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德威／狩獵在險險的夢的叢林：聯合報文學大獎十二年
▋兩種時間向度的較量
聯合報文學大獎設立於2014年，每年推舉一位台灣 中堅世代作家為得獎者。這一獎項的前身是聯合報小說獎，首創於1976年，曾經鼓勵極多文學青年共襄盛舉，成就了文壇盛景。之後台灣媒體及文教機構紛紛推出文學獎，難免產生同質化的重複。十二年前，聯合報重新擬定評選機制，不再僅僅瞄準新人，轉而向具有續航力的創作者致敬，評選方式則改為推薦制。入圍者除過往之代表作外，近三年內亦需有新作問世。
這一獎項因此在兩種評選標準間保持微妙平衡。一方面關注創作有年的作家，肯定他們持續書寫的實力和毅力；另一方面強調創作不分先來後到，日新又新的活力才是最終判準。換句話說，此獎並非終身成就獎──即使資深作家仍須呈現與新世代對話的能量。
熱門小說
隱含在評選標準下的，是兩種時間向度的較量：既是對文學作為一種生命志業、可長可久的期待；也是對文學作為一種象徵行動、介入當代的號召。前者面向「何為經典」的大哉問，後者則更微妙的，提出「文學何為」的當下關聯性。當然，兩種時間向度之間滋生諸多可能性。經典的樹立除取決於作家的才情外，更仰賴一時一地政教機制及感覺結構的支援，而創新的嘗試未嘗不來自「不破不立」的歷史緊迫感。
任何獎項競逐都不免是見仁見智的結果，何況聯合報文學大獎如此獨特的定位。我們不禁好奇，歷來得獎者如何體現其特色？借用第四屆得主詩人陳育虹的詩句作為比喻，他們是「在險險的夢的叢林」裡的「狩獵者」。詩作題名〈謫仙〉，原意描寫貓的神祕靈動，然而既以「謫仙」為名，詩意油然而生。貓不露聲色，總似乎蘊藏一股野性，隨時可輕巧的躍入「險險的夢的叢林」。在那裡，誘惑和危險共存，自由與放肆糾纏。
貓特立獨行，像是「未名的水晶星系」的物種，而文學創作者呢？即使到了AI時代，數位似乎凌駕一切，然而作家依然調動著文字的萬有引力，「狩獵在險險的夢的叢林」。在「光影之間，虛實之間，時空之間」，想像迸發，投射出一個未可知卻又似可知的天地。作家穿梭其間，或潛伏凝視，或倏然而起。靈感的去來有如虎躍豹變，令人為之屏息、為之閃神。精采的文字充滿張力，也充滿變數──哪怕是書寫抒情時刻。
▋如何「讓一個老故事不可預測」是永恆的挑戰
聯合報文學大獎的十二位得主中，以文類區分，小說家占大宗，共得九位──王定國（b. 1955），張貴興（b. 1956），阮慶岳（b. 1957），郭強生（b. 1964），駱以軍（b. 1967），鍾文音（b. 1969），吳明益（b. 1971），甘耀明（b. 1972），童偉格（b. 1977）；散文得獎者兩位──陳列（b. 1946），劉克襄（b. 1957）；詩歌得獎者一位──陳育虹（b. 1952）。過去百年是個敘事時代，彷彿千言萬語也不能窮盡可驚、可感、可怪的事物。然而，這並不意味著散文或詩歌已經式微；相反地，散文與詩歌早已滲入敘事網絡，無所不在。散文家「解散」故事，暗示天下事未必總能串連出起承轉合的邏輯。陳列的田園書簡、傷痕紀事，閒閒數筆，卻是無聲勝有聲。劉克襄的動物筆記則指向人間以外，動物的世界，萬物的世界。另一方面，詩人早就警覺「真實」無從說起，只能代之以隱喻，以神思。陳育虹〈太晚的故事〉如是寫道：
其實就在最初
那一刻，情節的走向
已經確定：幻滅的革命
失敗的烏托邦，禁止與試探……
這是一個太晚的故事
我必須對抗這樣的
感覺：晚了
我必須設想一個全新的
布局，一再重寫
讓一個老故事不可預測
