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強生、簡楨等7位作家在「臺北午後‧漫步調」 思索閱讀臺北的多元可能性

2024年10月，臺北文學館籌備處成立於嘉禾新村之拾光屋，進行臺北文學館籌備之規劃。同月中，蔣萬安市長於記者會宣告「臺北文學館」預計 2027 年起營運，佔地 517 坪，將落腳於臺北市中正區思源街的「公館大樓」，接鄰臺北好水故事館，期望結合城南風貌，打造文學新地標。

10月起臺北文學館籌備處陸續舉辦多項活動，包含「讀臺北：複寫一座城市的練習」展覽，邀請民眾一同回顧臺北的身世，從消逝的文學地景中重新共同想像出新的可能；接續於10月26日至27日以「臺北午後．漫步調」雙日論壇邀請多位文學名家對談，並辦理微型文創市集，一起思索閱讀臺北的多元可能。臺北文學館籌備處活動由臺北市文化局主辦、台灣文學發展基金會規劃執行，本文為台灣文學發展基金會提供活動側記，歡迎閱讀。（編按）

紀錄：瘋木聖上
文字整理：洪啟軒

➤鴻鴻✕侯季然✕蕭詒徽——多聲道的臺北：影像、音樂與劇場

侯季然、蕭詒徽與鴻鴻分別從影像、音樂與劇場三個面向出發，分享彼此對臺北的連結與城市感受。在侯季然的記憶裡，臺北不僅是攝影機前的場景。他曾在距離嘉禾新村不遠的寶藏巖後山服兵役，任務是為遠在金門駐守的將軍們採購生活物資。「為了這張每晚出現的紙條，我就得跑很多地方。」基隆漁場、中央市場、柑仔店——零散的採買路線，構築了他對臺北的獨特印象。侯季然家裡開設皮箱店，許多導演、明星都常光顧——電影《就是溜溜的她》裡，曾捕捉到他家皮箱店的影像，《光陰的故事》出現的愛群大廈，就在皮箱店的後方。「這就是我從小生長的地方，在電影裡看到還是會滿激動的。」

蕭詒徽從《暗戀桃花源》的魔幻臺詞開始說起：「在那個大時代裡，人在裡頭好小。哪像現在這種小時代裡，人更小了。」由此引入了他對臺北的想像。到臺北求學前，他心中的臺北是「小小、密集、可以迅速連結」的。然而，他卻發現始終與這裡存在著一層隔閡：要學習適應、讀懂暗語、佯裝屬於這個場域——「在臺北的經驗，全部都是練習。」他說，大學畢業後，他真正踏入了生活，有所承擔，甚至打磨成適應臺北的模樣。他表示，工作雖順利，但日子仍帶著無形的壓迫：「留在臺北需要的手段太過巨大。」付出的代價遠超理想，大學組的樂團在現實中消散，夢逐漸模糊。

鴻鴻則說：「臺北每週至少都有一場針對不同議題的街頭遊行。」八○年代初，劇場與社會運動緊密結合，成為反映臺灣政治環境的象徵性事件——如1983年陳界仁「機能喪失第三號」 在西門町武昌街組織一場游擊式的行為展演；1989年「無殼蝸牛運動」通過集體夜宿忠孝東路譴責房價高漲的現象；同年「零場121.25實驗劇團」與「環墟劇場」合作推出作品《武貳凌》以紀念「五二○農民運動」。劇場空間逐漸多元，不再侷限於傳統舞臺，而是走入街頭、商場、公寓等非典型場域。「莎士比亞的妹妹們的劇團」曾在百貨公司內演出，「再拒劇團」則將公寓轉化劇場，讓日常空間滲入戲劇的張力……鴻鴻眼中的劇場運動，見證並參與了臺北的變遷，也以一種獨特的城市行動姿態，映照出臺北人民的集體記憶。318太陽花學運期間，抗爭者將立法院變為臨時舞臺，以行動劇場形式展示民眾的集體聲音。鴻鴻指出，這些行動無所不在，媒體和鏡頭將公共空間轉化為協商與抗爭的場域，展現出臺北開放的特色。

