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著的每一刻，都對他人觀點極為敏感」—競爭與從眾文化導致韓國人不快樂？

文／麥克．布斯

無論財閥是否唯一的罪魁禍首，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就是韓國人非常不快樂。根據二〇一八年聯合國「全球幸福報告」（World Happiness Report）排名，韓國在一百零六個國家當中排名第五十七位，如果根據財富調整幸福感，排名還要再往下掉79。韓國自殺率為亞洲最高，通常是全球自殺率排名前五的國家。

徐恩國是專門研究幸福的韓國心理學家，他的研究主題涵蓋了諸如「外表吸引力會帶來幸福嗎？」或是「尊稱能否提升正面情緒：語言形式和情感價向的相互關係」。（換句話說，就是：依輩分和社會地位而嚴格訂定的稱謂，是不是讓韓國人很痛苦？）我與徐博士約在他擺滿書的狹長辦公室見面，位在延世大學心理系大樓。這棟爬滿常春藤的雄偉建築還附帶了有城垛的鐘樓，就像美國常春藤聯盟大學。

我有幸住在丹麥，一個通常名列全球最幸福國家前五名的地方。從表面上，丹麥人其實脾氣暴躁又多疑，但我能想像丹麥人對自己的生活感到「幸福」或「滿意」。我在想，會不會是因為不同國家對幸福有不同的詮釋，才會造成韓國雖然比大多數國家富裕自由，卻還是排名不理想？

「說到底，無論是韓國人、丹麥人或任何國家的人，在生活中追求的東西都非常類似，」身材單薄的徐恩國博士說，他穿著牛仔褲和帆船鞋，看起來彷彿今天一整天要待在遊艇上。「想要有權力，想要被視為重要人物。唯一的區別，也是棘手的部分，就是我們必須玩不同的文化遊戲來實現這些願望。」以我的經驗，權力和被視為重要人物並不是丹麥人的優先事項。是不是因為儒家傳統，韓國人才會更重視地位？

「我相信無論是非洲部落或任何地方的成員，沒有人想被視為團體裡的失敗者，但沒錯，差異性的確存在。無論在哪個國家，與幸福非常相關的一項文化變因就是個人主義，而個人主義的本質就是一種心理訓練，讓你可以過著自己的生活，不在乎別人如何評價你的生活。這種心態對於維持高度幸福感非常有益，因為你不需要別人的認可，你的生活不關他人的事。」根據徐恩國博士，大多數亞洲文化剛好相反，特別是韓國，也許這就是韓國人最大的壓力和不快樂的來源。

「在韓國，人人都來干涉你的生活，總是別人在作主。你應該這樣做，你那樣做不對，他人無時無刻在評估你的行為，到最後你會變得非常敏感。有時我對自己的評價可能跟別人對我的評價有出入，我可能覺得一切都好，但別人認為我的生活很糟糕。

「韓國人非常需要社會認可，證明自己成功不是為了自己，而是為了家人。許多東亞人更在乎別人如何衡量他們，我認為部分原因可能是儒家思想。」

儒家思想要求個人必須符合他人的期望和價值觀，然後還要根據身分年齡，將自己精確地置入社會等級之中，這樣的壓力一定很累人。西方文化中氾濫的個人主義也導致各種心理壓力，但至少個人可以選擇用自己的標準來衡量自己「成功與否」。我們西方人可以說聲「去他的」，然後選擇不再汲汲營營於財富、外貌和成功，依然表現出令人信服的快樂模樣。然而在亞洲文化裡，正如徐恩國說的，「根據定義，勝利者的人數一定有限，所以很多人會覺得自己相對而言不如人。」正如麥可．布林所寫，韓國人「在醒著的每一刻……都對他人的觀點極為敏感。」

這也許是韓國自殺率在「已開發」國家居高不下的原因。徐恩國以高爾夫球選手為例，說明功成名就的壓力有時會造成致命後果。女子高爾夫球員世界排名前一百名裡大約有三分之一是韓國人「……因為她們的家庭為此奉獻一切，這些女孩在六歲左右，她們的爸爸就為了女兒的高爾夫事業辭掉工作，這是多麼大的壓力啊！幸運的話她最後成為球星，皆大歡喜，但這是童話故事，大多數人沒辦法走到那一步。萬一困境接踵而至，那麼這些人最終很可能走上絕路。」

徐恩國說，向外界展現自己很成功，也是因為不想丟臉。東方學有個老套說法，亞洲人比西方人更重視面子，這點倒是沒說錯，我在這方面有一些體驗。韓國人被問路的時候，無法容許自己說出「不知道」。我來的時候問一個學生徐恩國博士的辦公室怎麼走，他很肯定地指著附近一幢大樓，但根本就不在那裡。我最珍惜的一次經驗發生在之前，幾天前，我在首爾路上向一名女子問路，我想知道最近的地鐵站怎麼走。她很有威信地邊指邊說：「那邊，看到了嗎？你往那邊走。」

