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莉姿×沐羽/來自那裡,抵達哪裡
▋演講社交恐懼透過飲料解決
沐羽:
我想聊聊演講。作家似乎總是往返講台與書桌,我也時常戲言作為一個小說家,還真的三不五時都要大說特說。自從四年前出版第一本書後,我演講的機會明顯變多,台北書展講幾場,文學節又講幾場,書店或大學當然也是必不可少。最初我上台前還要準備好一份雙面A4講稿,生怕一上台就緊張漏掉了精采部分,到後來漸漸壓縮成紙條,然後變成手機備忘錄的幾個小標題,到現在我都空手上台了。我還記得你在《明媚如是》裡寫到辯論隊不帶筆記直接上台的辯員,這叫「空手辯」對吧?我們現在都當空手小說家了。
作家好像總被期待能在公開場合傳遞想法,右手拿筆左手拿麥克風(視乎慣用手,又或更現代的風景:手在鍵盤,麥克風架在嘴前一個拳頭遠的位置),你是怎樣習慣這回事的?又或者說,你從一開始就不怕演講?在最初的時候,我連在大學上的課堂報告都做得不好,任何向我投來的眼神或提問對我來說都是挑戰,都是刺激甚至攻擊。不過還是無他唯手熟爾,演講得多就連性格都變,根據流行的MBTI說法,這四年的反覆練習後我從一個內向者轉型成外向者,什麼社交恐懼完美主義,一上台切換開關就拋諸腦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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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祕訣都是飲料,咖啡補充內向能量而酒精增加外向能量,兩者入喉把我弄成人形搖酒壺,開口前搖幾搖瞬間忘記上台的緊張感。還有講華語時的坑窪顛簸,口音的攀山涉水。雖然這似乎削弱了資訊傳遞的精確度,但保持在穩定的飛行高度對我來說是更重要的。雖然有時,我也會突然想到:其實我能帶什麼東西給我的觀眾?又有時會想,如果演講是一種任務,這個任務到底是什麼?又或者說,演講是一場表演,那我的表演是什麼風格?
也許遠在美國的你正陷在這種思考漩渦之中,來自香港的我們就連台灣的演講文化都要學習適應,更不用說另一片大陸了。人在外地就連麥克風都是滾燙的,在早稻田演講時我的開場白是:我的英文是場災難,所以我選擇照稿念,謝謝你們的同情。在這句話離口而出時,我早已灌下一大罐啤酒。這似乎就是我演講焦慮的解決之道了。但是人在或遠或近的異地,到底我想講些什麼,還有對方想聽什麼,總是讓人午夜夢迴思前想後。
我正在準備這個周末的一場演講,題目正好就是「流動者的城市觀察」,在準備這條講題時我忽然想起了駱以軍。不是因為他的流動或城市觀察,單純是一種演講風格上的參考。十年前吧,在香港第一次聽他的演講,他就像脫口秀那樣連續講了三個故事,當然是空手而來的。其實就是他書裡的內容,但是原來一個作家坐在台上拿著麥克風講話,可以把台下所有人的思緒捲進他的世界裡,我想這就是演講的最高境界吧。只可惜這恐怕不是一個上台前必須灌醉自己的人做得到的了。
▋故事讓我不致在話裡迷路
梁莉姿:
如果要根據MBTI,我顯然與你相反,經年的旅居生活,以及語言轉換潛藏的誤讀與詞窮無疑讓我戰戰兢兢,使我在香港時一個社交恐怖分子般的大E人漸次洗練得委婉沉默──語言恍若水中魚鮮活,必得多躍動嘴巴舌頭與腦袋,讓它如鰭般擺晃,才能生生猛猛。這幾年我在花蓮生活,在修畢學分後──也是403大地震後,同學幾近畢業或休學,鄰居與店家陸續遷離,我陷入一種失語的社交失序,鎮日足不出戶,線上購全聯食品,在家自煮,只有偶爾不得不到外用餐才會離家──饒是如此,簡餐店都是自畫菜單付款,於是我繼續省下說話的必要。
半年前,當我從花蓮遷到北部後,才開始多與你或其他友人聚會,我統稱為社交、寫作、說話復健。
魚不動,水沒換,我的內在長起霧霧的青苔。那段時間我斷續接過一些演講,關於香港、離散、小說。我常覺得自己講話像穿過太多迂迴幼狹的小徑,本來要說A,但想到的是先到B,跑去C,啊順道走訪一下D,這才回到A。友人命名我這種表達為散步式講話,適合人數不多或友好聚會的場合,因為那要求聽眾高度集中,願意隨著講話者的思緒漫走,還要懂得不時為那些A、B、C、D的景點立個路牌,畫條路線,便能享受這場紙上談兵的走讀。簡言之,友人說,所以你知道嗎?你看似的委婉,實則帶有篩選,來聽你說話的人,要願意付出同樣的力氣或集中力,才能與你同步(否則他們可能就在這幾個點上落單迷路,最後中途離隊了)。
