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分子比想像的還要理性與有同理心 什麼原因讓他們拿起軍事武器？

文／卡拉‧鮑爾Carla Power（《古蘭似海》作者、普立茲非虛構作品決選作家）

　　二○○二年，伊斯蘭祈禱團在峇里島引爆炸彈，之後幾年，印尼當局設法接近獄中的恐怖分子，希望深入了解他們的網絡。「當局給他們VIP待遇，」印尼恐怖組織專家卡麥倫．桑普特（Cameron Sumpter）說，「獄警和他們一起吃飯、一起祈禱，帶他們到監獄外放風。」即便在八百多名印尼公民試圖加入伊斯蘭國後，與許多西方國家相比，該國的反恐法律比較溫和，被定罪的恐怖分子獲得的刑期相對較短──只有短短幾年。在印尼，被監禁的恐怖分子往往比其他囚犯、甚至獄方人員享有更高的特權，因為許多人認為，比起基於貪婪或嗜血而犯的罪，意識型態犯罪沒那麼可鄙。

　　到了二○一八年年初，已有兩百二十六名伊斯蘭國新成員被遣送回印尼。大多數人加入為期一個月的政府感化計畫，然後返回自己的家鄉。在感化中心，前ISIS支持者參加由神職人員和更生人舉辦的講座，幫助改變他們的世界觀、重新擁護民主價值。返國的激進分子回歸社會之前，必須簽署一份聲明，宣誓信守建國五原則。不出所料，結果好壞參半。如今在瑪瑯（Malang）監獄擔任去激進化顧問的一名前激進分子，被獄中的聖戰士囚犯視為叛徒，慘遭毆打。

　　前激進分子一旦出獄，政府和許多NGO便迫不及待地將他們置於公眾視野中。印尼的反恐官員有時會安排前聖戰士上電視，但願他們掉入聖戰陷阱的故事能遏止其他人加入。我抵達印尼的幾星期前，國家反恐機構（BNPT）將一百二十四名被定罪的恐怖分子和五十一位恐怖主義暴行的倖存者聚集在雅加達一家飯店的宴會廳。BNPT的首長將這次聚會定調為「公開和解」，有機會達到「相互尊重與理解……是邁向和平的第一步」。其他人沒那麼篤定：一些學者懷疑這場活動是否只是公關噱頭，有些受害者甚至抵制這場活動。

　　印尼的許多前聖戰分子後來都找到體面工作。曾在伊斯蘭祈禱團擔任最高指揮官的納西爾．阿巴斯（Nasir Abbas），如今一邊向注重健康的印尼人販售高級蜂蜜，一邊為反激進化專案提供諮詢服務。前激進分子如果需要經濟援助，可以向政府申請創業補助。胡達的YPP只是願意幫助他們站穩腳跟的眾多非政府組織之一。我聽說，一個感化組織的負責人甚至讓前聖戰分子住進他在雅加達的家。

　　憤世嫉俗者或許認為政府經費、為前激進分子舉辦的研討會以及受害者與聖戰士之間的公開和解，不過是精心設計的舞台表演。但它們顯示了官方默許對前聖戰士負起的社會責任感，儘管大多數的印尼聖戰組織致力於以伊斯蘭教法取代印尼的多元化民主，而他們的主要目標就是當地警察和官員。

前好戰分子不過是擁有聖戰經歷的同胞。

　　我本以為會在胡達的YPP研討會上看到粗暴或靜靜保持戒心的好戰分子，但每個人都很和氣，毫無例外。大夥兒開懷大笑，擺姿勢自拍。「亂入！」一名前聖戰士在一群人按下快門之前偷偷從他們後面冒出頭說。這名好戰分子熱愛擁抱、在領取自助午餐時會乖乖排隊，而且吃早飯時總會問我睡得好不好。「在印尼，從被指控恐怖分子的人身上，你能發現的一件事情是，」安全分析師希尼．瓊斯後來在電話中告訴我，「他們幾乎都同樣迷人。」