我朝著她手勢的方向點點頭。

「好，你往那邊走，向左轉，然後……」她頓了一下，好像要給我最後的指示。「……再問別人。」

說完之後她就朝反方向快步離開。大約半小時後，我在她的去路找到地鐵站。

幾年前，韓國僧侶慧敏法師開始在社群媒體提供智慧小語，幫助人們應付現代生活的壓力。他累積了許多追隨者，他的格言後來集結成書，每頁約五十個字又留白很多的那種（我常覺得我應該寫這種書），《停下來，才能看見》（The Things You Can See Only When You Slow Down）80於二〇一二年出版，盤踞韓國暢銷書排行榜冠軍將近一年。

慧敏法師很清楚他人期望給韓國人造成的壓力，他特別在選擇宗教和人生伴侶方面，請大家從個體的角度來思考，包括：

「選擇職業的時候不要顧慮別人的看法，其實別人不在乎你做什麼。」

還有「使人感到尷尬和不舒服的……是家人施壓要求你服從。」

沒想到，徐恩國博士對慧敏法師沒什麼好感，事實上，他也不認為快樂是人生目標。「其實我剛寫了一本書批評幸福學還有正向心理學的潮流。我認為都是狗屁。很遺憾，人並不是為了快樂而活。我們智人跟鳥類或動物沒有不同，牠們的生存目的也不是快樂吧？從進化的角度來看，快樂只是一種工具，或是一種訊號，引導你去找尋對生存至關重要的資源。我們何時覺得快樂？吃飯或做愛的時候。快樂只是一種訊號，表示你這個人正常運作。」

在韓國，要討論快樂就不能不提「恨」（han，한）的概念。我看過對「恨」的各種描述：壓抑的怨恨，無助的憤怒，單方面的憎恨，或無休無止的委屈。最奇怪的是，韓國人並不想消除這個感覺。「恨」之於韓國人就像 hygge（溫暖、舒適的意思，被視為丹麥文化的象徵）之於丹麥人，「恨」無所不在，無法掌握，所有人都理解，也接受這是韓國人固有的一部分。和丹麥人對 hygge 的看法一樣，韓國人也覺得「恨」無法翻譯。

朴世浩把「恨」描述為「……鬱悶，懷恨在心，沒有表達出來的憤怒，針對世界也針對自己，沒有特定的目標。沒有人知道它從何而來，為什麼而來，也沒有人知道該如何消除這個感覺，但是……它一直在，不會得到解決，而且永遠都在。」

韓國電影製片人金亨俊完全不同意。「大家說『（恨）沒辦法解釋，因為這只有韓國才有』。胡說八道，恨就是怨恨，對人、事、物懷恨！」

和我在首爾吃過一次午飯的韓國詩人兼小說家成碩濟，也認為「恨」是人類共通的感受，「當你承受壓力或經歷困境，它就在你心裡累積，像內傷一樣。『恨』可以藉由舞蹈、文學或歌唱等不同藝術形式來表達，如同有人因為內心苦楚而哭泣呻吟，我不認為只有韓國人才有這個感覺，世人都能理解『恨』。」

徐恩國博士也持同樣的懷疑態度，「我不覺得韓國人的苦難有什麼特別的，韓國人的絕望或沮喪，任何文化都看得到，是吧？也許是因為我們的近代史，所以苦難被特別放大，政府以此來激勵人民。我不是說它不存在，就像泡菜，我們把泡菜說得很特別，但別的文化也有醃菜啊。」

我想知道，「恨」（如果它真的存在）作為受害者心態的症狀，是因為日本殖民統治才留下來的嗎？如果是的話，能否把它形容為（小聲點，不要被韓國人聽到）日本人的意外贈禮，刺激了戰後的經濟繁榮？我在東京曾與在日朝鮮人學者鄭太金談過此事。「日本殖民統治是負面經驗，」他告訴我。「但是在戰後，恥辱變成激勵，韓國人覺得如果日本做得到，那韓國有什麼不行的？」

朴世浩不同意。「早在日本殖民之前，恨就存在了，說不定從韓國還是中國附屬國的時候就開始，到了現在，我們開始享受恨——我們很慘，我們驕傲。」我敢肯定，韓國長達數世紀的社會壓迫、貧窮、佔領，甚至更早就存在的性別歧視都有影響，所有人必須安分守己，沒有人敢造次。幾百年來，女性不准與男性共餐，夜裡有宵禁，每個韓國人都必須佩戴身分名牌，精英階層用象牙製，中產階級用鹿角製，白楊木製的給下層官僚使用，平民用普通木材。「從西方角度來看，在韓國文化裡，個人並不存在，」一位韓國專家寫道。

姜漢拉是首爾大學人類學系學生，目前專攻性別研究，我在國會大樓旁的公園與這位說話斯文但很有主見的二十六歲女孩見面。她不同意我的假設，即日本佔領讓恨更加發酵。「我認為『恨』扎根很深，由來已久，我們說的『恨』是一種帶著憤怒的悲傷，這跟與日本競爭的動力、獲得成功的渴望都不一樣，裡頭沒有一點正面元素。」

