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格言／Covid-2037 （4-4）

「各位親愛的靈長類同胞們，你們現在的行為，完美詮釋了René Girard在《替罪羊》一書中描述的集體獵巫機制……」她精心打扮，一襲透膚黑色洋裝，栗色秀髮如花朵般盤起，流體金屬蕾絲與CHANEL胸鍊仿製了群星的細碎光芒。是，鏡頭前的她完全不像是要陳述意見，反而像正受邀前往一場奢華晚宴。「每當社會陷入危機──無論是經濟衰退、政治動盪，抑或是像此刻眾人的精神焦慮；人們總須選定一個替罪羊來承擔一切責任，以維持群體安寧無事的假象。

「而我恰恰就是這個替罪羊……」七瀨汐里似笑非笑。短片中，她的眼影正變化色澤，像日光穿透深淺不定的海色。「根據René Girard的說法，社會的心理機制是，『殺死那人』，以求取公眾注定短暫的安全感，藉此安撫社會的躁動。

「這些我都理解。你們對衰老的恐懼、對慾望的羞恥、對愛戀與自由的嫉妒，我都理解。」她露出甜美笑容，眉眼如彎月。「我不是唯一一個。在我之前就有許多，在我之後還會繼續；因為終你們一生，基於心靈的卑鄙與脆弱，你們需要一個接著一個，無止無盡的替罪羊……

「但那是你們的問題。不是我的。」她微微欠身。「諸位請便。我要去忙自己的事了。」

這位美麗而瀟灑的社會學教授與她的小情人前田健一於一年後分手。我何以提及此事？因為這些六年前用以反擊公眾的「替罪羊說」似乎隱約呼應了此刻論及《Covid-2037》時的「犧牲說」，並同時點出了Frenco的創作野心。她並未單方面陷入《Covid-2037》後續的種族主義爭論中，而是回到「一場瘟疫」這樣人類學與神話學原初的基本架構中。是，每個時代都有自己的替罪羊，每場瘟疫都需要巫覡。自古至今，人類似乎永遠在善用且擅用自己的想像力產製神明與魔鬼，以滿足自己的心理需求。有趣的是，如果曾撞見鬼魂的印度詩人等同於巫覡，那麼負責產製瘟疫的Frenco不就是瘟神本人嗎？我們或可如此說：Frenco迄今為止的沉默或許正是「自我瘟神化」的一部分──唯有沉默才能確保疫病的神祕、難以言說，以及令人恐懼的不確定性。

當然，上述思考完全無法阻止來自公眾與媒體的負面聲浪。然而另有一事必須一提：技術團隊GNT藥廠。他們顯然是Frenco的共謀者不是嗎？他們就是實際研發出那「有色人種病毒」的研究機構，不是嗎？

GNT怎麼了？

是，一如預期，藉由這樣的人造病毒、疫苗、特效藥、流行病學檢測等一系列技術支援，GNT藥廠一躍成為全球知名度第一的生技公司，也無疑證明了自身驚人的研發實力。也因此，儘管於《Covid-2037》執行期間股價大幅波動，但於藝術行動結束後，GNT股價非但回復正常，甚至緩步墊高，直至一年後飆升至前所未有的每股3515歐元歷史高位。但當然，「種族主義」爭議就此揮之不去，也必對GNT的企業形象產生負面影響。關於這點，GNT公司與Frenco顯然早有默契──他們與Frenco一樣三緘其口，笑罵由人。

這堪稱是科學與藝術的完美共謀了。個人以為，他們共同沉默的結果是印證了晚期資本主義的運作邏輯：將一切可消費的消費殆盡，片甲不留。於是，無休止的爭議遠比共識更值錢，問號或驚嘆號則保證了比句點更高的毛利率──GNT股價3515歐元的歷史高位即是明證。當然，社群躁狂時代，群眾們不可能放任GNT如此安全下莊──舉例，2037年8月19日下午四點半，毛絮般的綿綿春雨籠罩著德國法蘭克福，GNT公司總部前聚集了六十餘名抗議者。他們手持「萬物生而平等，但有些藥比別種藥更平等」、「拯救生命，而不只是白人的命」等自製標語。發起人是一位名叫Klaus Jacobson的退休高中生物教師──他在社群媒體上高呼「堅決反對企業種族主義」、「抵制GNT」，每日發文，並號召群眾前往現場。

這似乎是一場完全來自社群媒體的群眾自發性運動，並未見及任何政治人物或現存社運組織介入。而現場最引人注目的是一隻高達兩公尺的仿製粉紅色Tulipy玩偶──此刻它被淋上食用油，與二尊紙板人偶並置：一尊是Frenco，另一尊則是GNT現任總裁Klaus-Dieter Webermann。抗議者們陸續站上木箱發表演說，GNT公司保全員和警方則手持滅火器散布四周。下午五點半，當打卡下班的GNT公司員工魚貫而出，粉紅Tulipy被迅速點燃──這具有著大圓眼、胖鼻子和螢光鱗片的可愛玩偶燃燒時散發刺鼻臭味，導致周遭抗議者們者們淚如泉湧，號啕大哭，紛紛掩鼻後撤。而Frenco與GNT總裁的紙板人偶則因雨水浸濕，冒著無奈的白煙拒絕燃燒。等待一段時間後，員警們以滅火器熟練撲滅了這場象徵性革命。而針對GNT的消費者抵制運動則完全失敗，因為這家德國生技巨頭產品以高價罕見疾病或重症藥物為主，並不「大眾」──他們並不生產頭痛藥、鼻過敏藥或減重針劑，反而專攻mRNA疫苗、漸凍症、阿茲海默症或癌症標靶藥物。這使得一般公眾完全無從抵制起。

於是Frenco與GNT的沉默大獲全勝。是，時日既久，當新聞熱度與公眾注意力逐漸轉向，我們或許能說《Covid-2037》藝術行動本身「不了了之」。但如前所述，它留下的印痕在藝術史上無可抹滅。有些事僅能在事過境遷之後才能看清──對照Frenco其後於2041年推出的，愈形尖銳的《傾聽你的內在小孩》，加之以竟淪為殺人嫌犯的戲劇化荒謬境遇，我必須說，Frenco似乎冥冥中以肉身實踐了自己的藝術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