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為領袖之前：波蘭國父約瑟夫·畢蘇斯基，革命與掙錢歲月

現代波蘭的國父──約瑟夫．畢蘇斯基，曾實現了波蘭獨立建國的夢想，並帶國家邁向現代、民主、多元化。然而他如何走向了不可挽回的獨裁之路？又如何在日益壯大的俄羅斯與納粹德國兩者的夾縫間求生？作者約書亞．齊瑪曼以具有權威、清楚明瞭的文字探索了畢蘇斯基充滿矛盾、卻又影響二十世紀歐陸政局關鍵的一生。（編按）

文／約書亞．齊瑪曼 （Joshua D. Zimmerman）

為了獨立建立軍隊

指引我的不是絕望，也不是犧牲，而是征服和取得勝利的渴望。──約瑟夫．畢蘇斯基，一九○八年

從一九○七年開始，畢蘇斯基就在策畫一場大規模的政府郵務列車搶案，是該黨歷史上最大宗的搶劫行動。他知道這輛火車會受到嚴密看守，因此很清楚雙方都有可能死傷，所以撰寫了自己在政治方面的遺囑，寄給他在黨內最親近的夥伴之一費利克斯．佩爾，佩爾同意萬一他真的走了，會用這份遺囑作為訃文的參考依據。

從畢蘇斯基在四十歲寫下的遺囑，可看出他是怎麼看待自己。畢蘇斯基寫信給佩爾：「當然，我不想要規定人們怎麼評價我的志業與生平，絕對不要！我只拜託你不要把我寫成『一個好官員』或『一個夢想家和多愁善感的人』，也就是犧牲自我到超過人性界線的那種人之類的。我在得意朦朧的年輕歲月某種程度上是如此，但是現在那個時期已經過去，再也不會回來。」

畢蘇斯基說他畢生所要奮鬥的，就是解決家園被瓜分這個難以為繼的處境。他堅稱：「這不是多愁善感、不是做白日夢，而是純粹在做人。」因為「假如都不反擊、甚至是強硬地反擊，我連空口說白話的人也不是，而是一頭甘願被棍棒鞭子毆打的野獸了。」他的首要目標是戰鬥和為勝利做準備。他繼續談到即將來臨的搶劫行動：

我的第一個想法──這我未曾解釋過──就是在這樣的局勢下有必要把每一個黨、尤其是社會主義黨變成單一的武力組織⋯⋯在這幾年來，我想透過我的行動實現這個想法，還承諾自己不是去實現它，就是在實現的過程中死亡。

我已經朝這個方向實現了很多，但是仍少到無法令我滿足，認真地忙著進行戰鬥的最後一刻準備，所以現在我賭上了一切。有人說我是個高貴的社會主義者，我是個連敵人也不會公開辱罵的人，是個對民族的整體文化做出些許貢獻的人。

我希望用我本人的經歷強調一個非常痛苦的事實，那就是在一個不知道怎麼為自己奮戰、每次被人毆打就退縮的民族，即使是不高尚、不美麗或不偉大的行動，人們也必須去做，犧牲自己的性命。

畢蘇斯基的計畫在一九○八年的九月二十六日付諸實行。那天，十九名戰士前往位於維爾紐斯北邊二十四公里的貝茲多尼（Bezdany）火車站，參與搶案的女性有四人，其中之一是亞麗桑德拉．謝爾賓斯卡。這場搶案實在太過意義重大，乃至於歷史學家波博格－馬里諾夫斯基在一九三三年為這起事件寫了一本兩百一十四頁的專著。政府的火車深夜進站後，這群戰士將它團團包圍。武裝守衛以武力回應，緊接著雙方交火。

亞麗桑德拉後來憶道：「畢蘇斯基和普里斯托衝進郵務列車，炸毀鐵製的保險櫃，拿走裡面的鈔票。他們把鈔票塞進郵務袋和麻布袋，盡可能裝越多越好，直到聽見其他火車從遠方靠近的聲音、警告他們就快要沒有時間逃跑才罷手。」四十五分鐘後，搶劫結束，他們這邊無人傷亡，但有一名當地官員被殺、五名守衛受傷。

