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真實故事啟發！孩子目睹「爸爸殺了媽媽」如何從創傷走出來？

文／菲利普．貝松 Philippe Besson

我忘了鈴聲響起時究竟在忙什麼，直到最後一刻才匆忙接起。一開始，話筒那端的她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但她確實鼓起勇氣撥打了我的號碼，也耐心地聽完等待接通時在她耳邊響了四次的提示音。我因為差點錯過來電而略感煩躁，大聲催促下，她終於聽見我的呼喚。然而，電話那頭依舊無聲。事實上，她是受到巨大的衝擊而無法出聲。

我對衝擊的來源毫不知情，只知道妹妹給我打了電話，這一點也不尋常。我們不常交談，就算有，也只在我週末回家時才會面對面聊上幾句，因此我對這通來電的感受僅止於驚訝，談不上擔憂。真正的憂心始於聽見她的喘息，話筒裡只有她的喘息聲，她的呼吸聽起來就像快要窒息了。沒錯，就像快窒息了。於是，我先打破了沉默，問道：「蕾雅？蕾雅？是妳嗎？」沒有回應。

我大可把這通電話當作玩笑，或者認定是她無意間按到通訊錄裡的號碼，沒發現電話已經接通。這些都是有可能的。但我並沒有這麼想。我也可以想像話筒那端是另一個偷了她手機的人，甚至有人因為某個不可抗的因素代替她打了這通電話，但我沒有這麼做。我很肯定話筒那端的人就是她。儘管那呼吸急促且紊亂，卻是她無誤。我不可能搞錯。這種把握來自於兩人的默契，是關係密切的證據。

見她始終不出聲，直覺告訴我，應該再溫和一點，因此，我試著用輕柔的語氣再次呼喚。我削去聲音裡的憂慮，藏起所有的不耐。這下，她總算開口了。

她小聲低語：「出事了。」

我記得很清楚，當時我坐在租屋處廚房裡的小桌子旁，聽見那句話後，一陣涼意爬上背脊，我不禁挺直了身軀。我不明白為什麼在一片模糊的記憶中，唯獨這件事歷歷在目──也許下次與心理師見面時應該詢問──我猜想，某些關鍵時刻很難從記憶中抹除，而有時，在事情發生的當下，我們就會知道那是關鍵時刻。

我沒有追問：「什麼事？」事實上，我有足夠的時間提問，因為蕾雅在說出下一句話前沉默了好幾秒，至少十來秒；她的確需要這段空白，好讓自己重新回到軌道上，說出那難以開口的句子。我想，這時提出這樣的問題也是沒有意義的，畢竟她終究要說出口的，虛弱的聲音、急促的呼吸都不成阻礙。她是唯一一個知道真相的人，只有她擁有揭示的權利，她的來電也只為了這唯一的目的，選擇打給我是理所當然。一開始，她因為打擊太大而無法開口，接著又被排山倒海的情緒淹沒，然而我確信她做得到，她能把該說的話說出口。

而她的確做到了。

她說：「爸爸剛剛殺了媽媽。」

那年，蕾雅十三歲，我十九歲。

我們沒有學過如何面對這種程度、這種性質的災難。

沒有人學過。當然了。

然而，它卻降臨在我們身上。

換作他人，可能會喊道：「什麼？妳剛剛說了什麼？」藉此反覆確認自己理解當下的情況──事實上會反覆確認的人心裡都是清楚明白的，這麼做不過是條件反射，他們不相信、不願相信，甚至是否認眼前的事實──但我沒有提高音量，沒有出聲抗議。

相對地，我問了：「怎麼會這樣？」我要她把話說清楚，試圖釐清狀況、理解事情發生的經過。這就是我的反射動作。話不能這麼籠統，事情不能這麼不著邊際，我需要細節，需要具體的、確切的、有形的內容，需要邊界與界限。

蕾雅沒有回答。

後來，太遲的後來，我才意識到，不該對一個十三歲的孩子提出這種問題，更不該的是，她是受害者的女兒。

因此，我降低了要求，把語氣放輕，給了一個我能想到最不嚇人的假設，我寄予最後一絲希望，卻一點也不相信：「他不是故意的吧？」

她勉強擠出一個字：「是。」

一個冷靜且肯定的「是」。

一個直達地獄的字。

這下，我也說不出話了。

我感到頭暈目眩，這則消息把我擊潰，我失去了所有回擊的力量。

我必須坦承，這件事沉重無比且超出了我所有的想像，直至今日，每當我回想起蕾雅低聲吐出的那些字詞時，它們仍會以難以置信的清晰雲淡風輕地在我腦海裡響起，我仍然會感到震驚與錯愕。想到這些話竟然有被說出口的機會，我仍然為之目眩。

