人倫畢竟是它的本質。

道家曾被轉為黃老之術,其智慧更成為處世為人的重要參照,這是它的社會面;而在超自然,老莊原多對道的拈提,道家修真也有明顯的超越性。但其核心是自然無為的哲思則殆無疑義。

而佛家雖有《仁王護國》等經,超越之道卻總是它的本質。

能如此,是歷史長期頡頏消長的結果。

儒家雖貶抑道家,但在個人生命與社會秩序上,最後則成為「外儒內道」「一顯一隱」的存在。

儒家闢佛,壓力下,佛家亦逐漸援儒入佛,最終形成人間性濃厚的中國佛教。而為對抗佛家,儒家也產生了理學。

佛道雖亦相抗,但佛教初入,係藉由道家之語的「格義佛教」才逐漸為人接受,而最終,最具中國特質的佛教宗派——禪宗,也顯現了與道家諸多的相容處。

三家的顯隱,直接映現了歷朝不同的氣象。中國文化後期的開展性不大,與儒家獨大、只談先秦,以及「嚴夷夏之辨」的「純粹中國」迷思有一定關聯。以此,談中國文化,必先以「儒釋道」為一詞總體論之,也必以「儒釋道」為「鐵三角」。

「橫三角」

在了解個體生命上,「鐵三角」也是個有效的切入。而這,就得談及「橫三角」與「豎三角」。

「橫三角」,是空間性的生命塊面特徵。指的是唐宋後的秀異之士多鏤刻著三家軌跡;而一個人的生命風采,也可由他在三家偏倚上所形成的三角形來看出。

蘇東坡可說是三家「均衡」的代表性歷史人物;在當代,如南懷瑾者也較為等邊,新儒家諸人則儒家線特長,道家的一邊已短,佛家的軌跡往往稀薄。

聽人談中國文化,得注意談者這「橫三角」的長短分布。作為基底參照,三角形並非等邊才好,但許多國學者將範圍永遠拘泥於先秦,「橫三角」既完全缺了一邊,也就容易有他的偏倚與不足。

「豎三角」

「豎三角」,是指生命在時間軸上所顯現的三家軌跡。唐宋後許多秀異之士,基本就「先儒,再道,終佛」。

「先儒」,是指青壯年是儒家的生命。這在中國,當然有人間性的影響,「致仕」,原是中國士子年輕時的共同夢想,也合乎青壯年的身心發展。

「再道」,是中年後逐漸會有道家的影子。所謂「年事益長,感慨遂深」,從而有更多的反思、觀照、自謙與放懷,許多人悠游於道家影響下的中國藝術,甚至直接過起「田園將蕪胡不歸」的生活。

所謂「終佛」,是佛家成為許多人晚年生命的重要支柱。人到此,社會角色盡褪,無論是告老還鄉的官宦、優遊藝海乃至於歸隱田園的文人,橫梗在前的,是同樣的課題:面對生命的來去,面對死生的本質。

生命書寫的歷史偏倚

「豎三角」有它的普遍性在,但印象中,許多歷史人物就以一家形象而存,這其實是特定歷史書寫的一種印象烙刻。

中國的歷史書寫受到政治及儒家深遠的影響,如歐陽修,他主持編纂《新唐書》就不錄「舊唐書」中的許多佛教資料,所謂「永叔不喜佛,舊唐有涉其事者,必去之。」甚至對玄奘,也可以一字不書。

然而,歐陽修晚年自號「六一居士」,雖謂「六一」都乃生活雅興:「藏書一萬卷,金石遺文一千卷,琴一張,棋一局,酒一壺,在加以吾一翁」,但居士既為在家學佛之專稱,歐陽修豈有不知之理?所以張商英批評他「以居士自稱,則知有佛矣,知有而排之,則是好名而欺心耳,豈為端人正士乎?今之恣排佛以沽名者多矣!」正指出當時的氛圍。但後世書寫歐陽修則幾不言此。

「三家齊弘」與當代對應

總之,「橫三角」「豎三角」是中國秀異生命常有的樣態,它既應於中國文化鐵三角之特質,也應於生命之某種必然。識得此,談中國文化,就更能放寬心胸,「三家齊弘」,不必如後世儒者般一切盡納於己。

尤有甚者,若要談中國文化之影響於世界,西方文明之立基既與中國不同,若只想從人間性上去涵攝對方,基本不可能,這也是儒家在傳播、影響於西方的礙難處。相形之下,道家的自然哲思,佛家的空無超越,則一在體得諸方所在之自然而入於大化,一在觀照於人人都有之死生而究竟超越,就有更多跨越文化藩籬者。

能觀照及此,談中國文化之作用於世界,就更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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