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說「不」並非等於同意，為何我們該正視性侵害為公共衛生問題？

《性公民權》藉助於對不同種族、性別、性取向和社經背景的學生多年的訪談和觀察。儘管性公民權這個詞在台灣，還不像性別平等、性教育或同性婚姻等詞語那樣被大眾廣泛使用或認知，但這背後的理念正在全球許多國家中被接受和落實。這是一個重要的進步，是對多元性別與性取向尊重的體現，同時也是人權進一步實現的表現。（編按）

文／珍妮佛．赫希（Jennifer S. Hirsch）、沙姆斯．康（Shamus Khan）

校園性侵害（sexual assault）為何會發生？應該做些什麼來預防？《性公民權》為家長、學生、學校管理層、政策制定者和公眾提供一種理解性侵害的新方式和一種效用遠超出校門的預防方法。我們的觀點是來自一個具有里程碑意義的研究計畫：「促進轉變的性健康倡議」（Sexual Heath Initiative to Foster Transformation, SHIFT），以下簡稱「性健康倡議」。

過去五年，我們與其他近三十名研究人員一起進行了一項對校園性行為和性侵害的最全面研究。《性公民權》以這項研究為根據，詳細描述了哥倫比亞大學大學部學生形形色色的性經驗：從合意性行為（consensual sex）到性侵害。

我們會介紹像奧斯汀這樣的男生，他極其重視女朋友的生理快感，但有一晚卻性侵害了一名他幾乎不認識的女生，當時兩人都喝醉了。

我們將討論亞當為什麼從來不和男友談論他在性方面有多麼咄咄逼人和強硬：有一次，他男友在喝了一整晚酒後「基本上強暴」了他。

我們將會提到酷兒黑人女性米凱拉，她拒絕把在舞池上被觸摸、磨蹭和亂抓看成是正常現象——換成是異性戀女性（一些異性戀男性也是如此），會將這些事情視為是派對空間中不可避免的部分。

我們也會遇到像露西這樣的女生，她在大一時被大四生史考特性侵，當時她還是處女。史考特要脫掉她褲子時，她驚呼說：「不要！不要！」他的回答是：「沒關係的。」

我們訪談了許多學生，他們在大學前接受的性教育主要是恫嚇他們性行為有多麼危險。上大學之後，他們學到了「積極同意」（affirmative consent）的重要性。學生們像背書一樣地告訴我們，為了使性行為成為是「被同意的」，雙方都必須說「好」並且清醒得知道自己是對什麼說「好」。但在我們的研究過程中，我們發現「同意」更通常是透過醉酒後的互通簡訊表達出來：

妳醒著嗎？

對。

我可以過來嗎？

當然。

我們必須改進這些情況。《性公民權》揭示了方法。

自二○一四年秋季以來，我們一直參與「性健康倡議」對校園性侵害的研究。珍妮佛．赫希（Jennifer Hirsch）與她的朋友兼同事克露德．梅林斯共同主持「性健康倡議」，後者是臨床心理學家，專研青少年發展、心理健康、藥物濫用和創傷。《性公民權》主要是仰賴「性健康倡議」的民族誌部分，而這個部分是由珍妮佛和沙姆斯．康共同主持。

我們的民族誌研究從二○一五年夏末進行至二○一七年一月，共包括一百五十多次訪談。每次訪談為時約兩小時，旨在讓年輕人談論他們的生活和性行為是如何融入其生活中。除了訪談，我們還與學生小組交談，而研究團隊成員也花時間在宿舍、開往運動場的巴士上、兄弟會地下室和禮拜場所跟學生相處。

「性健康倡議」還包括一項對一千六百多名大學部學生的過去經歷、人際關係和性及性侵害經驗的大型調查。另有一項為期六十天的調查，每天詢問近五百名學生他們在過去二十四小時的壓力、睡眠、社交、性行為、性侵害和物質使用（substance use）狀況。（在本書中，「物質使用」一詞中的「物質」兼指酒精、非法藥物或不在醫生監督下使用的合法藥物，但我們主要關注的是酒精。）

《性公民權》奠基在前人用訪談和觀察方法對校園性侵害所做的研究上。但我們的研究設計——嵌套在一個大型研究團隊的工作中的深入民族誌式參與——讓我們能夠脈絡化和豐富化我們的發現，帶來新的見解。