　　在歐洲，受到暴力極端主義吸引的人經常說他們感受到的種族主義和伊斯蘭恐懼症，是他們心懷不滿的主因。穆斯林世界裡的聖戰士一般擁有高教育水準，相較之下，西方世界的聖戰士往往處於社會邊緣，身分地位較低。據德國情報部門所稱，伊斯蘭國在德國招募的新成員當中，半數有犯罪前科。事實上，ISIS的招募文宣暗示，他們歡迎有不光彩歷史的人加入。「有時候，擁有最黑暗過去的人會有最光明的未來，」ISIS在社群媒體上的一條招募口號這麼寫著。在穆斯林占大多數的印尼，聖戰士的人口結構有所不同。在雅加達，人們告訴我他們之所以加入恐怖組織，因為他們家就是幹這一行的，或者因為寄宿學校裡的同學都加入了，他們也跟著加入。與憤怒的孤獨者不同，我遇到的印尼武裝分子似乎非常熱情而合群。

　　「他們他媽的很正常！」胡達說。

　　他聲稱恐怖分子也是正常人，這樣的主張本身就是一種政治行為，挑戰了我們許多人拉起警戒線防範周圍恐怖分子的作法。從統計數字來說，胡達是對的：針對好戰分子的心理背景所做的研究顯示，他們並不比任何人更受精神疾病折磨。「如果只有罹患某種精神疾病的人才會成為恐怖分子，恐怖主義會是一個微不足道的問題，」社會心理學家克拉克．麥考利（Clark McCauley）表示。「相反的，我們必須面對正常人也可能成為恐怖分子的事實，我們自己在某些情況下也可能採取恐怖行動。」

　　聲稱恐怖分子也是正常人，意謂著他們並非瘋子或他者，而是依據他們的環境而行動。隨著我愈來愈深入理解通往激進主義的平坦道路──渴望歸屬感和冒險，渴望改造社會，渴望對抗家鄉、國家或世界的不公不義──我發現我納悶的並非世上為什麼有那麼多好戰分子，而是為什麼那麼少。我愈來愈傾向於同意胡達的觀點。他們他媽的很正常。

　　在美國，從直白地譴責「邪惡」的外國恐怖分子，到以雙重標準看待白人至上分子的暴力行為，輿論刻意模糊處理所謂的「正常」。人們經常為新納粹分子或大規模槍擊案的殺手拋出「精神疾病」或「孤狼」的藉口。以精神疾病為託辭，不僅減輕了他們對自己行為的責任，也減輕了我們的責任，拉開他們與我們──製造了他們的社會──之間的距離。

　　二○一五年，白人至上主義者迪倫．盧福（Dylann Roof）在查爾斯頓的黑人教堂槍殺九名信徒後，一些媒體和政府官員竭力宣傳「獨來獨往的精神病患者」台詞。在《華盛頓郵報》，賓州大學教授安西雅．巴特（Anthea Butler）將筆鋒轉向盧福的仇恨背景：「這人是從哪裡學會如此仇恨黑人？他是否效忠始終在南卡羅來納州議會大廈上空飄揚的邦聯旗幟？他是否受到右翼媒體沒完沒了地形容美國黑人懶惰且暴力所影響？」

　　恐怖分子「他媽的正常」的事實，很可能是恐怖主義最可怕的地方。

【作者簡介】卡拉‧鮑爾Carla Power

耶魯大學畢業，取得牛津大學聖安東尼學院當代中東研究碩士（M.Phil），以及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學位。記者生涯始於一九九〇年代為美國《時代週刊》提供來自歐洲、中東與亞洲的報導，議題聚焦於穆斯林社會、全球社會議題與文化等。文章亦散見於《Vogue》、《新聞週刊》、《紐約時報雜誌》、《衛報》、《外交政策》等。曾獲海外出版俱樂部獎（Overseas Press Club Award）、女性媒體工作者獎（Women in Media Award）。前作《古蘭似海》（If The Oceans Were Ink）同時榮獲普利茲獎與美國國家圖書獎決選名單。

鮑爾的母親是猶太人、父親曾是基督教貴格會的成員，鮑爾雖出生於美國中西部，但隨著家庭曾移至伊朗、印度、阿富汗、埃及與義大利居住。身為世俗女性主義者，但因有過沉浸於中東與亞洲的生活經驗，鮑爾從小與伊斯蘭結下不解之緣，並時刻思索「他者」與「異文化」的建構與相關議題。

●本文摘自麥田出版之新書《家．國．安全：從聖戰士媽媽、德國新納粹到斬首者，在全球「暴力極端主義」時代尋找消弭衝突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