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治戰後台商海外發展歷史,一探台灣人到汕頭深耕之淵源

圖/《商跡》書封,麥田出版提供
圖/《商跡》書封,麥田出版提供

文/曾齡儀

百年前的台灣商人在汕頭

在汕頭舊城區有兩條巷子,一條叫做「台灣左巷」,另一條叫做「台灣右巷」,由街名可知,百年前的汕頭確實有台灣人的足跡。

台灣人為什麼來汕頭呢?主要區分成兩種類型,第一種是「外派類型」,也就是受到台灣總督府的指派,前往汕頭的日本機構服務。例如:一九〇五年中國要興建汕頭至潮州的鐵道,也就是後來的「潮汕鐵路」,但技術有限,因此由日本的「三五公司」承包工程,台灣總督府派遣技術人員至汕頭,當中也包含十名台灣人。

此外,也有台灣教師被總督府外派至汕頭的日本學校任教,當時的背景是,隨著「潮汕鐵道」的興建工程,汕頭當地的日本社群逐漸擴大,為了解決學童教育的問題,培養帝國臣民應有的德性與才藝,一九一五年台灣總督府在外馬路上成立汕頭「日本人小學校」和「東瀛學校」,前者給日本學童就讀,後者供台灣子弟就讀,同時也招收中國兒童,希望透過日語教育,培養親日的中國人。

雖然汕頭「東瀛學校」歷屆校長都由日本人擔任,但教師當中有多位台灣人,包括一些夫妻檔,例如:屏東萬巒的鍾兆興夫婦、台北大稻埕的徐風樟夫婦、台南學甲的陳長生夫婦,以及宜蘭羅東的鄭嘉昌夫婦。

(圖/汕頭「東瀛學校」師生照,鄭美華(鄭嘉昌之女)提供;麥田出版提供)

第二種類型是以商人為主,他們基於地緣、血緣或是商機,自願前往汕頭發展。根據日本外務省調查編輯的《通商彙纂》,一九〇七年,當日本正式在汕頭設立領事館之時,有一百多位台灣人居住在汕頭,大多是經營布匹、銀莊、雜貨、糖穀和蓆包買賣的商人與其親屬。二十年之後,到了一九二七年,汕頭的外國人士約有一千名,其中台灣人占了近四成,堪稱當地人數最多的外國人社群。

到了一九四三年中日戰爭晚期,汕頭有近兩千名台灣人,在中國各城市排名第五,次於①廈門(八千五百六十五人)②海南島(七千七百七十一人)③廣東(亦即廣州)(四千兩百五十六人)與④上海(三千七百六十七人)。

台灣人選擇到中國從商的原因,除了市場的考量外,「國籍」也是至關重要的因素。台灣人屬於日本帝國臣民,在海外(中國、東南亞)的台灣人被稱為「台灣籍民」,意思是「擁有日本國籍的台灣人」。日本國籍的身分,對於台灣人非常有利,基於中日之間的不平等條約,台灣人在中國享有治外法權。

不過,對喜歡做生意的台灣商人來說,擁有日本籍的最大好處是「可免除稅務」,包含港口關卡的「釐金稅」、「落地稅」與其他大大小小的稅捐。「釐金稅」是商品稅的概念,通常是商品價格的百分之四─五,落地稅大概在百分之一以內,「籍民」身分確實可幫台灣商人省下一大筆錢。

然而,如同今日許多人透過買賣方式取得他國護照,當時不少中國人為了獲取稅務與司法訴訟上的好處,透過賄賂或是欺騙的方式獲取「籍民」身分,當中不乏從事鴉片、娼館、黑幫等暗黑事業之人,此種情況尤以廈門最顯著。因此,雖然統計數字上廈門的台灣人最多,但當中究竟有多少假台灣人,就不得而知了。

相較於廈門的複雜情況,汕頭的台灣社群較單純,多為正派經營的商人,其店舖集中在老城區與外馬路一帶,該區離港口近、商業繁榮,很適合做生意。

為了追尋百年前汕頭台商的蹤跡,本文綜合多項史料,包括日本外務省《通商公報》、《海外日本実業者の調查》與《臺灣日日新報》的資料,加上日人與汕頭人的著作,例如《汕頭商埠》(東瀛學校安重龜三郎校長)、《新汕頭》(日本駐汕頭領事內田五郎)、《汕頭指南》(汕頭報業人士謝雪影),勾勒出當時台商的樣貌。

書名:《商跡》
作者:曾齡儀(主編)
出版社:麥田出版/城邦文化
出版時間:2024年2月29日

首先是台商交易的貨品,主要有「糖蜜酒精」、「海產」、「煤炭」、「藥品」與「火柴」。所謂「糖蜜」是製糖過程中的副產品,甘蔗榨汁之後,將剩餘的糖水發酵製成酒精,就變成「糖蜜酒精」。主婦們最愛的「紅標米酒」,早期便是以米酒加上糖蜜酒精調和而成。百年前的汕頭台商,將「台灣製糖會社」(今天的台糖)的糖蜜酒精進口到汕頭,加水調和之後,賣給東南亞的華僑飲用。另外,台灣的糖蜜酒精也與天津「高粱酒」混合,賣給汕頭當地人飲用。