臺北給三位都蘊含著不同的意義和衝擊。侯季然的臺北是迷人且神秘的。西門町的萬年大樓讓他感受到一種無法言喻的色彩，「那裡有一種很色的感覺。」蔡明亮的作品如《青少年哪吒》、《愛情萬歲》，則為侯季然揭示了一個多層次的臺北，使他在創作中找到更豐富的城市樣貌。「我不知道是我受到蔡明亮的影響，還是我本來的感覺被他觸發。」侯季然的第一部實驗短片《星塵15749001》以單純的空房影像訴說記憶。他表示自己的影像裡，總會捕捉到小時候的臺北，「但現在它們都舊了。」

蕭詒徽則在音樂創作對「臺北的疏離感」中尋找靈感。許多描寫大臺北的歌曲，如陳綺貞的〈九份的咖啡店〉、紀曉君的〈流浪記〉，都喜歡將這城市比作情人：不回應，遙不可及，有時辜負人心。蕭詒徽曾寫過單曲〈MRT〉，特意加入捷運的警示音作為其中元素，讓音效襯托歌曲情緒。然而，作品完成後僅兩個月，臺北捷運系統替換警示音——這就是臺北瞬息萬變的特質，也是創作與現實間的詩意摩擦。

鴻鴻的臺北則是劇場中城市的變遷。他的作品《人間喜劇》捕捉了2001年臺北的都市景觀和生活百態，而他在「黑眼睛跨劇團」策劃的「對幹戲劇節」，以「在哪裡跌倒就在哪裡幹起來」為口號，展現了小劇場的生命力與反抗精神。劇場成為鴻鴻對臺北的另類詮釋空間，讓城市在舞台上蘊生出多層次的文化意涵。

侯季然、蕭詒徽與鴻鴻，讓我們聽／看見他們如何通過不同的媒介，承載、折射出臺北／文學的變動與韌性，成為這座城發聲的載體。

➤陳栢青✕朱天文✕郭強生——在臺北鑿出自己的文學窟窿

陳栢青開場便喊：「這次我們是為了（即將到來的）臺北文學館，我們終於有一個自己的地方，可以講自己的話！」現場氣氛顯得輕鬆而熱烈。由此開始回顧寫作之旅，郭強生提及他的第一本作品《作伴》出版契機：當時剛大學畢業的他，將書稿交給一家出版社後，便前往偏鄉教學。「我非常悲壯，覺得文學是個不切實際的東西。」未料回來時，出版社以事務繁忙為由，將版權退還給他。郭強生因而將作品轉交「三三書坊」，朱天文爽快地答應出版，這給了郭強生繼續寫作的動力。「天文當時說，相信我們會成為很久的朋友。」友誼在臺北萌芽，文學成為他們以文會友的紐帶。

陳栢青也憶述了自己與朱天文在臺北的多次巧遇——那是在轉角的咖啡廳、在前男友住所的巷子間。「臺北是一座因緣流轉的城市，它不僅讓文學得以發生，也會發生許多奇怪的事。」 這座城市讓生活與文學交織如絲，陳栢青感到幸運且滿足，「活在臺北那一刻，我也活進了想像的文學裡面，可以靠近喜歡的老師！」

1990年以劇本《非關男女》獲時報文學獎戲劇首獎的郭強生，接著分享2003年自美國留學歸來之際，他滿懷雄心壯志地回到臺北，期待戲劇能長出不同的可能——更因此成立了劇團「有戲製作館」、推出劇作《慾可慾，非常慾》（The Desired）。未料 SARS 疫情突襲迫使演出可能中斷，但他仍堅持不願撤演，最終反在逆勢下開出全滿的票房。這份運氣使他滿抱信心，未想過會被下一波的寒流衝擊，導致票房慘淡，他苦笑著說：「所以我的臺北戲劇夢就死掉了。」戲劇對郭強生而言，始終是夢想：「我覺得對臺北一直有夢，我嘗試過、貢獻過，我還是希望看到屬於文學的。」他深信文學不僅限於閱讀、出版，而應在劇場、電影等多元場域中，延續與綻放。