我想，我是被徹底擊潰了。

「妳現在在哪裡？」

「廚房。」

「一個人嗎？」

「跟媽媽一起。」

她說「媽媽」這兩個字時，彷彿媽媽還活得好好的，就跟平常一樣。我必須強忍住抽泣。

接著，我開始勾勒案發現場。我對事情的經過仍一無所知，不過要想像一具躺在地上的屍體，周圍流了一灘血，這樣的畫面並非難事。請別誤解「並非難事」的意思。那場景想當然耳是駭人的，甚至難以承受。但我的想像更多是基於我對那個場所的了解所做出的推理，以及合理的判斷。

我看見蕾雅在媽媽的遺體旁邊。

請允許我在這怪異的景象上稍作停留。我至今沒有真正看過現場，可是它卻深植在我腦海，無法擺脫。

「爸爸呢？他還在嗎？」

「沒有。他跑走了，我也不知道去哪裡了。」

我再次陷入想像之中（這是我彌補自己的疏遠、缺席和在重要時刻逃避的方法）。他先是往後退了幾步，想必有點茫然，然後像個懦夫，像個膽小鬼般逃離。也許他連猛力關門的步驟都省略了。走在房子前那條小徑上的他腳步踉蹌，像個醉漢。我趕緊抹去了這個形象，不讓它削弱他的行為帶來的後果。

「妳真的真的確定媽媽已經……？」

「對。」

我並不是懷抱任何希望才這麼問的，只是，沒有看過屍體的人是有可能認錯的吧？刀刺進身體（如果是刺進去的）的那幾下可能不至於致命，但她的那聲「對」如刀一般俐落。蕾雅的情緒紊亂，可是頭腦是清醒的（後來我才知道她當時測了脈搏，又是一個沉重的影像）。而且，這場風暴中，事實與單純的真相成了指引她的明燈。

我刻意不說完那句話，避開了關鍵詞（這也是刻意的）。事後，我又想，我是不是不願意面對事實，就像一隻在障礙之前退卻的馬，是不是我沒有足夠的勇氣面對。也許是不想在火上澆油。不過現在，我認為是蕾雅刻意打斷了我的話。是她選擇了保護我。

「妳呢？妳沒事嗎？」

「沒有。」

他沒有對她施暴（我差點就說「感謝上帝」，可是哪有上帝可以感謝，如果真有，那也該受到指責，而非感謝）。之後還有時間可以確認爸爸是否威脅她，是否企圖對她做任何事――這將會讓情況更糟――當下最要緊的是，她安然無恙。這是末日般的一天中最令人感到欣慰的消息。

「不要待在廚房。回房間去，用鑰匙鎖上房門。」

我必須確保她的安全，更要讓她脫離剛才目睹的景象。如果連電話這端的我都已身陷驚駭與恐慌之中，她又該是什麼狀態呢？

也許整個過程她都看到了，但我不敢開口問。我想等到面對面時再談這件事。

「可以去貝容太太家，如果妳覺得這樣比較好的話。」

我突然想到這件事。讓她把門鎖上、留在那棟房子裡看似安全，可是如果父親回來，也是危險的。躲到鄰居家似乎是更安全的選擇。除非殺人犯――人們應該會這樣叫他吧？――還在附近徘徊。