讓我們的研究與眾不同的不僅僅是數據的數量或類型，而是我們思考問題的方式。我們把焦點放在性侵害的社會根源。這是一個與公眾討論關注的兩大主題截然不同的出發點。第一個主題將注意力集中在掠食者（predator）或有毒男子氣概（toxic masculinity）上，認為這是問題所在。

第二個主題則聚焦於性侵害發生後該怎麼做──如何裁決那些「他說／她說」各執一詞的時刻。「性健康倡議」研究沒有從掠食者或性侵後程序的角度思考，而是審視了導致性侵害的社會驅動因素，以期開發新方法，使性侵害在大學生活中變得不再那麼普遍。我們採用了公共衛生學者所稱的「生態模型」（ecological model）。這種方法將個體及其問題行為置於更廣泛的背景之中，包括他們的人際關係、大學前的經歷、所屬組織和影響他們的文化。

將性侵害視為公共衛生問題，可將焦點從個體及其互動方式擴大至系統。如果我們知道人們正在飲用受污染的水，一種解決方案是嘗試教育每個人如何安全地使用水。另一種方法是溯源而上，除去水中的毒素，從而減少逐個改變個人行為的需要。

實際上，本書要問的問題就是：「能對治性侵害的『淨水法』是什麼樣的？」創造一個促使人做出利己利人決定的環境，或說創造「選擇架構」（［choice architecture］理查德．塞勒［Richard Thaler］這一理論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讓人注意到在系統和社區層級著力可以產生多大的影響。在她之前關於愛滋病毒的研究中，珍妮佛主張防治方法不應局限在「一次處理一根陰莖。」在性侵害的情況，除了教導學生「不要強暴他人、不要被強暴、不要讓你的朋友被強暴」以外，如果預防工作能夠更加針對那些讓強暴和其他形式性侵害成為校園生活常見元素的社會脈絡下工夫，結果會怎樣呢？

基於對出現性侵害的生態系統所做的分析，這種觀點為性侵害提供一套新的語言。這些分析包括：影響年輕成年人性生活的力量；人們分享的關係；他們之間的權力動態；性如何融入學生的生活；物理空間、酒精和同儕如何創造性機會並影響當事人後續詮釋和定義所發生的事的方式。我們的方法會挖掘包括性素養（［sex literacy］或更準確地說，欠缺性素養）、未成年飲酒、社交小團體、壓力、羞恥感和學生睡覺的空間等在內的一切。

它融合了早期女性主義者論性侵害的著作，強調性別不平等、性態（sexuality）和權力。但它也擴展了這種方法，還探索了種族、社經地位和年齡等對於理解性侵害是怎樣的不可或缺。這些因素深深影響著人們的性生活。由此顯示出我們的方法還在另一個意義下是獨一無二的。儘管很多人堅決認為性侵害和性愛是本質相異的兩回事，但我們主張，了解年輕人試圖透過性實現什麼目標、何以故和性發生的脈絡，對於全面分析性侵害至關重要。

現在迫切需要更好的預防方法。由梅林斯領導的對「性健康倡議」調查的一個數據分析發現，有超過四分之一的女性、八分之一的男性，以及超過三分之一的非常規性別（gender non-conformity）學生表示他們曾遭受過性侵害。哥倫比亞大學的這情況和其他大學相似；在許多不同高等教育環境中進行的調查都是得出差不多的性侵害發生率。遭性侵害的風險以大一為最高，但風險會隨時間的推移而累積：在完成「性健康倡議」調查的大四生中，三分之一的女性和近六分之一的男性曾遭到性侵害。

在許多人，受到的性侵害不只是一次：遭受過性侵害的學生平均被性侵害的次數是三次。這並不是說大學與其他環境相比特別危險。雖然證據參差不齊，但一些研究顯示，與同齡不在學的女性相比，高等教育環境內的年輕女性遭到性侵害的可能性較低。我們所知的研究皆未發現念大學的女性更容易受到性侵害。

學生（不僅是女性）與我們分享的故事清楚顯示性侵害所帶來傷害，而且這種痛苦有一部分會波及整個校園社區。如果性侵害造成的情感傷害和社會傷害還不足以證明有必要更重視預防工作，那麼我們可以再指出性侵害的巨大經濟影響。二○一七年，美國疾病管制暨預防中心的研究人員估計，性侵害對全美人口造成的經濟損失超過三兆美元。

我們不僅僅是試圖讓讀者對這些統計數據感到震驚，或對後面講述的故事感到悲傷。我們的目標是推動行動——但這些行動要從同理心和理解出發，不是從恐懼出發。

●本文摘自麥田出版之《性公民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