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作家米蘭．昆德拉4/1冥誕：透過文壇大師視角，瞭解臺灣的處境與使命
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1929－2023）， 20 世紀具備深遠影響力的作家，出生於捷克，後因政治因素流亡並入籍法國。他的創作深受尼采哲學影響，致力於揭示人類生存中那種「不可避免的荒謬」，文字充滿諷刺與深刻的省思。代表作品：《玩笑》、《笑忘書》、《生命不可承受之輕》。（編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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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被綁架的西方國家或中歐的悲劇
文／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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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六年九月，匈牙利通訊社社長在辦公室被俄羅斯炮火摧毀前幾分鐘，以電文向全世界發出一則絕望的訊息，內容是關於俄羅斯軍隊當天早上對布達佩斯發起的攻擊。電文以這幾個字作結：「我們將為匈牙利也為歐洲而死。」
這句話是什麼意思？意思當然是俄羅斯的坦克正在讓匈牙利陷入險境，而歐洲也一同陷入了危險。可是歐洲是在何種意義下陷入了危險？俄羅斯的坦克準備好要越過匈牙利邊境向西推進了嗎？並非如此。匈牙利通訊社社長的意思是，歐洲就在匈牙利本土遭受威脅了。他已有赴死的決心，為了讓匈牙利依然是匈牙利，為了讓匈牙利依然是歐洲。
儘管這句話看起來語意清晰，但還是繼續讓我們感到困惑。確實，在這裡，在法國和美國，人們習於認為當時利害攸關的並非匈牙利或歐洲，而是一種政治體制。絕對不會有人說是匈牙利作為匈牙利受到威脅，而且更難理解的是，為什麼一個面對自身死亡的匈牙利人會向歐洲發出呼喚。索忍尼辛譴責共產主義的壓迫時，會將歐洲視為值得為之犧牲生命的基本價值嗎？
不會，「為祖國也為歐洲而死」，這樣的一句話，在莫斯科或列寧格勒的人是不可能這麼想的，恰恰是在布達佩斯或在華沙的人才會這麼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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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實，對一個匈牙利人、捷克人或波蘭人來說，歐洲是什麼？從一開始，這些國家就屬於根植於羅馬基督信仰的那個部分的歐洲。他們參與了歐洲歷史的每一個階段。對他們來說，「歐洲」一詞代表的並不是一個地理現象，而是一個與「西方」一詞同義的精神概念。當匈牙利不再是歐洲（也就是說，不再是西方）的那一刻，它就被拋出了自身的命運，拋出了自身的歷史；它失去了自身認同的本質。
地理上的歐洲（從大西洋到烏拉山脈的那個歐洲）一向分為各自發展的兩半：一半是跟古羅馬和天主教教會連結在一起（特有符號：拉丁字母）；另一半則是根植於拜占庭和東正教教會（特有符號：西里爾字母）。一九四五年之後，這兩個歐洲的邊界往西移動了幾百公里，有幾個一向自認是西方的國家，一朝醒來卻認為自己在東方。
後來，歐洲在戰後形成了三種基本位置：西歐、東歐，還有歐洲最複雜的這個部分，就是地理上位於中部，文化上位於西方，而政治上位於東方的這個部分。
我稱之為中歐的這個歐洲的矛盾位置可以讓我們理解，為什麼三十五年來，歐洲的悲劇都集中在這裡：一九五六年匈牙利大起義及其後的血腥屠殺；一九六八年布拉格之春和捷克斯洛伐克被占領；一九五六、一九六八、一九七〇年和近年的波蘭起義。無論從悲劇的內容還是歷史的影響來看，不論是地理上的西歐還是東歐，都沒有任何事件可以跟這一連串的中歐起義相提並論。這些起義每一次幾乎都得到所有人民的支持。倘若沒有俄羅斯撐腰，統治這些地方的政權根本撐不過三小時。話雖如此，發生在布拉格或華沙的事，就本質來說，不能視為東歐、蘇聯集團、共產主義的悲劇，而恰恰是中歐的悲劇。
確實，這些得到全體人民支持的起義在俄羅斯是無法想像的。但就算是在保加利亞——眾所周知，這裡是共產集團當中最穩定的部分——也無從想像。為什麼？因為東正教的關係，保加利亞從它最初的起源就是東方文明的一部分——東正教的第一批傳教士正是保加利亞人。因此，對保加利亞人來說，上一場大戰的後果當然是一場巨大的、令人遺憾的政治動盪（那裡的人權受到的踐踏跟布達佩斯的情況不相上下），但是對保加利亞人來說，這樣的動盪不同於捷克人、波蘭人、匈牙利人所感受到的文明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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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民族或一個文明的身分認同，反映在（也歸結在）精神性的創作之中，也就是通常所謂的「文化」。如果這種認同遭受致命的威脅，文化生命就會強化、激化，而文化就會成為充滿生命力的價值，所有人民會在它的周圍聚集起來。這就是為什麼在所有中歐的起義當中，文化記憶和當代創作扮演了如此重要和決定性的角色，這在所有歐洲人民起義裡都不曾有過。