這群戰士逃到森林裡的一座小木屋，是亞麗桑德拉事先租來當作安全避難所的地方。「在黑暗中經歷漫長危險的旅途，走過森林中人煙罕至的小徑和岔道之後」，全部人都在凌晨抵達。他們把袋子裡的錢倒出來，開心地發現裡面總共有二十萬零八百一十二盧比，在當時相當於十萬一千三百二十七美元，是他們目前為止最大的收穫。

一九○八年九月三十日，《泰晤士報》報導有一群年輕人帶著左輪手槍和炸彈「在星期六晚間攻擊了維爾紐斯附近的小站貝茲多尼，殺死一名憲兵，將官員綑綁塞住嘴巴，並切斷所有的電線，目的是要劫掠從華沙到聖彼得堡的一輛郵務列車。」

貝茲多尼搶案是畢蘇斯基第一次直接參與的行動，但卻只是近年來執行的數以百計場搶案之一：一九○六年他們發動六百七十八次；一九○七年四百六十九次；一九○八年年底前兩百零八次。

隔天早上，這群人拆成更小的小隊，分道揚鑣。畢蘇斯基、亞麗桑德拉以及另外一人把裝有鈔票和銀幣的郵務袋埋在小木屋附近的森林裡，之後前往當地的火車站，要到基輔。車站到處都是警察。

亞麗桑德拉憶道：「走進車站時，我幾乎可以聽見自己的心跳聲，但是我看向約瑟夫．畢蘇斯基，卻看到他非常冷靜。我們通過剪票口時，他的臉上不帶任何一絲情緒。我們聽見周遭的人都在談論貝茲多尼，站內到處都是士兵和警察⋯⋯我們完全認為自己會被攔下，但所幸沒有人注意到我們，所以順利抵達目的地。」

在基輔待了兩個月後，亞麗桑德拉回去挖出埋藏的戰利品，中途在她的故鄉蘇瓦烏基（Suwałki）停留，探訪家人。在一位幫手的協助下，她把錢運到維爾紐斯。接著，這筆錢成功偷渡通過奧匈帝國邊界，送到克拉科夫。貝茲多尼搶案籌備了將近一年的時間，是畢蘇斯基策畫的，目的是要帶來收入，讓積極鬥爭聯盟能夠吸引來自各行各業的戰士，無論他們是不是黨員、是不是社會主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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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這段時期，畢蘇斯基的寫作產量提高了。他不僅天生有寫作的衝動，還有經濟方面的因素刺激他這麼做，因為他大部分的收入都來自寫作。亞麗桑德拉說道：「這是一段收入微薄的時期，畢蘇斯基只靠報導和替克拉科夫的報社寫文章所得到的收入維生，這些報社的編輯很願意刊登他的作品，因為奧地利和俄羅斯之間互相厭惡，他們要攻擊俄羅斯的體制。」從他家的環境就能看出他有多麼瘋於寫作，還經常有公開演講需要準備。

在一九○九年九月的一封信，畢蘇斯基寫到他的書桌很凌亂：「桌上散落著地圖、書籍和紙片，有些寫滿了字，有些是空白的。事實上，這跟平常一樣處於完美的秩序。如果熱愛秩序的你一定要知道，我非常喜歡我的桌子這樣亂七八糟。」亂歸亂，他卻總是能找到自己需要的東西。

對畢蘇斯基而言，井井有條的書桌反而適得其反。「或許我混亂的四周是我混亂腦袋的外在表現。例如，我熱愛零碎片斷地工作，做事沒有任何條理，只專注在令我心靈產生興趣的事物。」

因為需要穩定的收入，畢蘇斯基經常同時進行好幾份寫作工作。他在一九○九年寫信給亞麗桑德拉：「妳就知道我工作有多忙碌，有尚未完成的工作，還有些才剛剛展開。而且，還要加上我為了組織必須進行的所有工作，以及假期後要對步槍士兵進行的演講。妳能想像我的時間完全被占滿了。」

●本文摘自臺灣商務印書館出版之《波蘭國父畢蘇斯基：從民主信徒到獨裁領袖，影響二十世紀歐陸政局的關鍵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