她回答：「我比較想留在房間裡。」

對她來說，那是個安全的世界，溫暖又舒適，待在那裡，就沒有什麼能傷害她。然而，按照這個道理，廚房也一樣，不應該發生什麼壞事的。廚房也不該是會發生凶殺案的場所。

我回道：「妳決定就好。」

接著又說：「我已經打電話給警察了。他們很快就會到。我會搭第一班火車回去。」

她說：「好。」

我又補了一句：「我坐上火車後會再打給妳。我不會丟下妳的。一定不會丟下妳。」

她回了同樣的話：「好。」

掛斷電話後，我繼續坐在凳子上。

按理，我應該處理憲警 和火車票的事。可是我無法阻止自己在腦袋裡搜尋最後一次見到媽媽的情景。

那是三個星期前的事了。她陪我到火車站搭車。

我努力回想她最後幾句話，卻怎麼也想不起來。大概就是些稀鬆平常的話，像是：「鑰匙帶了吧？檢查了嗎？」

我也試著重建最後一次見到她的模樣，記憶中的她站在月台上，揮手向我說再見。我應該也是用同樣的手勢回應吧，但我並不確定。

記憶的模糊與搖擺不定的影像讓我感到羞愧。

我覺得不能立刻起身，需要一點時間恢復清醒，以免被暈眩襲擊而跌跤。

就像抽血後的感覺。

我需要思考，需要從方才和妹妹短暫卻瘋狂至極的對話中抽身，重拾某種控制權。

於是，我一字一字清楚地喊了出來：我─爸─剛─才─殺─了─我─媽。

我需要的就是這個：大聲說出那幾個字，藉此確認它們的真實性，確認這個事實，也賦予它們意義；同時帶著一點無理的期待，試圖把這幾個字指涉的內容推到遠處，至少稍微離我遠一點。

然而，我卻得到了一個完全不同的結果。坐在小桌子旁的我這才意識到，我對這件事感到驚訝，可是似乎並不意外。

我想的是：總該發生的。

或更確切地說：是有可能發生的。

可是我從未有過這樣的念頭。從未有過。

什麼意思？

所以這個念頭是藏在我的潛意識裡，現在突然浮現了。

太晚了。

不。

我驅走這個念頭。現在不該是被這樣的想法纏身的時候，更何況我有預感它還會再回來，到時我將不得不面對。現在還有更緊急的事要處理。

正常情況下， 我應該撥打一七 找警察， 可是我卻搜尋了布朗克福（Blanquefort）憲警隊的電話。為什麼？因為我想到：打給警察局，接電話的會是個關在某個陌生辦公室裡的陌生人。他會坐在一台電話交換機前，戴著耳機，遵循同樣的程序和規定，要我拼出名字，要我重複同樣的話，並懷疑我說的事。我覺得那是浪費時間的做法，而且我也無法忍受對方以隨意或懷疑的態度待我。可以想像他們每天都會接到許多電話，會遇到瘋子或用一些不重要的小事占線的人，所以第一件事就是篩選、刪除。我希望電話的另一端是真正的人，一個了解這座城市，或許也認識媽媽的人。接電話的是一位女士。聲音聽上去是個年輕人。我一口氣說完了事情原委。她可能有些驚愕，但還是立即回應了我：「我們馬上就派一隊人過去。」

回想起來，她大可懷疑我是來惡作劇的，可是她相信我了，沒有絲毫的遲疑。我想是我的慌亂說服了她。還有我提供的詳細資料：姓名、地址、電話、現場的描述。我還說了：「您知道波默－德利爾路嗎？共和國公車站牌那裡？就在那後面。」通常就是這些最平凡無奇的畫面讓最不可思議的故事變得可信。

最後，我決定直奔蒙帕拿斯（Montparnasse）車站，沒有買票，也沒有把任何東西丟進行李袋。車站大廳裡的時刻表上顯示：五分鐘後有一班列車前往波爾多（Bordeaux）。運氣真好（這一閃而過的念頭令我感到可悲）。我找到月台，在列車廣播即將關上車門前跳上了第一節車廂。若有查票員要開罰單，我打算告訴他，我媽剛去世了，是我爸殺的。他會堅持罰款嗎？逆境也可能帶來好處；相比之下無足輕重的好處。結果沒有人查票。

列車剛駛出巴黎，一個陌生的號碼就出現在我的手機螢幕上。我立刻接起電話。是憲警隊的指揮官打來的，但我沒記住他的名字。我請他稍候，讓我先在車間通道上找個地方坐下。確認了我的身分後，他表示是來跟我「更新進度」的，他已經「抵達現場」了。他的聲音低沉，沒有情緒，符合他的職業。可是他突然換了口吻對我說：「令堂確實已去世，我很遺憾。」

我在想，憲警學校是否會教授學生在宣布這種消息時，應該採取溫和且富有同情心的口吻？還是經驗使然，讓他學會了體貼，又或者是因為，即使從事這份工作多年，他仍然無法掩飾某些情緒。

