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美外交檔案、研析中共策略！中國的崛起局勢是如何造成？

文／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

我們美國人今天看待中國，依然與中國看待我們完全不同─這個情況已經持續數十年了。為什麼史密松尼學會和美國國務院付一位著名中國藝術家二十五萬美元在國家廣場炸掉一棵聖誕樹？ 答案至少有一部分藏在中國一句古諺「瞞天過海」當中。這句話典出中國民間故事三十六計之一。這些計策都是設計來借力使力、擊敗強敵的妙招，甚至讓敵手還被蒙在鼓裡而措手不及。或許是不經心，蔡國強後來在向國務院官員發表談話時說了一句：「每個人都有他的小伎倆。」

我們這些自命「中國問題專家」的人，常自認畢生致力於降低美、中雙方之間的誤解。我們認為，美國人對中國一再犯錯，有時候鑄下嚴重後果。一九五○年，中國領導人認為已經清楚警告美國：韓戰中的美軍部隊不應太逼近中國邊境，否則中國將被迫還以顏色。華府沒有人讀懂訊息，因此當年十一月，中國部隊跨過鴨綠江、進入北韓，和美軍纏鬥到一九五三年才簽訂停火協議─美軍子弟已有三萬多人陣亡。美國也誤判中國和蘇聯的關係、它在一九七○年代交好尼克森政府的原因、它在一九八九年對天安門廣場學生抗議者的意向、它在一九九九年對待美機誤炸中國大使館的反應（中國領導人把它視同希特勒的暴行）等等。

我們研究中國問題的人有許多被教導，中國是西方帝國主義魔掌下無助的受害人─中國領導人不僅相信這個概念，也積極鼓勵這個概念。一九六七年我在哥倫比亞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時，政治學教授就強調西方和日本是如何如何地欺負中國，暗示我們第一代必須設法彌補前人之過錯。我們的許多教科書包含了相同的論述。

這個視角─不惜代價協助中國、幾乎盲目到看不見中國人的親善或惡意─籠罩了美國政府與中國打交道的方法。它影響到中國問題專家提供給美國總統及其他領導人的建言。

這甚至也影響我們的翻譯。外國人學中文，第一件事要學的就是它本質上是很含糊的。中文沒有字母，不是由字母拼組而成。中文字往往可以拼幾個小字成一個字。我們英文中的size在中文裡是「大小」，這是方塊字「大」和「小」兩個字堆砌起來。我們英文中的長度是length，中文又是把「長」和「短」兩個方塊字堆砌在一起。中國人用字典組織數千個方塊字，它必須根據約兩百個部首劃分。每個部首之下的幾百個字再依筆劃多寡排序，筆劃少則一劃、多則十七劃。

方塊字已經夠複雜了，還有四聲。四聲抑揚頓挫，代表不同字義。英文ma讀一聲是媽，二聲麻、三聲馬、四聲罵。中國人必須高聲講話，對方才聽得清四聲輕重。中文的音節也簡單，因此許多字發音相同，可是音同卻意義不同，誤解在所難免。

中文的複雜使它像天書、像密碼。外國人在翻譯中國觀念時必須做重大決定，而它很容易導致誤解。我有過幾次經驗必須決定如何翻譯中國領導人使用的罕見的中國詞語：比如一九八三年鄧小平在北京接見參議員訪問團、一九八七年朱鎔基訪問華府、二○○二年胡錦濤參訪五角大廈，都由我傷腦筋設法翻譯艱深晦澀的中文詞彙，以便正確無誤傳遞他們的真意。我們同僚經常相互交換翻譯心得。不幸的是，美國極大多數的所謂中國問題專家，只略通幾個字、不會講中國話─只夠在不會講中國話的人面前冒充內行。這一來這些所謂的中國問題「專家」往往有個毛病，即依本身的一相情願主觀地解讀中方的訊息。我們必須更努力，不只注重談話、還得注意談話的前後脈絡，更需要注意關鍵的弦外之音。過去五十多年，美國人在這方面失敗了。一直到最近，中國鷹派有時候誨莫如深的語言是借喻了中國的古代歷史，因此大多數外國人摸不透他們的戰略思想。