在東京時，韓裔親日作家吳善花將「恨」與日本的「物哀」（もののあはれ，對他物感情投射、世事無常的感嘆）作對比。「日本人讓一切隨著水漂走，」她說。我想，她的意思是日本人較能接受命運帶來的後果，也較能寬恕和忘掉過錯。但韓國人無休無止地沉溺在現實和想像中的不公不義，搞到最後，自己陷入我祖母常說的「一團老泡沫」。「韓國人喜歡自怨自嘆。日本人通常不把情感表現出來，但這不代表他們就沒有情感，」吳善花說。

「恨」（或者明確來說，韓式痛苦）很可能藉由韓國的高壓教育體系而延續下去。根據最新國際學校評估排名（國際學生能力評估計畫〔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簡稱ＰＩＳＡ，二〇一五年），韓國學生在數學和閱讀方面排名第七，在理科方面排名第十一位，雖然不及中國、日本、香港和台灣，但仍然不錯。但是，就學生的福祉而言，韓國年輕人得分確實很差。只有一半的人回報對生活「滿意」或「非常滿意」（相較於平均百分之七十一），而百分之二十二的人對生活的滿意度為「低」（相較於平均百分之十二）。所有人都攬了巨大的壓力在身上，百分之八十二的人希望在班上名列前茅（相較於平均百分之五十九）。

顯然有哪裡不對勁。很可能是惡名昭彰的「學院」（학원，hagwon），也就是課後補習班。許多韓國學童（可能是大多數）放學之後還要補習，通常補到深夜。「學院」是個一門大生意，據一項估計，「學院」在二〇〇九年的收益比三星還高。政府祭出限制學院營業時間的法案，晚上十點到凌晨五點之間不能上課（你能想像這還必須立法嗎？），但是韓國學校的教育方式也讓人搖頭，儒家強調死記硬背，全盤接受老師的教學。「學院」很貴，所以自然只有家裡有錢才負擔得起額外的學費，意味著有錢人家的子女往往考試成績比較好，得以進入更好的大學就讀，謀得最好的工作，從而加劇了韓國的貧富差距。

我注意到深夜在首爾地鐵上總是很多學生。一天晚上，我坐在一個十多歲男孩旁邊，他顯然正要去城裡數以千計的「學院」上課，或是剛下課要回家。他全神貫注於數學參考書，在座位上來回微微擺動，沒拿書的那隻手捶打自己的小腿。也許這是某種記憶技巧來幫助他記住書中內容，以便考試時回想起來。也可能他只是快要抓狂了。82

每年最重要的考試是十一月舉行的大學修學能力試驗，簡稱「修能」（수능）。必要的話，航班會改道，道路封閉，好讓學生能安靜應試。這個考試決定了他們能否進入四、五所最負盛名的大學（第一學府是首爾大學），能入學的話，保證未來一定可以在財閥謀得職位。進不去的人淪落到二流大學，未來過著二流人生。至少大家是這麼看的。

百年來，中國也採用差不多極端的大學入學考試，也就是「高考」83。眾所周知，那裡的學校會為備戰高考的學生打點滴注射氨基酸以補充精力。我後來在北京旅行時，遇到一個大一學生跟我說，三年來他每天從凌晨六點讀書到深夜，為每年六月七日和八日為期兩天的高考做準備84。他跟我說他是優秀學生，應該考得很好，但是結果沒有達到他的期望，滿分七百五十分他只拿到五百八十四分，沒能依照他的志願進入頂尖大學（北京大學或清華大學）讀語文，因此他進了第二層次大學攻讀商業和經濟學學位。高分對他意味著什麼？「可以向最好的講師學習，之後有機會出國留學，這是我們的主要目標。」儘管如此，他仍然相信這種考試體系有用，在一個人口如此眾多的國家，這種過濾方式雖然殘酷，但有必要。「讓人變得堅強，」他告訴我。「如果高考都考不好，或許也沒資格過上好的人生。」但是另一位與我聊過的中國大學生跟我說，他的求學過程非常艱辛，導致他後來深受創傷後壓力症候群所苦，「我每晚做惡夢，老師在折磨我，那個壓力難以忍受，」他回憶道。

我在首爾遇到的人類學系學生姜漢拉覺得，接受優等教育要花那麼多錢，畢業後財閥主導的就業市場競爭又那麼激烈，韓國年輕人對於未來的夢想越來越保守。她給應屆畢業生列出僅僅四個選項：試著在某個財閥找到難能可貴的終身飯碗，繼續深造（家裡要有點錢才行），讀法學院（律師在韓國總是很有前途），或參加政府高普考。對於大多數人來說，創業或旅行都是幻想。我提到創意產業，前任總統曾強調要將其作為韓國未來的優先事項，姜漢拉冷笑，「都是空話。」

她說，很多年輕韓國人選的是第五個選項。「結婚生子花費太高，風險很大，因此很多人決定不要冒險。他們已經看到小孩子在韓國有多辛苦，給孩子接受良好教育有多艱難。所以他們放棄了，放棄婚姻，放棄愛情，放棄生小孩。」

●本文摘自愛米粒出版之《一山三虎：爭執不休的東亞手足，日本、韓國、中國和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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