「海產」也是台商交易的重要貨品。今天我們提到日本料理,立刻聯想到各式新鮮海產,北海道毛蟹、干貝與海膽、伊勢龍蝦、廣島牡蠣,更別說是新鮮旬魚,春天的真鯛、夏天的沙丁魚、秋天的鯖魚、冬天的鮪魚和鮭魚,令人食指大動。

汕頭台商從日本進口各種水產乾貨,包括:魚乾、乾蝦、甘貝、鮑魚、乾鱈、介類、海參、洋菜和海帶,多經由香港、上海,或是基隆轉運至汕頭。這些海產乾貨透過廚師的巧手,成為一道道珍奇美味的潮州菜餚。

「煤炭」,日語叫做「石炭」,二十世紀初期中國的電力和熱能都靠煤炭,以汕頭來說,年需求量約十萬噸,分別從日本九州、台灣基隆、越南鴻基和海防,以及中國本地的開平輸入。台商將「九州炭」和「基隆炭」進口到汕頭,原本是九州炭較多,但隨著基隆煤礦的崛起,逐漸成為輸往汕頭的大宗。一九二〇年代中期,汕頭市區的電燈、水道、鐵道、小蒸汽,還有工廠所需之煤炭,幾乎都由基隆炭供應。

此外,日本的「藥品」頗負盛名,街頭巷尾四處皆有的「藥妝店」是台灣旅客的採買重點,不論整腸保健的「表飛鳴」、治痰去咳的「龍角散」、專治感冒的LuLu膠囊,或是外傷、止癢、潔膚等琳瑯滿目的商品,都深受喜愛。百年前的汕頭台商也將日本的藥品和醫療器材進口至汕頭,生意興旺。

下面是幾個較具代表性的汕頭台商家族:

1. 台南陳冠英家族:陳冠英(一八八〇─一九二六)是台南著名的米糖商人,其家族在一九一〇年代前往汕頭,在「昇平街」開設「萬源洋行」,經營糖蜜酒精、海產、火柴的買賣。一九二〇年代中期,陳冠英的姪子陳祺輝接手事業,他不僅生意做得好,也積極參與當地事務,擔任「台灣汕頭會」的幹事。一九三〇年代初期,台南同鄉黃欣(一八八五─一九四七)想在汕頭成立一家製冰廠「大東」,陳祺輝也加入當股東。

2. 新竹饒維珍家族:饒家在一九一〇年代晚期來到汕頭,在「永平路」開設「神州洋行」,經營藥品、雜貨進出口,家族成員饒維運、饒維信、饒扶桑都在此工作。一九二〇年代饒家跨足經營旅館業,開設「神州飯店」和「華安旅館」,二戰之後才返回台灣。

3. 桃園中壢余家:余家在一九二〇年代初期來到汕頭,在「育善街」設立「裕泰洋行」,將機械、化學藥品等輸往汕頭,一九三〇年代,由余阿岑擔任公司負責人,家族成員余錫圓、余錫岑、余錫丹、余桂英、余碧海、余菩提皆在汕頭。值得一提的是,余阿岑的妻子林美祥是潮州人,從上海「東南醫學院」畢業後赴日深造,是當時少見的女性醫師。

當時,確實有一些台灣醫師在汕頭開業,例如:來自高雄的王振謙,從「台灣總督府醫學校」畢業後在汕頭經營「王振謙診療所」。另一位簡永祿是台中豐原人,從總督府醫學校畢業後,一九二〇年代中葉來汕頭,在「育善橫街」開設「大和藥房」,看診兼經營藥種販賣。爾後,由簡積玉接手,從花柳科到肛門科,都可以看診。此外,也有一位名叫王景霖的台灣牙醫,在「永平路」開設「太原牙科」。

(圖/大和醫院,《汕頭指南》廣告/麥田出版提供。)

4. 屏東六堆蕭信棟:蕭家是佳冬望族,蕭信棟留學日本後,一九一五年投資興建連接汕頭與樟林之間的「汕樟輕便鐵道」。一九一六年在汕頭設立「永和洋行」,開採廣東隆豐的「鎢礦」(重要軍事原料),賣給日本與美國。爾後,隨著一次大戰結束,鎢礦需求大減,公司也隨之沒落。不過,蕭信棟並未放棄在汕頭經商的夢想,一九三五年又在汕頭開設「展南公司」,經營酒類、醬油和雜貨買賣。

此外,有些「台商」是在中國出生,爾後入籍日本,例如:大稻埕茶商陳廣述,他出生於潮州(一八五六),日本領台後入籍,在大稻埕經營「美盛述記」茶行並擔任「台北茶商公會總會」幹部,相當積極。在汕頭開設「廣源洋行」(茶),交易金額高達三十萬元,事業版圖橫跨潮汕、台灣與暹羅。

另一位著名的入籍台商是羅炳章,他出生於浙江(一八七八),日本領台後擔任日本海軍的通譯,也曾在台北城內郵局工作。一九〇四年,他以「潮汕鐵道」事務員的身分前往汕頭(可能是通譯),一九一五年在汕頭的「外馬路」成立「三麟公司」,經營酒糖蜜精、海產、煤炭和火柴生意。此外,羅炳章也跨足保險業,他代理「帝國生命保險會社」業務,算是一個新興事業。一九三〇年代,由後人羅振麟、羅兆麟、羅惠麟接手,繼續在汕頭經營事業。

●本文摘自《商跡:日治時期到戰後台商的海外拓展故事,管窺台灣在世界的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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