但演講的形式、場合、時間時常多變,我難以常備多種說話策略在口袋,譬如對談需要默契,短講攸關sound bite,長論仰賴喘息,我在經年後慢慢習得這些說話的技巧,卻更為懷疑演講的意義──寫作容讓我曖昧、陷入迴圈,提出觀察而非定見,但演講,在時間有限的場合裡,熟練鋪墊出明確說法──這也許就是我和你對於演講迥異的體驗,這些年的合作,我知道,你的話總是狠鑿鮮明,斬釘截鐵,端現洞見,我卻越發遲疑,不敢厲下判斷,自然言語緩滯。
由是,從今年二月的台北書展,再到如今身在美國三周,跑近八場活動,還沒算上各種飯局、咖啡、瞎聊,是我近年前所未有的緊密集中地需無日無之與人交流,向外侃侃而談的大型社交訓練營。有沒有什麼策略嗎?我記起去年書展,我跟同樣從香港來台的漫畫家柳廣成(阿成)對談移居經驗,我講了很多關於陌生、不適與幽微的抽象話,但阿成劈頭就說,他認為一個人要判斷自己在一個地方活得適不適應,那就是當他進入當地任何一個場所,不需特地提問,就會自在地懂得箇中運作,並不會為此而尷尬。譬如當他走進一家簡餐店,會懂得自發拿菜單和筆,而不會納悶於需否到櫃台點餐。多麼輕淡扎實的例子,深入淺出,一點就明。
於是我嘗試在口袋裡,常備幾個關於香港、關於小說、關於我對世界種種想像的,一些具體且可簡短說明的小故事,它們像幽幽的光,讓我不致在自己的話裡,走得過於散漫,而幸虧還懂得回家。
▋你最想去的五座城市
沐羽:
我時常在閒聊時迷路,聊到一半時忘了兩分鐘前在說什麼,這算是一種注意力不足,還是記憶力弱化呢?最慘的還可能是,喝到兩三點回家後妻子問我,這麼晚回來,剛剛聊了什麼?我的回應絕大部分都很可疑:還真的沒聊什麼。後來我在各種迷因裡都看到一個類似的敘事,一群直男坐在海邊釣魚、坐在烤爐前煎牛排、坐在酒館髒兮兮的吧台前,人手一瓶啤酒,聊著些這魚好大條或這裡氣氛真好,然後過了十年可能還不知道彼此的背景或感情狀況。甚至──我自己也試過──認識了一個人幾年,連他的名字都不知道。
後來在Threads上看到,可以專注在社交但一轉頭後就忘個清光,只留下一種印象或氛圍,似乎是一種外向者的能力。我不確定自己需不需要這種能力,但這種能力穿上了我,把我弄成一副似乎習慣社交的軀殼。常見的模式如下:演講時輸出一輪,QA時輸入觀眾的提問再回應,與三五來賓續攤時交換意見。似乎總是如此,總有一種意猶未盡,我有時覺得演講就像一場未竟的散步,精采的部分在結束後坐下來才開始。
然而散步,總是來來回回。依照你的邏輯,一開始進入陌生的場景總是迷路,總是彎彎兜兜,然而到了最後我們總能認清一些座標,一些細節或刺點,從此建立路線體系。口袋裡的小故事如此,慣常的判斷也是如此。
最近,我的小技巧被發現了,可能因為用太多次了吧,在獨書祭時我與柳廣成做了一次對談,題目是「你最想去的城市」。這是因為我在喝酒時總會在某個時刻向酒友問起,你最想去的五座城市是哪裡。其實這是「想過的日子」的變形,你們想去東京過怎樣的生活,或是倫敦紐約里約熱內盧雷克雅維克?主辦人沛澤發現我時常向人提問這個問題,就找我們去獨書祭分享心得。而且,畢竟我們在當下這個時間點都選擇了台北。
然而台北,儘管這裡的驟雨堪比倫敦而悶熱堪比香港,人行道理想主義地參考大阪但機車潮實用主義地頗有曼谷風格,我也不得不說自己已經潛移默化地,將台北作為我判斷事物的標準之一了。世界是一個迷宮,台北是我現在的座標,在這裡發展的友誼、文學觀、各種細節,都成為我的濾鏡與工具箱,讓我在迷失時有一個可握的扶手。
如今,我的簡介上第一句通常都是「來自香港,落腳台北」,這有點脫胎自我們的朋友蘇朗欣當年的「XX歲,尚在遷移」。遷來移去,往復書簡,對談拋接,其實都內建了一種迷路的氣質,在迷途時還要時常拿起麥克風和筆桿,也不得不說是一種平衡感的訓練了。不過迷因地說一句,double it and give it to the next person,雙倍並交給下個人,既然我時常被問到這些問題,那倒不如就去問其他人想去哪裡,想過怎樣的生活吧。
還是回到演講,回到面對公眾,在最後的最後我還是想問你,讀稿對你來說是免卻迷路之苦的一種方法嗎,而朗讀作品算是在散步的過程裡的一種風格展示嗎?在漫長的美國之旅過後,你現在最想回去的地方在哪裡?
