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筱涵／燒灼的裙襬：飛揚的九〇年代女性文學與女性主義論戰（下）

▋廢公娼，女性主義 被撕裂的姊妹情

相較於現代文學領域（無論是書寫或研究）對於身體情慾的正向擁抱與多元接納，社會層面總是緩慢且窒礙難行。1997年，台北 市長陳水扁 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廢除公娼制度。對「性」的汙名，來到台灣 婦運史上的頂點；「廢娼爭議」在兩派女性主義論者之間一觸即發。步入中年的公娼姊妹，一夜之間失去了合法的生存權；她們戴上帽子、蒙上面紗，在「女工團結生產線」與「日日春關懷互助協會」的協助下，站上抗爭第一線，輿論風暴迅速在台灣社會延燒。

以勵馨基金會、彭婉如基金會以及部分「婦女新知」為代表的婦權派，在這場爭議中支持廢娼。她們認為，「性工作」是父權階級對女性的身體剝削，公娼制度的存在，等同於合法化男性對女性尊嚴的踐踏。她們主張國家應透過社福體制協助這些女性「轉業」，走向有尊嚴的「正常」生活。然而，在性權派與工運者的眼中，這種「拯救」是中產階級傲慢的「道德絞殺」。何春蕤、丁乃非則認為，這些女性多數為了養家活口、撫養殘疾子女才依憑肉身討生活；在沒有完善配套措施下強行廢娼，無異於逼她們走向缺乏保障且更為危險的地下社會。她們提出「妓權即人權」、「勞動不分貴賤」的口號，認為「性工作」應當除罪化，而不是被當成城市中被清除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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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芳玫在《中國時報．副刊》發表〈從邊緣戰鬥到體制內改革〉提到，婦運將形成邊緣戰鬥與體制內改革的雙軌現象，「大眾路線著重托育、安養、人身安全、就業機會等福利政策的全盤規畫，分眾路線則以差異政治（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為基調，循著族群、階級、性傾向、情慾偏好等諸多軸線，不斷地增殖衍異各種新興主體認同，增加了當代多元社會的多元性與豐富性。」顧燕翎〈台灣婦運組織中性慾政治之轉變：受害客體抑或情慾主體〉，也將這場女性主義論爭視為「性別政治與性慾政治」分流的路線，並斷言「儘管我們的性慾可以有多重的、流動的身分，我們的性別身分只有一個」。然而卡維波卻認為承認「多重情慾」與「性少數」才是獲取自由的解方，無論是同性戀、跨性別或性工作者，看似分眾的議題，也可以被規畫為大眾的公共政策。其後1998年張娟芬出版的《姊妹戲牆：女同志運動學》便梳理了美、法女性主義者和女同志的衝突史，反對婦運的「異性戀中心」，呼籲打破「異／同」區分，不僅要弱勢結盟，也要互相支持。如今標誌著台灣彩虹色彩的同婚公投與立法一路以來的歷程，也成為台灣女性主義長期發展累積的見證之一。

由「身體自主」開出的兩條女性主義之路，宛如彼此互證的鏡像；在雙向交鋒的話語中，共同把台灣對「性／別」的認知，推向了更幽深的思辨。如果沒有婦權派前輩在體制內對民法的艱苦修訂、對《家暴法》與《性平法》的推動，台灣女性或許至今仍被困在沒有法律保障的暗夜。然則，若沒有性權派對女性情慾、娼妓、性少數的激進辯護，這座島嶼的氛圍或許會變得無比壓抑，是她們在牆上鑿開了洞，讓多元異質的風得以吹進島嶼的子宮。

那看似決裂的路線之爭，其實是台灣民主化進程中催生女性主體必然陣痛的分娩。兩者激盪、共同灌溉了我們今天的性別土壤，讓台灣成為亞洲在性別議題上最富思辨活力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