自從尼克森總統一九七一年向中國開放以來，美國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策大多以與中國「建設性交往」（constructive engagement）以協助它崛起為主軸。這個政策歷經八任總統、數十年之久，大多一路延續下來，只有小小改動。民主黨和共和黨的總統們各有不同的外交政策觀點，但全都一致認為與中國交往、提攜它崛起，非常重要。建設性交往派包含著名的學者、外交官和卸任總統，對於決策者及採訪中國新聞的記者頗有影響力。我當然知情─幾十年來，我也是這群人之一。事實上，我是一九六九年最早提供情報給白宮、主張與中國接觸的人之一。數十年來，有時候我扮演重要角色，力促兩黨政府提供科技及軍事援助給中國。我大體上接受美國高階外交官和學者共通的假設，亦即美國戰略討論、評論和媒體分析一再反覆提到的觀點。我們相信，中國領導人的思維與我們相似，只要美國援助脆弱的中國就可以協助中國成為民主、和平的大國，不會有區域或甚至全球稱霸的野心。然而，我們低估了中國鷹派的影響力。

根據這個信念做出的每個假設都錯了─而且後患無窮。根據中國所作所為，甚至同等重要的是，根據中國的不作為，這些假設的錯誤日益明顯。

【錯誤的假設一：美中交往能帶來完全的合作】

已經四十年了，我的同僚和我都認為與中國「交往」可以引來中國在相當廣泛範圍的政策問題上和西方合作。它並沒有實現。原本以為貿易和技術會導引中國和西方對區域及全球秩序的觀點匯流。它們也沒有奏效。簡而言之，幾乎我們全部的樂觀期許，中國都未能做到。

從阻礙飽經戰火蹂躪的阿富汗之重建工作和經濟發展，到提供救援給蘇丹和北朝鮮等反西方政權，中國都跟美國政府的行動和目標作對。中國正在和美國的盟友及敵人建立自己的關係，這一點顯示北京的任何和平、建設性意向都是言不由衷的。

以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為例。沒有任何一種安全威脅會比它們的擴散對美國構成更大的危險。但是中國一點都不幫忙─這還是客氣地說─抑制北朝鮮和伊朗的核武野心。

九一一事件之後，某些評論員表示，相信美國和中國今後將因恐怖主義的威脅聯合起來，就和以前因防制蘇聯而合作一樣。小布希總統在二○○二年一月的國情咨文演說宣示「泯除舊敵對」，合作對抗恐怖主義的「共同危險」的殷切盼望，並沒有改變中國的態度。中美在這個議題上的合作其實在範圍和效果上相當有限。

【錯誤的假設二：中國會走向民主之路】

中國在過去三十年肯定有改變，但是它的政治制度並沒有按我們支持中美交往的人所希望和預測那樣演進。少數派中國問題專家已愈來愈多人開始了解這一點。普林斯頓大學的范亞倫（Aaron Friedberg）觀察到中國共產黨不僅沒有瀕臨消滅，反而可能繼續存活數十年。作家孟捷慕（James Mann）報導中國新聞逾三十年，他指出他所謂的「緩和的」劇本─即預測中國將平穩地演化為自由民主政體─可能成為幻影。他提出警告說，今後二、三十年中國可能遠比今天更加富強，可是它或許還繼續受共產黨專制統治，仍然「敵視異議人士和有組織的政治反對派」，與美國尖銳不和。歐洲外交關係協會（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是個重要的中間偏左智庫，它在二○○九年提出評估，形容認為與歐盟來往會引起中國「經濟自由化、法治增進及政治民主化」的想法是「犯了時代錯誤」、言之過早。中國不但沒有出現美國式的自由市場經濟，學者愈來愈注意到出現了所謂的「威權資本主義」（authoritarian capitalism）。哥倫比亞大學教授黎安友（Andrew Nathan）在《民主雜誌》（Journal of Democracy）上撰文，稱這種轉變是「威權主義韌性」（authoritarian resilience）。

縱使如此，以為民主的種子已在中國村級基層播下的想法卻成為美國許多中國事務觀察家共同的看法。這派主張認為，只要美國不揠苗助長，中國在鄉鎮的地方選舉終究會演進到省級與全國級的選舉。

和美國政府裡的許多同僚一樣，這套民主理論我已經聽了幾十年了。我在無數的書本和文章中都讀到這種論述。我相信它。我也希望相信它。一九九七年我和一些人受鼓勵到工業城市東莞附近一個村子去見證「民主」選舉的萌芽，我的信心首次動搖。我在參訪時有機會和候選人以普通話聊天，以了解選舉實際是怎麼運作的。選舉的潛規則很快就露出馬腳：候選人不得舉行公開集會、不准有電視廣告、不准張貼競選文宣品。他們不准批評共產黨推行的任何政策，也不得就任何議題批評對手。不會就納稅、預算開支或國家未來進行美國式的辯論。候選人唯一能做的就是和對手比較個人品質。違反上述規定即構成犯法。

和我交談的一個候選人問我，西方的民主選舉是這樣進行的嗎？ 我不敢告訴他真相。中國的鷹派已經幹掉真正的選舉。

●本文摘選自麥田出版之《2049百年馬拉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