▋語言轉換讓話語變得務實濃縮
梁莉姿:
你談到現在台北成為你的座標,從這發展出的關係、對寫作的看法,莫不在塑成你如今的形狀,讓你有個可以信任的落腳點,實在是好。我想起你在五年前剛到埗台北的雄心壯志,工作一年後決然離職並寫下《痞狗》的怠倦受傷,在這反覆拋擲的弧度裡,終於覓得安心的位置,實在是好。相對來說,我還算是北部新鮮人(也並不住在台北市),終究帶點自憐的距離。台北對我來說像一個前往的中心,一個永遠往返而非停留的點,以至於我終究不(或尚未)覺得自己屬於這裡,譬如必須為趕上尾班車而中斷任何相談甚歡的聚會,譬如當同一天上午與晚上都有行程時,我只能找一個可以消耗時間的場所卡頓其中。(有幾年書展,我們在會場完結上午活動後,你說不行了,先回家小睡片刻,晚上飯局再見,那時候的我還沒理解到這句話的含金量有多高……)但我覺得這樣也很好,我喜歡我住的地方與台北保持剛好的距離,進可攻,退可退。
你的小技巧是不斷向人提問「最想去的城市」,我來到美國後,因緣下也遇上不同華人朋友。在分享會上我成為被發問並需分享的讀者,但下台後的聚會──也是這些活動中最棒的一部分,就是相互了解的時刻了。我很想知道他們來美的緣由,又為何待下來,怎樣看待自己與紐約──或曰曼哈頓的關係。(我在曼哈頓住了十天,這確實是個豐富、有機、美麗,但需求門檻的城市)有人住在皇后區,也有人住在布魯克林區,每天搭一個多小時鐵路通勤,或是駕車,往返居所與中心,緊密,又不至於完全貼合,像微微貼歪的牆紙,留有縫隙──這也有點像我跟台北的關係。
關於我的迷路之苦,得先反高潮地說,由於我每場活動都有主持,形式較接近與主持互動對談,於是──雖然我確實準備了講稿,有字可依可讀總是讓我安心,但結果當對方溫柔且輕盈地猝不及防問出新的問題,我就發現,整場有機而密切的對話,其實已越過了所有我早早寫好的字,那些方格與小字的框限,都顯得近乎不值一哂。所以,我必須說,置諸死地而後生,柳暗花明又一村,我闔上小本子,竭力窮盡曾在港接受過十二年語文教育的記憶,說著卡卡的英語回應。
這是幸或不幸,像我在行程期間因活動太緊湊而使長達半年的失眠不藥而癒,我那習慣刁鑽、繞路、抽象的措辭,都隨著我英文有限公司的匱乏而無從施展,像一台勉強湊合能用就用的車,它最重要的功能就是運輸,自然沒那麼多花樣可炫。從沒想過,語言的轉換讓我的話變得務實濃縮,於是真誠成了我最大的本領。
至於朗讀,我覺得這取決於你是否相信聆聽與閱讀,之於同一文本,是兩種體驗。海外似乎相當流行有聲書,我曾聽過《日常運動》英文版的有聲書,是柔柔的女性聲線,娓娓道來。這次我主要用廣東話和英語朗讀,前者常誦,後者是第一次。我其實很享受朗讀,儘管我的聲線沙啞,但我知道怎樣運用它,怎樣適時停頓、製造效果──確實現場反應也很好,讓我感覺聲音很多時候可以越過邊界。好啦,剛好來到尾「聲」,可順道回應我最想回到的地方──縱然外地五光十色,我想,我終究最想回到能讓自己的語言安放之地──我的家,與我的貓,同睡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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