至於我，當母親的死訊成為官方確認、記錄在案、無可爭議的事實時，我的眼睛正盯著廁所門上的標誌。多麼荒謬、多麼難忘。

回過神後，我問了蕾雅的狀況。他重拾中性的語調，使用程序性的詞彙向我保證，他們已經「把她安置在安全的地方」了。我不知道安置是什麼意思：是坐在某輛警車的後座嗎？還是交給了醫生或消防員？

接著，我下意識壓低了聲音，儘管沒人能聽見我說的話。我問他：「我媽是怎麼死的？」他沒有正面回應：「您不要等到了現場，我再告訴您嗎？」在我的堅持下，他鬆口了，也許是為了降低衝擊，他又用標準化的官方說法回應：「是尖銳的武器。」所以，媽媽是被刺死的。「多處傷害。」所以，媽媽被刀刺了很多次。

我對這段旅程沒有太多記憶。窗外景色一掠而過，我很熟悉――以前有段時間經常搭乘――卻沒有細看，也許是視而不見，只記得一片綠色，移動的綠，也有無盡的原野，沒有一處吸引我的注意力。印象裡只有一位沉浸在雜誌裡的女士，以及更遠處一個頑皮的小女孩，她的吵鬧和蹦蹦跳跳讓我感到不耐。我為這份不耐自責。這個孩子無視周遭生命的無常，對身邊的悲劇漠不關心，我應該感到驚喜才對。我把耳機塞進耳朵裡，聽起寵物店男孩合唱團（Pet ShopBoys）的歌。甜美的流行音樂與當下的氛圍完全不合，但我一點也不在意。重要的是，我需要音樂分散注意力。

我和蕾雅互傳了幾個訊息（她告訴我有個憲警一直陪著她），我沒有食言。我就要回到她身邊了，很快就能在一起，我會把她緊緊地抱在懷裡。不過，我並沒有告訴她，我會把她緊緊地抱在懷裡。不能讓她覺得我的同情心氾濫，或是拋棄了我們對彼此的矜持。這種想法其實很可笑。畢竟當下的情況如此特殊，即使我打破慣常，也不會有人有異議。看來，即使是遭遇如此可怕、無法想像的情況，人還是會保有一些本能反應。

我急著見她，同時讓她一個人面對這種情況的愧疚感也（已經）在催促著我。照理來說，我應該覺得這段旅程很漫長才對，奇怪的是，我並沒有這種感覺。因為這一段時間是抽象的、混沌的，既是洶湧的波濤又是迷離的霧氣，所以我沒有察覺到它的流逝。應該算是不幸中的大幸吧。

這團迷霧很容易理解：因為我處在一個思考迴圈之中。我想著爸爸為什麼會殺了媽媽，他是怎麼走到這一步的？這個問句就像一場夢、一場噩夢，把我困在同一個地方，無法擺脫，也無法往下一個階段前進。它反覆出現，一遍又一遍，繞成了一個完美的、惱人的迴圈。

抵達波爾多聖讓車站時，我沒有像平常一樣轉搭地上電車，而是攔了一輛計程車，就算會花掉我這個星期大部分的生活費，我也不想浪費寶貴的時間。

我沒想到的是，這輛車竟把我帶回童年，帶向童年曾有過的感受。當時，我和蕾雅坐在後座，前座的爸媽緊張兮兮。爸爸的情緒來自交通堵塞，久久無法前進，好像堵車是衝著他來的，好像那些人擠在一起或亂開車都是為了惹怒他。媽媽則因為總是擔心自己忘了什麼，忘了帶錢包，忘了把家門鎖上，去購物中心買東西也是她焦慮的原因，明明是件再平常不過的事，她卻總是覺得購物清單上少寫了什麼；也害怕推車相撞，甚至是賣場裡突然廣播特別折扣時，她也會變得緊張。其實仔細想想，她似乎經常處在害怕的情緒中。計程車裡的我自忖，是我們沒有給她足夠的關注，她這樣的個性肯定是某種原因造成的。

如今，我和親戚朋友、鄰居、同事聊過，也諮詢過律師、專家的意見，看過了相關檔案，仔細聽過受害者和殺人犯的陳述，也瀏覽過網路上的資訊後，我敢肯定：他，我的父親，就是這一切的根源。

●本文摘選自寶瓶文化出版之《這不是社會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