琅客來了／《東京都同情塔》芥川賞作家九段理江：在複雜的世界裡，無論如何都要用語言傾訴情感及思想

採訪當日，台北正值陰雨濕冷春寒料峭的時節，我們自台北國際書展步行前往位於信義安和站的綠咖生活概念店的途中，發生一件小插曲——怎麼樣都找不到咖啡廳的入口。直到來回徘徊數圈，才在民宅間一處被綠意重新佔領的空地發現他們的折疊招牌。迷你綠帶、空氣裡的雨絲、交通工具排放的汙染，被這些包圍的我們一下子讓湧上一股說不清的感受。

第一眼見到作家九段理江，確實如《東京都同情塔》給我們帶來的作者印象：只要加上皮件或金屬扣帶，就能毫不違和地參加龐克搖滾演唱會。即使不是憤怒青年，也該是冷靜自持的觀察者。

九段理江向我們展示她在書展現場購買的手袋，那是參照喬治．歐威爾《一九八四》封面製作的手袋。她還告訴我們，她在日本的住處玄關就貼著《一九八四》的海報，「在家寫小說會有種隨時被監視的感覺，『Big Brother is Watching Me』。」她笑著說。

於是我們終於想到該如何形容那個下午。雙色調台北，黯淡的灰與藍。那與天氣的質感、隨機從反烏托邦電影中摘取的影像，在腦海中融匯成一塊，我們想像小說家返家的那條路上，就像《銀翼殺手》一般潮濕，積水裡有著霓虹燈倒影。

我們決定求證一下心中的疑問：「您是否覺得自己是有那麼一點憤怒的人？」

「很多日本作家都說自己是靠著憤怒在寫作。但我其實不理解那是什麼意思。」九段理江答道。

這個答覆可是大大出乎我們意料之外。

九段理江回憶起兩年前她參加日本作家聚會，許多人分享他們是以憤怒為燃料寫作，輪到她解釋自己的動力是什麼時，她答道：

「我是用愛啊，愛（です）。」

就像我們在日本影視劇裡看過的經典日本人反應，她的同行也是「欸？」一聲，然後追問：愛？這種小說嗎？

《東京都同情塔》背景設定為平行時空的東京，在我們這個時間線被棄為廢案的札哈・哈蒂（Zaha Hadid）為東京奧運設計的國家體育館，在該世界得到落實。同一時期，主張將犯罪者重新定義為「應受同情的群體」（Homo miserabilis）的學者，疾聲呼籲應建立一座宛如都心豪華公寓的犯罪收容所，並將之命名為「東京都同情塔」——學者主張，要扭轉對犯罪的歧視與偏見，必須從語言著手。

主角牧名沙羅是一名女建築師，由於過往曾無法精準描述現實而蒙受創傷，以致對語言有一種近乎潔癖的敏感。她雖然帶領旗下建築事務所雖然參加了收容所的競圖，卻始終反感藉詞彙的曖昧性模糊事物本質的做法，進而對豪華收容所是否該被建造感到疑慮。

《東京都同情塔》犀利地評論了日本人為委婉表達意見，而借用外來語替代原有說法的習慣，並將之比附AI大型語言模型的特性：由於用以訓練模型的數據多來自網路上的文本資訊，如部落格文章、新聞報導、社交媒體貼文，其內容生成方式亦是基於常用機率的組合，無法超越數據的侷限性，傾向生成客觀、中立的表達，以致生成的內容流暢有餘但個性不足，價值判斷只會是最符合規範的選項——或言，最符合特定意識形態的選項。

那麼當日本人開始使用大型語言模型應對公共生活，那又會如何呢？在語言學上有項假說，人類所使用的語言會深深影響到他們的情感及思考模式。小說裡的角色也是如此，在「東京都同情塔」——一座以平等、多元、希望、共生等詞彙構築的象徵——的影響下，2030年的日本人情感與思維邏輯已與AI生成的文章並無二致。

這是令人難堪的反烏托邦近未來。

但一個人的反烏托邦，也是另一人的烏托邦。反之亦然。九段理江這麼說。「我在寫作的時候，並不會想通過作品去傳達訊息或正確的解答，更精準地說，我的作品比較像是在拋出問題。」

所以《東京都同情塔》裡的批判力道及危機感，都是基於愛嗎？

「對，全都是愛。」

愛是種容易明白卻又抽象的東西。有些人習慣將事物描繪成閃閃發光的美好，並稱此為愛；對九段理江而言，愛則發生在書寫的過程中，是心甘情願地付出大量時間、努力以及能量，「為了要愛，需要鍛鍊自己。」

鍛鍊並非比喻，是真實對肌肉的磨練，因為寫小說就是一份體力活。三島由紀夫認為鍛鍊肌肉是對精神的洗禮，村上春樹則將跑步訓練出的專注力及持續力運用在寫作，九段理江也是如此穿梭在《東京都同情塔》裡因言詞含混而呈現膠著抑鬱感覺的世界中，將好與壞合併呈現，將理應複雜曲折的議題情感表現的複雜。那是她深愛世界的方式。

「對我來說，之所以愛是因為世界和人類都不完美、有缺點，但我並不想將缺點修飾掉。」她說：「在複雜的世界裡，無論如何都要用語言，將情感思想輸出成詞彙，這就是我對於愛的表現。」