「我覺得一個城市，它要能夠『走路』。北京是無法走路的——但上海是可以走路的，臺北也是。」當陳栢青談及朱天文是否將鄉愁從紐約帶回了臺北，朱天文直言：「臺北沒有什麼鄉愁。把那個鄉愁帶來的，是臺北本身。」她引用李維史陀，形容紐約如同一座海綿城市，擁有無數小窟窿，讓人在其中找到自我、抵禦城市的壓迫。臺北也有無數窟窿，或說，就如愛麗絲的鏡子。只要打開，便進入另一個空間。

陳栢青接續著說，他認為臺北文學館是「窟窿的誕生」，讓文學人有一方立足之地。朱天文則分享自己時常捨棄在家，轉而選擇親民的地方，如丹堤咖啡或者7－11超商進行創作，這些場所成為她的「臺北窟窿」。更提到自己的新作《尋找河神》已完成，強調創作需要心、眼，有所本，才能與城市對話，建立獨特的心靈空間。

郭強生則偏愛深夜的臺北。他認為夜晚的臺北有著截然不同的氛圍，靈感豐沛。24小時不打烊的便利店，讓他在深夜寫作肚子餓之際，能隨時充飢。紐約生活十年，讓他深刻理解城市的多面貌，對他而言，夜晚的臺北是一種情緒與記憶的交融，他的作品《用青春換一場相逢》也記錄了他對臺北的深厚情感；然而談及臺北的新舊樣貌，郭強生建議新生代減少對手機的依賴，專注觀察身邊的人事物。「臺北沒把人當人，一切都在吸引年輕人。」他懷念二十歲的生活，那時人們能在城市中找到自己的節奏，掌握生活的主動權。

朱天文則坦言自己如「沙漏倒過來的人」，時間有限，還有很多事未完成，她更進一步引用胡蘭成的話：「我不可能老，我還有很多事要做。」最後更以此勉勵年輕一代，抓緊時間、實現理想。

➤簡媜──臺北，我們的聚寶盆——散文家的漫遊錄

簡媜是首次來到嘉禾新村。在她眼中，臺北是一座擁抱萬象的聚寶盆，既魔幻又包容，像個小小的盆地，溫柔地接納四方來客。她說：「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個臺北。」而簡媜的臺北，是夢想啟程的土地，是每場文學聚會中讓她倍感珍惜的場所。

在臺北生活了48年的簡媜，形容臺北有時像個陌生人，有時像位耆老。這座城市接納了各地的移民——無論是從1949年來的外省人，或者是從鄉村奔赴城市的本省族群。眾人攜著各自的記憶，在臺北共同生活、彼此交融，構築出豐富的文化景觀。

她亦談起許多臺北的歷史記憶，如祖輩們在戰亂中的遷徙、六○年代母親和姑姑在工廠生活的故事，而這些經歷令簡媜更深刻地理解了臺北的韌性，她因此感性地說：「每次聽到陳芬蘭唱《孤女的願望》，我都會哽咽，會哭。」那歌詞唱的是從鄉村輾轉來到臺北的女孩大軍，反映了臺灣由農業轉向製造業時代的「女工潮」，歌曲令她想起母親與姑姑的夢想——僅僅只是賺取一份薪水，雖不浪漫，卻承載著翻身與擔起家族的渴望。「那個年代的臺北，接納了多少女孩的夢！」

簡媜也有自己的臺北夢。她說：「我第一個很清楚的夢，就是成為作家。」1976年從宜蘭來到臺北的她，深信此地擁有一種內在的力量，能激勵人們在這生生不息的城市中燃燒潛力，發出屬於自己的光芒。「文學是編織時光與記憶的藝術，而這城市，讓文學充滿對話。」簡媜認為臺北無處不充滿著驚喜與溫暖，而這往往觸動她的心靈，例如曾在貓空纜車上見證情侶求婚的浪漫；也在整理家公遺物時，發現了關於他生命的珍貴故事。這些經歷令簡媜感受到臺北的人情味，也成為她創作的靈感來源。

臺北賦予簡媜夢想的滋養。在此，她找到了歸屬，找到了屬於這座城的漫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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