以浪漫主義詩人裴多菲（Petöfi）為名的文人社團在匈牙利掀起一場大規模的批判反思，為一九五六年的爆發做好了準備。在捷克，是戲劇、電影、文學和哲學為「布拉格之春」的自由解放做了多年的準備工作。波蘭最偉大的浪漫主義詩人密茨凱維奇（Mickiewicz）的一場演出被禁，引發了著名的一九六八年波蘭學生起義。這種文化與生活、創作與人民的幸福結合標誌著中歐起義的一種無從模仿的獨特美感，我們這些親身經歷過的人，永遠為之著迷。
我覺得美，可是如果以「美」這個字最深刻的意義來說，德國或法國的知識分子反而會覺得可疑。他們會覺得，如果這些起義受到太大的文化影響，這些起義就不可能是貨真價實、真正屬於人民的起義。這很奇怪，但對某些人來說，文化和人民是兩個不相容的概念。在這些人的眼裡，文化的概念和特權菁英的形象是混在一起的。這就是為什麼他們對「波蘭團結工聯」的運動表現出來的同情比從前那些起義多得多。不過，不管怎麼說，「團結工聯」運動在本質上跟從前的起義並沒有什麼不同，它只是那些起義的頂點：是人民與這個國家被迫害、忽視或羞辱的文化傳統最完美的結合（也是組織得最完美的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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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有人會說：就算中歐國家是在捍衛他們受到威脅的身分認同，但這並沒有讓他們的處境變得如此特殊。俄羅斯也處在類似的處境，它也正在失去自己的身分認同。確實，剝奪各個國族本質的不是俄羅斯，而是共產主義，而且共產主義也讓俄羅斯民族成了第一個受害者。當然，俄語扼殺了蘇聯帝國其他國族的語言，但這並不是因為俄羅斯人想要將其他國族俄羅斯化，而是因為蘇聯官僚體系具有深沉的非國族、反國族、超國族的需求，它需要一個技術工具來統一它的國家。
我理解這種邏輯，我也理解俄羅斯人的玻璃心，他們會因為人們有可能將世人憎恨的共產主義跟他們熱愛的祖國混為一談而感到痛苦。
但我們也必須理解波蘭人，他們的祖國除了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短暫時期之外，被俄羅斯奴役了兩個世紀，而且在這段時間裡經歷了堅持不懈、鋪天蓋地的俄羅斯化。
中歐，作為西方的東部邊境，這裡的人們一直對俄羅斯強權的危險較為敏感。而且不僅僅是波蘭人。弗朗齊歇克・帕拉茨基，這位偉大的歷史學家，也是十九世紀捷克最具代表性的政治人物，他在一八四八年寫給法蘭克福革命議會的著名信件裡，為哈布斯堡帝國的存在辯護，稱它是唯一可能抵禦俄羅斯的堡壘。「這個強權，今天無比巨大，正以任何西方國家都無法企及的速度在強化它的力量。」帕拉茨基提出警告，要大家當心俄羅斯的帝國野心，當心它試圖成為「全世界的君主國」。也就是說，它渴望統治全世界。帕拉茨基說，「俄羅斯成為全世界的君主國將是無以名狀的巨大災難，是無法度量也沒有界限的災難。」
依照帕拉茨基的說法，中歐應該是平等國族的家園，這些國族在一個共同的強大國家保護下，互相尊重，培育各自的獨特性。儘管這個夢想從未完全實現，但是所有偉大的中歐思想家所共有的這個夢想依然強大而且具有影響力。中歐希望成為歐洲及其豐富多樣性的縮影，成為一個高度歐洲化的小歐洲，成為以「最小的空間裡有最大的多樣性」原則所建立的袖珍歐洲模型。面對奉行相反原則的俄羅斯（「最大的空間裡有最少的多樣性」），中歐怎能不感到恐懼？
確實，對於中歐，對於中歐追求多樣化的熱情，沒有什麼是比俄羅斯這種形式統一、追求一致、中央集權的國家更陌生的了。它一直以駭人的決心將帝國的所有民族（烏克蘭人、白俄羅斯人、亞美尼亞人、拉脫維亞人、立陶宛人⋯⋯等等）轉變成單一的俄羅斯人民（或者——如同人們在今天這個詞彙已經被普遍神祕化的時代喜歡說的——轉變成單一的蘇維埃人民）。
話雖如此，共產主義究竟是俄羅斯歷史的否定，還是俄羅斯歷史的成就？
共產主義當然既是俄羅斯歷史的否定（例如對它的宗教性的否定），也是俄羅斯歷史的成就（成就了它的中央集權傾向和帝國的夢想）。
從俄羅斯的內部來看，前者（即不連續性的部分）是更為顯著的。而從被奴役的國家的角度來看，後者（即連續性的部分），是感受最強烈的。
●本文摘選自大田出版之《一個被綁架的西方國家或中歐的悲劇》。👉 前往琅琅書店購買電子書，立即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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