有趣的是，《東京都同情塔》的發想及主角的職業設定都是純屬偶然，是九段理江一次與喜愛建築設計的編輯共進晚餐後，在返家的電車上快速構思了整體故事結構，並僅花了三個月便完成全書。此前，她對建築沒有一丁半點的認識，反而是確認角色身分後才大量翻閱建築師的訪談、文章，並將他們對用字遣詞的講究如實呈現在牧名沙羅身上。這也是九段理江的寫作特色——她不書寫個人熟悉的議題，反而熱衷於探索平時不感興趣、生活裡接觸不到的領域，並從中獲得樂趣。「以自己的情感挑戰陌生的題目，也讓知識、世界觀變得更廣闊——要做這件事也須要用上愛。」

對人類感知的思索，在九段理江的創作脈絡中佔有核心位置。她最近一本小說，《寫詩的馬》（しをかくうま）書名隱藏了一個雙關語遊戲，「日文中的平假名『し』（shi），漢字可以是「詩 (し)」或是「死 (し)，因此這本書的書名可以解讀為『書寫詩或是死亡的馬』。」

她形容《寫詩的馬》與《東京都同情塔》互為表裡，二者行文風格截然不同卻是雙胞胎，關注語言、技術如何影響思維。《東京都同情塔》以日語為對象，《寫詩的馬》則擴及一切自然語言，並將馬——此一在6000年前便被馴養，作為運輸代步工具的物種，定義為文明發展的關鍵因素之一。

九段理江視人類發明語言、跨上馬背為歷史上的重大里程碑。語言是交流與思想的大前提，駕馭馬匹突破移動限制，二者拓展了人類的視野以及想像，對認知能力帶來驚人啟發。那麼，要是我們將大語言模型的誕生理解為又一次轉捩點——當人類語言被簡化為一種基於規則的文字積木遊戲時，深受技術制約的未來世代，對語言的掌握、對文學的評判標準，都勢必與你我相當不同。

這股隱憂讓許多人落入抵抗心理，他們迫切想知道想證明，在人類的創作理是否具備某種獨特性或價值，是人工智慧永遠模仿不來的？

抑或者，文學會自此在人類文明中絕跡？

《寫詩的馬》書封採用19世紀英國攝影師埃德沃德．邁布里奇（Eadweard Muybridge）的作品《飛馳中的馬》 （The Horse in Motion），長久以來，人們對於馬匹奔跑時四蹄是否同時離地爭論不休，該系列攝影作品不僅是人類首次觀察到馬兒的身體如何動作，也通過了技術揭示了肉眼難以察覺的瞬間，改寫了人類對於時間及事物的感知，而這正是《寫詩的馬》所要探索的主題。

在這次採訪開始前，九段理江在日本的友人給她發來一條訊息。大意是因為《東京都同情塔》的緣故，芥川賞增訂了評選規則，投稿作家必須確認有無使用AI輔助創作，評審也須審核作品有無AI寫作的特徵。

「用了 AI 所以不行，沒用 AI 所以可以，我覺得這個想法相當奇怪。」《東京都同情塔》全書有5%由AI寫成，而她近期受雜誌委託，即將在下月面世的短篇新作反其道而行，95%的內容由AI生成。

「如果小說95%的內容請AI來幫忙創作的話會變成什麼樣子？」對她發出邀請的編輯是這麼說的。

有可能評斷這樣一篇小說的文學價值嗎？我們問。

做判斷的人不該是我。她說，作品是否有趣、有意義，其價值取決於讀者的感受。至於它當初由是誰撰寫，如何寫作完成，反而是旁枝末節的資訊。相較擔憂人類文學步入式微的論調，九段理江相當樂觀，她認為自成一套價值觀的現代人可能對文學的未來悲觀，「但將來的價值觀，只有將來的人才會知道。如果未來人覺得AI 創作沒有問題，那就不成問題。

「最終還是取決於人類自己要做出什麼樣的抉擇。」

該篇小說內容由九段理江的提問與AI的回覆組成。讀者可以清晰觀察到九段理江與AI對話流程。「我期待讀者看到我的提問之後，會根據這個提問產生出想要創作的念頭。」

「很多人對未來抱持消極態度，認為人類正慢慢走向不好的方向。但老一輩的人也是這麼說的——以前什麼都好，以前有人情味，現代人都冰冰冷冷的沒有溫度。像這種一代不如一代的想法，恐怕兩千年以前就已經存在，根植於人類文化裡了吧。」

世代之間本就存在價值觀差異，文學目標也不會是例外。她相信接著還會有許多眼前被人們視為珍貴的東西失去，但也有新的，值得珍視的事物到來。那都是以後的人才會知道的，這個時間點的我們還無法想像。

那麼，何必過分傷春悲秋？「在歷史不同階段，人們對文學的想像、想從中獲得的目標都不一樣；即使身處同個時代，不同國家的人對文學也各有各的需求。人類在變化，文學在人類社會中扮演的角色也會變化。

「所以我不擔心『文學會消失』這樣的問題，有些人害怕一旦AI 能寫小說，人類的價值、文化的價值會因此喪失，我相信他們有很充分的理由；但在個人層面，我寧願去享受未知，享受這只有一次的人生。

「可能歸根究柢，我對人類抱有很深厚的信任，懷抱很強大的愛意⋯⋯只要人類還存在，文學就會繼續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