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筱涵／燒灼的裙襬：飛揚的九〇年代女性文學與女性主義論戰（上）
自由的九○年代，是台灣 解嚴後各種禁忌逐漸剝落的年代。空氣流動著野百合 在廣場上曝曬後的氣味，各大報紙副刊及《婦女新知》雜誌正自由伸展性別觸角，不經意擾動檯面下的騷動。一場關於身體、情慾與法律的女性主義 論戰正蓄勢待發，將看似和諧的婦運姊妹，沖刷成兩道錯身的激流。
在此之前，女性的身體命運是集體苦難血淚史。1982年，赴美返台的李元貞、鄭至慧帶著社會改革的熱情創立「婦女新知雜誌社」，並籌辦台灣第一本女性主義雜誌《婦女新知》月刊，為台灣女性主義思潮點亮啟蒙之路。她們以「揭露性別迷思、喚醒女性自覺意識」為核心，透過分析媒體如何通過書寫物化女性，設置法律專欄協助女性突破困境；並正視職場不公、性騷擾、性暴力，關注婚姻制度下家務勞動及育兒責任等婦女切身議題，更藉「讀者投書」建立婦女的支援網絡。她們同時舉辦座談、譯介西蒙．波娃《第二性》等女性主義理論，發表《優生保健法》聲明（訴求墮胎合法化，使婦女免於淪為「性行為」的囚犯），並與彩虹專案聯合多個婦女、原住民與人權團體，發起救援雛妓示威遊行，以街頭抗議、座談會、國會陳情、民眾連署等方式，引發社會關注婦女人權問題；更推動成立台灣婦女救援會、提出法律修正案，遏止人口販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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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看似蒸蒸日上的婦運卻在當時仍偏向父權中心的文化場域受到貶義。105期復刊後的《文星》雜誌雖然在封面刊登了訴求世界和平的瑞典婦運鬥士艾娃・米爾道（Alva Myrdal）的肖像，卻同時並列了南方朔「結束第二性，迎接第三性」的文章口號。南方朔這篇〈從「第二性」到「性的結束」──後女性主義思想論〉一文，說明西方從1960到1980年代，從女性、女性主義到性解放的發展脈絡，指稱西蒙．波娃的「第二性觀點已經潰敗」，強調「後女性主義終究已經到來」；尤其他認為「第三性」將會是女性獲得解放前可能的揣摩型態之一。這意味著女性將逐漸失去傳統女性特質，而向男性特質認同，具有反家庭情結、個人主義；並暗示「第三性」將是個不穩定的組合，由此引發對女性解放的疑慮，並批評台灣當時正醞釀的婦運現象，李元貞認為這些言論對好不容易積累的婦運士氣造成不少打擊。其他像1988年暢銷一時的《風起雲湧的女性主義批評》也有類似的情況，該書將女性主義、反女性主義及非女性主義的作品收錄一起，特別凸顯了「婦女文學的困境」、「女作家的困境」、「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的死胡同」等議題，並未認肯女性書寫者及其作品的價值。顧燕翎認為，當台灣普遍女性意識尚未清晰，一般婦女對婦運和女性主義抱持戒慎的態度；這種言論往往會扭曲或淡化女性意識，以削弱性別政治的正當性。這些現象都呈現著當時台灣女性主義與女性文學發展在遭受多重質疑、圍剿中突圍前進的艱困處境。
可是，女性主義更難的不只面對外部挑戰；內部路線分歧更是她們發展過程中面臨的最大衝擊。李元貞等婦運前輩，帶著剛毅悲憫的精神，修補這些被父權體制碾碎的女性；《婦女新知》近年更擴及探討「新移民」女性的邊緣處境。她們頂著母性色調向體制核心挺進，力求看見各種身處弱勢的女性群體，把流離的姊妹帶回安全之所。然而，當解嚴後的風吹散了歷史的裙襬；另一群極具後現代視野的前衛女子在學院與街頭現身。她們帶著對「體制」的警醒，不再滿足於「安全」，她們要的是奪回身體、性的自由。何春蕤、丁乃非逆勢抵抗保守輿論，拉起「性權派」的戰線。她們深知，家國以「保護為名」的手，往往握著更為沉重的道德戒尺。