小說家，或所有文學實踐者，總來得「太晚」。如何「讓一個老故事不可預測」是永恆的挑戰。當代小說形式如此多變，早已融入各種文類題材，作出大膽實驗。鍾文音以綿密的書寫，娓娓訴說生命──尤其是女性生命──的吉光片羽，穿梭抒情與省思之間。《別送》直面肉身愛慾起滅，企圖從藏地佛教的教誨與儀式找到解脫之道。同樣的，阮慶岳以散文般筆觸追憶往日時光，恍如滄海銀波點點。早期作品如《黃昏的故鄉》、《林秀子一家》描寫台灣民間宮廟文化，從最俚俗信仰探問聖寵神召的可能。
王定國曾是文藝青年，中年重新拾筆，頗有千帆看遍的意味。他自謂「是因為過了中年以後突然惶恐起來的困境中，猛然對自己的價值生出一種強烈的不信任感」，才會對人間的虛妄與悵惘有了如此深切的感受。他觀察浮生百態，「深含悲情」，文字卻如此謙抑警醒──一如《那麼熱，那麼冷》書名所示。郭強生少年開始創作，近年以反思性別認同及親子關係散文引起廣大共鳴。《尋琴者》呈現一個複雜卻內斂的敘事聲音，時而低迴傾訴，時而喃喃自語。同時其他人物間種種壓抑的、曲折的、滄桑的聲音，此起彼落，交織成多聲部網絡。而聲音的抑揚頓挫，唯琴──也唯情──是問。
張貴興和駱以軍可說是當代作家文字冒險的極致。張的南洋書寫總圍繞著故鄉婆羅洲啟示。島上雨林深處包藏無限誘惑與危險：醜陋猥褻的家族祕密，激進慘烈的政治行動，浪漫無端的情色冒險……都以此為淵藪。叢林潮濕深邃，難以捉摸。「黑暗之心」的盡頭卻可能一無所有，但見張貴興漫漶的文字──雨林與書寫其實是一體的兩面。駱以軍的《匡超人》則彷彿蘊含著他所有風格的商標──偽自傳私密敘事，接力式的碎片故事，詭譎頹廢的意象，還有人渣世界觀……但比起《西夏旅館》那樣壯闊的族裔絕滅紀事，《匡超人》最大的挑戰不是離散的歷史，也不是禁忌的慾望，而是肉身沒有來由的背叛。駱以軍真正是盯著肚臍眼，不，肚臍眼正下方，寫出一則又一則病的隱喻。
十二位獲獎者中有三位七○世代作家，個個後勢強勁。吳明益憑《複眼人》揚名國際，但《單車失竊記》更顯示其實力。小說借著一輛腳踏車傳奇寫出台灣日常生活現代化的歷程，敷衍出殖民歷史，戰爭創傷，以及深陷其中的人與動植物的變遷。從台北流轉到埔里、岡山，從馬來半島到滇緬叢林。命運之輪隨著單車主人的行旅轉動，一段又一段台灣歷史來到我們眼前。
同樣引人注目的是甘耀明。《成為真正的人》幾乎包含了所有讓我們關懷的元素，從戰後政治到山城風物，從天災到人禍，從原住民神話到酷兒情愫，甘耀明做足田野功課，並佐以豐沛的想像力。小說以地方采風、人物白描開場，發展到深山救援、風暴驟起，再到魔幻高潮，層層推進。甘耀明擅長說故事，他對班雅明（Walter Benjamin）如何定義「說故事的人」應心有戚戚焉：「說故事的人」深入民間，洞悉世事，以其世故與憂傷直面生命，更直面死亡。
童偉格是目前聯合報文學大獎最年輕的得主。他以新鄉土敘事起家，卻早早顯示對「存在」的思考。這一傾向在《拉波德氏亂數》有了最完整的表白。書名指涉馬達加斯加島一種瀕危的變色龍，因環境因素使然，一年之內繁殖並死亡。童偉格以此暗喻人類歷史周而復始的劫毀，受難者與倖存者的痛苦循環，以及文明與野蠻的二律悖反。全書夾議夾敘，從杜斯妥也夫斯基到卡夫卡，再到當代的柯慈，從大屠殺到大革命、大清算，充滿筆記式記錄，思索與隨想。論者稱之為「荒原敘事」或如詩的殘酷書寫。但文類歸屬已經不再重要，重要的是童偉格對文學本體──倫理的，政教的，或是情動的──所作的深沉反思。
▋反思時間流變對文學生態的影響
