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沒有字幕能看懂台劇嗎?從台劇觀察臺灣多語社會語言維持和轉移

《斯卡羅》劇照。(圖/公視提供;聯合報系資料庫)
《斯卡羅》劇照。(圖/公視提供;聯合報系資料庫)

文/謝承諭、蘇席瑤

「百語齊放」的臺灣影劇
近年來蓬勃發展,不僅題材愈來愈多元,也愈來愈忠實呈現臺灣社會的樣貌。以《斯卡羅》、《茶金》、《八尺門的辯護人》這三部台劇為例,時間的設定分別為一八六七年、一九五〇年代,以及當代臺灣。雖然三部劇的年代背景不同、題材各異,卻都有個共通點:戲裡面的語言眾多,不需仰賴字幕就能夠聽懂劇集裡所有語言的觀眾恐怕少之又少。

我們來談一談「多語社會」的種種,而在開始之前,我們先來看看這三部劇的時空背景及大致的多語樣貌。

《斯卡羅》以一八六七年的羅妹號(羅發號)事件為背景,劇中主要地點在臺灣南部恆春半島的瑯嶠(今恆春鎮),靠近斯卡羅族的領地,附近也有閩南聚落、客家聚落,以及平埔族馬卡道族與閩南通婚的「土生仔」聚落。女主角蝶妹是原住民和客家混血,又因為自小在府城(今台南)為洋人工作,所以能說四種語言,包括:原住民語(排灣語,蝶妹媽媽的母語),(蝶妹爸爸的母語),(閩南人口的母語以及府城通行語),英語(通商洋人的語言)。

戲裡的官府人士,說的是官話(現在國語的前身)。光是這一部影集,劇中規律出現的語言就有五種。在這個多族群接觸頻繁的背景之下,戲裡許多角色都能說不只一種語言。如果一個人遇到跟自己母語不同的人時,會說自己的、還是對方的語言呢?這就可能涉及多重因素,包含了說話的地點(像是蝶妹要弟弟阿杰在府城不要說原住民語和客語),以及族群勢力的大小(客家聚落的領導者林阿九跟土生仔聚落的領導者水仔,因畏懼斯卡羅原住民的武力,會用原住民語與頭目對話,以表示尊敬)。

《斯卡羅》劇照。(圖/公視提供;聯合報系資料庫)

不同於《斯卡羅》故事發生的時間、地點,《茶金》設定在一九五〇年代的新竹北埔客家鎮,女主角張薏心是北埔製茶大廠的千金。在薏心初次登場時,我們可以看到她在家裡和茶廠員工說客語,在外和洋裁學校的閨蜜說日語,和臺北孤兒院的孩子與男主角講台語。薏心加入茶廠的營運後,我們還會看到她跟臺北的臺灣銀行行員說國語,和買茶的外國客戶說英語。男主角劉坤凱是二戰時期的臺籍美軍戰俘,也是流利切換於英語、國語及台語的多語人士。因為時間背景是在國民政府遷台後的一九五〇年代,我們還可以聽到各種南腔北調的國語,還有一點點的上海話。

《茶金》劇照。(圖/公視提供;聯合報系資料庫)

《八尺門的辯護人》的時空背景設定在現在的基隆八尺門和臺北,距離《茶金》的年代有七十年。此劇加入移工和新住民的元素,劇中的語言也是十分眾多。男主角佟寶駒是一位阿美族的公設辯護人。佟寶駒被法院指派,要為犯下殺人案的印尼籍漁工阿布杜爾辯護。

從爪哇來的阿布杜爾說的是爪哇語,而非印尼的官方語言印尼語。為了釐清案情,佟寶駒找上了同樣來自印尼,也會爪哇語的年輕看護莉娜協助翻譯。莉娜在劇中不僅會說國語(在臺灣工作所需)、英語(大學主修)、印尼語、爪哇語(媽媽的母語),而且因為信仰伊斯蘭教,她在祈禱時則說阿拉伯語。佟寶駒在外用國語和台語,跟爸爸時不時用阿美語互懟,跟起初不確定是否有共通語言的莉娜則先是用英語,後改用國語溝通。