於是，「婦權」與「性權」，體制與邊緣，像一株雙生卻交錯的藤蔓，在九○年代的報刊文字叢林裡，展開了台灣女性主義發展長達數年陣痛的撕裂。
▋性別權力失衡下的「性壓抑」：「反性騷」與「女性情慾自主」並舉的風化爭議
「我要性高潮，不要性騷擾！」
1994年，這句何春蕤在「反性騷擾大遊行」喊出的口號穿透台北喧囂街頭，像一枚震撼彈投向社會大眾，媒體不斷轉載，顯見它引發的震盪。
在強調以人身安全、反對性剝削與性暴力的「婦權派」視野裡，「性騷擾」是一場權力不對等的性剝削，是女性主體受到侵害的痛史，理應透過立法與體制懲戒，在職場與校園為女性築起一道防護網；而不是在兩性權力尚未平權的時刻，將女性以「情慾」之名推向男性對女體的剝削結構。因此，當「性高潮」這種帶有私密性的詞彙，嚴肅的抗爭口號並置時，不僅消解了受害者的痛苦經驗，更像是將女性運動讓渡給父權社會長期以來對女性「蕩婦」的汙名。於是，為了澄清立場與保護尚未啟蒙的多數女性，女學會發表「性自主不等於性解放」的聲明；標誌著與強調打破社會性禁忌、支持多元情慾展現的「性權派」正式分流。
然而，在「性權派」的脈絡裡，「性高潮」不是父權的恩賜，而是女性奪回身體詮釋權的開端。她們宣稱，如果我們只敢談「不要」什麼，而不敢高聲宣布我們「要」什麼；那麼這種主體性依然是殘缺的。她們試圖在反性騷擾的防衛中，植入一種迎向慾望的姿態──女人不該因害怕被侵犯而追求安全；女人理應要擁有對自己身體的絕對主導權，拒絕任何未經同意的冒犯。當今看起來順理成章的論調，在當年民風仍保守的台灣展開了數月的辯論。
在這場「話語」的爭奪戰之中，「女性情慾」第一次脫離了婚姻與生育的合法外衣，赤裸裸地在島嶼的公共空間衝撞。有人痛陳婦運沉淪，字字見血的筆戰，無非都指向台灣女性在大眾視野下的生存空間如何形塑。更關鍵的問題是，「女性主義」究竟要塑造一個怎樣的「女性主體」？是一個受法律庇護的良家婦女，還是一個擁有自我情慾、敢於挑戰體制的直爽豪放女？無論如何，象徵著台灣女性主義盛世、由書法家董陽孜揮毫的「女書店」也於1994年在台大周邊開張；不只聚集學院一時之選的女性學者開授「性別議題講座」，吸引時下許多大學新鮮人，更成為往後數年台灣性別啟蒙推廣的重要角色。同年創刊的《女朋友》雜誌也成為了女同性戀者的精神食糧；《立報》出現的「第三性文化」專欄，也將「第三性」從前述貶抑女性解放的語脈，轉向跨越異性戀一元體制的顛覆能量，支持著台灣同志群體集體發聲。
▋從「受害客體」轉向「情慾主體」：台大女生與A片對立的社會思辨
轉眼來到1995年，論戰的硝煙一路燒進椰林大道。台灣大學女性研究社在校園內舉辦了一場Ａ片放映會，台下的女學生們，試圖用批判與解構的眼光，直視那些長久以來被男性凝視、視線權力所壟斷的女性身體。然而，報紙媒體紛紛以「台大女舍Ａ片登堂入室」（《自立晚報》）、「台大女生壓力好大 Ａ片影展『重新選片』可能觸及《刑法》、可能違反《社維法》、可能扯上《著作權法》」（《聯合晚報》）等聳動醒目的標題放大社會爭議。弔詭的是，《自立早報》在同一個版面，以「女生看Ａ片 唾棄惡劣性文化」為標題，報導台大女研社舉辦的記者說明會，照片裡的女大生舉著「身體自主不是性解放」的布條；報紙卻同時並列了一則「兩金門女議員要求 金門恢復軍中樂園」的新聞在旁，顯示了社會與學院面對女性身體情慾觀感的兩條平行線。
《黑白新聞周刊》更以專題企畫的形式刊載〈媒體炒作惹風波 女生看Ａ片大家「嚇壞了」〉一文，由記者董成瑜採訪台大教授張小虹與劉毓秀；說明「Ａ片批判討論會」的原委是女研社內的「身體自主小組」在《婦女新知》雜誌社參加一系列身體自主的課程，其中有一堂希望學員在校園內推廣身體自主的議題，才有相關活動策畫。然而在婦權派的經典理論中，色情產業是父權社會對女性身體極致的暴力宰制與商品化再現。在她們看來，台大女學生集體看A片的舉動，某種程度是對女性苦難及性剝削產業鏈的漠視，是耽溺於學院理論符號、與底層脫節的菁英活動。