回顧文學大獎，也讓我們反思時間流變對文學生態的影響，以及最重要的，想像台灣的方法。大獎得主最資深的陳列生於1946年，如今已屆八十高齡。他的散文凜冽而真誠，筆調平實而無華，但對社會的弱勢群體──從農民、礦工到老兵及政治受難者──莫不投以有情眼光。他憑近身觀察記錄底層社會的真實景況與生存困境，有如感同身受；自然書寫《永遠的山》被視為台灣生態寫作先河。
五○世代作家包括陳育虹、王定國、劉克襄、阮慶岳。陳育虹詩歌有空靈之美，更多的是沉思之後的恬靜深邃，王定國則浸潤在時移事往的懷想中。劉克襄擁抱自然，曾以擬人化動物書寫名噪一時。阮慶岳致力發掘具有冥想甚至寓言向度的生命即景。 四位作家各有所長，但詮釋人間境況的立場卻有相似之處。山山水水，愛愛仇仇，不變的是共同對人性或世道的關懷：他們也許代表台灣「人間世」寫作最後的光彩？
生於六○年代的作家則有了明顯的個人風格。郭強生書寫他的半生情緣，從親情到愛情，從台灣到北美再到台灣，尋尋覓覓，骨子裡那個永恆少年還沒長大，卻轉眼就老去了。駱以軍有如歇斯底里版的老靈魂，嬉笑怒罵，既擺爛又感傷。他藉神話詩《棄的故事》寫下「遺棄是一種姿勢」，而他幾乎所有作品都一再重寫「棄的故事」：族群身分的錯置，親密關係的散失，身體的毀損頹敗，還有，面對大歷史的潰散，不由你不放棄，遺棄，廢棄，或是自暴自棄。相形之下，鍾文音從不放棄。她不斷演繹她的女性劇場，思考從宗教或藝術獲得救贖的可能。
與此同時，那叫作「小說」的東西緩緩變形。七○世代作家面對本土議題顯然更為開放多元，並與後人類──或超人類（more than human）──世界接軌。吳明益的自然寫作不再營造擬人化寓言，而將眼光及於器物消長的條件或環境。這是作家觀「物」，看法獨到──從「微物」、「唯物」到「即物」。人的位置愈發渺小，不過是物種之一。甘耀明叩問：如何「成為真正的人」？他從原住民文化裡展演情感劇場：「當我覺得自己很沒用時，我會走進山裡，其實，是走進自己的心裡，那可以發現真正的自己。」童偉格則反其道而行，點出生而為人的宿命，無非就是一場爬蟲類演化本事。
從有限的文學獎作品回顧台灣文學發展，難免落入以偏概全之虞。即使如此，從作家的寫作姿態、風格以及關注的議題而言，仍舊可以看出轉變的線索。王國維認為「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學」。但真正的重點不是排比世代、歸類作家，而是藉此理解，儘管每一文學世代有其大勢所趨，具有想像力的作家當不為所限，而能自抒新機。
▋想像台灣
我們「想像台灣」的胃口早已經制式化：性別，鄉土，青春，國族，環境，原民，傷痕，政治寓言……各就其位，排列組合。上焉者力求突破，下焉者無非就是體制裡的排排坐，吃果果。近年台灣文學書寫被1624化、妖怪化、百合化、異國情調化、傀儡花化、三太子化……琳瑯滿目。這些書寫善則善矣，往往太有所為而為，難免有將「台灣」對位化──也對價化──的風險？
當「台灣」成為過於淺白的標籤甚至意識形態時，我們需要狩獵者，「狩獵在險險的夢的叢林」。那夢的叢林是幽暗的，是對未嘗親歷的過去、無從盡詳的知識的敬畏、對暗潮洶湧的情感慾望的探勘，是對沉思、深思之必要的堅持。陳列的《殘骸書》，陳育虹的《閃神》、駱以軍的《女兒》，吳明益的《苦雨之地》……無不是一次又一次的出擊。與此同時，我們在叢林看到其他的狩獵者，夏曼•藍波安，林俊頴，賴香吟，陳淑瑤，零雨……在這一意義上，我們理解聯合報文學大獎的意義，正是在於指認前往「夢的叢林」的通道，向狩獵者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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