《八尺門的辯護人》劇照。(圖/八大提供;聯合報系資料庫)

劇中的阿美族船長和副船長,也是頻頻在阿美語(族人)、國語和台語(漢人世界)三者之間切換,跟外籍漁工和漁業觀察員則得用英語交流;如果要談論一些不想被其他漁工聽懂的敏感話題,就會切換到對他們來說最私密的阿美語。

在這三個年代各異的臺灣電視劇中,都至少出現了五種語言。演員為了完美演繹角色,在語言方面下足的苦工著實讓人感到驚嘆。同樣令人驚訝的是,臺灣是這樣一個語言豐富的社會。隨著三齣戲劇的時間推移,從十九世紀的原住民族群、屯墾的閩客漢人,以及洋人通商造成的多語社會,到二十世紀日本殖民、戰後國民政府遷台,再到二十一世紀的全球化浪潮和外籍移工。隨著政治經濟社會的變化,臺灣的多語樣貌也一直在改變。

多語社會是如何形成的?
「人口移動」、「通婚」跟「政治疆界」的變動,都是形成多語現象常見的因素。從上面提到的三齣台劇就可以看出一些端倪:就「人口移動」這點來說,我們在《斯卡羅》裡就可以看見,閩客漢人移入臺灣屯墾,改變了島上原來以原住民為主的人口結構和語言生態。在《茶金》中,我們可以觀察到,日本殖民之下語言政策的遺跡(薏心跟閨蜜說日語正是一例),還有二戰後移入的外省人口帶來南腔北調的國語和各種漢語方言。

書名:《語言學家看劇時在想什麼?》
作者:謝承諭、蘇席瑤
出版社:麥田出版
出版日期:2024年1月31日

透過《八尺門的辯護人》,則是可看到當代以經濟為導向的跨國人口移動,使得東南亞語言在臺灣愈來愈常見,而英文也成為多語人士溝通常用的共同語言。這些人口流動,有些是經濟上的原因,有些是政治上的因素。無論如何,結果都導致了語言的接觸,換句話說,一個地域裡將存在超過一種以上的語言。

除了人口移動,「通婚」也是原因之一。《斯卡羅》裡的蝶妹,就是因為父母來自不同的族群,而成為「原客雙聲帶」。通婚文化造成的多語現象最極端的例子之一,來自人類學家亞瑟.索倫森二世(Arthur P. Sorensen, Jr.)在一九六〇年代觀察了巴西與哥倫比亞邊界的亞馬遜流域二十五個原住民部落的多語狀況。這區域的原住民部落有著「必須與不同語言的對象結婚」的共同文化(同語族視同親人,若結合等同於亂倫)。

因此,當地的多語狀況十分普遍,孩子會分別學習爸爸、媽媽的語言,另外也可能在村子裡聽到其他家庭不同的語言,成年後還會與不同語族的人婚配。於是,一個人會數種語言在此地是極為常見的情況。

「政治疆界」的變動,也會造成多語現象。任教於美國芝加哥大學的社會語言學家蘇珊.蓋爾(Susan Gal)觀察了奧地利上瓦特(Oberwart)這個地方的多語現象。在一九二一年以前,這個小鎮屬於匈牙利,但因為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簽訂的和平條款,上瓦特成了奧地利的領地。這個地區從原來以匈牙利語為主,逐漸轉成以德語為主。除了國家疆界的改變外,殖民活動也經常改變殖民地的語言狀況。

前面提到了日本統治時期將日語帶入臺灣,雖然沒有讓日語在臺灣長期駐留,但也留下了許多語言接觸的痕跡(比如台語裡的日語借詞,又比如,克里奧爾語寒溪語)。許多曾被殖民的國家,當年的殖民者語言已成為現在國家語言的一部分(例如印度和新加坡的英語,海地的法語等)。

●本文摘自《語言學家看劇時在想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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