但對於在九○年代中期迅速崛起的性權派／性別研究陣營而言，這場放映會卻是一次激進的「觀看權力之逆轉」。她們在學術期刊中反駁，如果女性永遠拒絕觀看色情，那麼色情將永遠由男性定義；將無異於把情慾的想像力拱手讓人。何春蕤提出「豪爽女人」的觀點，將女性情慾自主推向運動主軸，透過持續的論戰維持媒體熱度，翻轉「淫婦」等傳統貶抑女性的詞彙來挑戰父權。在此觀點來看，女大生是在暗室進行一場女性身體的「父權解殖」──她們要帶著批判的眼光去拆解鏡頭背後的權力結構，尋找女性自身作為「性主體」的視角與愉悅可能。
在女性主義作家李昂的小說裡，也能看到「婦權派」與「性權派」的兩種影子；《殺夫》投射出傳統婚姻在「性」對女性的身體宰制，而《北港香爐人人插》則展現出潛藏在國族、政治議題下，女人如何以情慾意識翻轉性的權力，奪回男凝社會結構下的女性政治身體。社會媒體輿論對於李昂小說的汙名化現象，也呈顯出前衛女性主義流派在社會遭遇的困境；那幾年的副刊雜誌，充滿了「凝視（Gaze）」、「再現（Representation）」與「主體（Subjectivity）」等歐美理論詞彙，揭示了女性知識分子在面對社會主流道德輿論與肉身經驗時矛盾的集體焦慮。然而，如同劉亮雅所言，女性主義與酷兒論者也利用了跨國資本主義的流行文化，將歐美論述、文化先例與時尚商品、都會流行文化相結合，以此化解主流社會對邊緣的敵意；同時也為其後的台灣性別論述展開新的多元路線。
▋走出閨閣：風起雲湧的女性文學
與此同時，隨著台灣解嚴後的經濟起飛與城市發展，女性受教權與工作權的提升，也使女性知識分子在學術專業與公眾領域逐漸獲得前所未有的發言權。「聯合副刊」與「人間副刊」提供大量版面刊載女性散文及小說，並以文學獎培養出蔣曉雲、蕭麗紅、蘇偉貞、袁瓊瓊一脈寫作風格相承的「張派作家」。廖輝英《油麻菜籽》、朱天文《小畢的故事》、李昂《殺夫》和蕭颯《我兒漢生》等多部女性文學作品改編影視，攻占文化消費市場。邁向世紀末的女性書寫，早已跨越某些男批評家歸類為言情的「閨秀文學」，她們的確不乏描述少女情愛；但對社會、國族、性別政治與歷史敘事的批判也不在話下。尤其李昂與平路以女性情慾書寫解構歷史國族敘事的陰性政治，更打開女性文學書寫的多重面貌。身體情慾與性別書寫的潮流隨後也在邱妙津、陳雪、曹麗娟、洪凌、紀大偉、吳繼文等作家筆下有了各種國族與性別越界的形貌，形塑出台灣酷兒／同志文學的變貌。
解嚴後的女性文學，更敢於挑戰社會禁忌，以書寫展露身體情慾；施叔青、朱天文、成英姝、洪凌等女作家皆為高知識分子，歐美第二波女性主義流派旋風式席捲而來的文化影響，在她們極具女性意識的文學作品中隱然浮現。由顧燕翎主編，林芳玫、鄭至慧、劉毓秀、張小虹、邱貴芬等學者共撰的《女性主義理論與流派》在1996年出版；作為第一本以中文書寫的女性主義史與理論架構，對台灣女性書寫及學術的啟蒙具有關鍵意義。而張小虹主編的《性／別研究讀本》特別開闢「性別與慾望閱讀」、「性別與自我書寫」、「性別與國族想像」及「性別與影像政治」四大主題，即針對男性經典缺乏的性別觀點及補足缺漏的女作家書寫。直至2000年，劉亮雅以論著《情色世紀末》將女性與同志／酷兒小說中的「情色頹廢與性別跨界」視為解嚴後台灣重要的文學／化現象；以及邱貴芬試圖從戰後女性文學談「台灣女性文學史」時，「女性文學」在學術版圖上才真正地浮出地表，在「文學史」敘事中攻城掠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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