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獻我們的國家！史博館70週年 3件典藏文物回顧「愛國」的共同體

文／郭沛一（國立歷史博物館展覽組研究人員）
圖／國立歷史博物館

今年為國立歷史博物館(以下簡稱「本館」)成立70周年，而「非．常文物：你可能不知道的史博典藏」(以下簡稱「本展」)，便是深具回顧意義的一檔展覽。

自1955年開館至今，典藏文物可說是從無到有，透過接管河南博物館文物及戰後日本歸還古物，奠定了收藏和展示的基礎。另一方面，受贈於包括政府機關和社會各界的收藏，約佔藏品總收藏量的四分之一，涵蓋了從國之重寶到貼近庶民生活的樸實用器，都蘊含有重大的歷史意義。

但其中許多捐贈(移藏)品背後，雖具有引人入勝的故事，但因身為孤品，苦無適當的主題，讓他們聯袂面世。也因此，本展以民眾少知其存在，非常見的史博典藏文物為主軸，希望提供民眾另一個認識史博館藏的角度與視野。以此出發，本次展覽有三大分區主題:「人與物的交會」、「回憶與紀錄的定格」、「真實與想像的建構」

而在「回憶與紀錄的定格」這個單元(以下簡稱「本單元」)，其主要的精神在於:歷史不僅限於文字紀錄，也存在於每件文物的細節中。因此精選館藏中與臺灣近現代歷史息息相關的標誌性物件，帶領觀眾來面對那段動盪中，卻也蘊含轉變與希望的歷史時刻。

由於史博館有很長的時間，身為僅有的、接受捐贈的國家級博物館(故宮館藏自成體系)，因此，這些受贈的展品，不僅象徵史博館長期以來深受民眾信賴的地位，背後也有一層捐贈給「國家」的用意(就如藝術家也希望能在「國家畫廊」展出)，藉由捐贈文物給博物館這個動作，來闡揚自己對「國家」的熱愛，或者希望藉此獲得心理上被「國家」接受與認同，或者更希冀自己的成就能與國家的歷史一般不朽。

筆者便從這個角度出發，挑選出本次展出於本單元下的「非常事件」主題內的幾件文物，做進一步的闡釋。

先簡述這次挑選的幾件展出文物

一、《韓戰反共義士血染國旗》（館藏編號31647）(圖1)

韓戰期間，中共人民解放軍以志願軍名義加入韓戰，至停火為止，為聯合國軍俘獲或易幟者有兩萬餘人。1953年6月，韓國釜山戰俘營1萬4千2百餘名華藉反共戰俘上書，請求釋放，並准其到台灣加入國軍行列。該批人員除自行在身上刺青反共標語外，並遞交請願書及用血染成之國旗等，表達不願遭遣返的心志。最後該批人員獲同意返回中華民國台灣(圖2，31653)，當時政府視之為反共宣傳的一大勝利，稱其為「反共義士」並將該批人員抵台的1954年1月23日訂為「自由日」以資紀念(圖3，31660)。本件後由大陸災胞救濟總會捐贈。

二、《自由中國號帆船模型》（館藏編號07826）(圖4)

這件木製「自由中國號帆船模型」，是為紀念1955年，利用無動力木質帆船，跨越太平洋前往舊金山的壯舉，所製作而成的船模型。

「自由中國號」的前身是19世紀末，由福州馬尾船廠製造的木質漁船，原名為「勝孝利號」。1955年4月4日，由周傳鈞、种玉麟、胡露奇、陳家琳、徐家政及時任美國駐台副領事麥克文（Calvin Mehlert）在內的六人駕駛，由台灣出發(中間因故返台，後於4月16日重新出發)，歷經114天，於當年8月8日成功抵達舊金山(圖5)，成為台灣首艘橫渡太平洋的無動力木造帆船。雖然無法照原定的計畫，及時抵達舊金山，參加6月1日的國際帆船比賽，但仍為當時深受矚目的的轟動大事。當時的臺灣省主席嚴家淦將這艘船再改名為「自由中國號」。而舊金山港區29號碼頭，現在仍豎立一座紀念碑，記載「自由中國號」木造帆船及船員航海的經過。

至於模型本身，是以40分之1比例製作的模型，由中國漁業公司的苗豐深先生於1957年製作完成，並於1959年由該公司的韓之祐先生捐贈予本館。「自由中國號」本體幾經波折，最後躲過被拆解的命運，由美運送回台，由海科館修復後，於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展出(圖6)，是如今存世最古老的，以傳統中式工法製作的木質船隻。因「自由中國號」原船部分曾遭變造修改，因此館藏的此模型，在提供該船的原貌線索上，也具有史料的價值。

三、《楊傳廣十項運動紀念牌》（館藏編號08364）(圖7)

楊傳廣先生(圖8)，臺灣台東阿美族人。為運動史上，首位創下突破十項運動9000分大關的運動員。他不但於1960年，參加羅馬奧運會十項全能運動競賽榮獲銀牌，為中華民國贏得首面奧運獎牌；在1963年美國聖安東尼運動會上，他更創下了十項全能運動9121分的世界紀錄，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由於出色的成績，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他被稱為「亞洲鐵人」，可說是體壇最早的「台灣之光」。

此面楊傳廣十項運動紀念牌，正面為立足於地球上雙手高舉桂冠的有翼女神像標誌，左側十條柱線，應是代表十項運動，下方 IAAF 縮寫為國際田徑總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Athletics Federations，簡稱國際田總）。

觀察這三件文物的來源，可以發現其中的一個共同點—都是當時中華民國在國際宣傳的一部分，或許可說「自由中國」這個概念，正是背後的主軸。

回頭檢視這幾件事件發生的1950-1960年代，正是冷戰的高峰。在當時美蘇二元對立的冷戰框架下，中華民國本身的歷史與地位，有其特殊性。二戰後，出現了幾個分裂對峙的國家，如東西德、南北韓、南北越，雖然建國的時間有早晚，但幾乎都在戰後就已經被兩陣營託管或佔領而實質分裂，並在各自勢力的支援下，以實質上對等的政治實體而進行對抗與對峙。

而當時的中華民國，則是經過漫長的內戰後，退守到臺灣及其周邊的島嶼，繼續維持其政府架構，並在美國的支持下，作為聯合國唯一的中國代表。然而無法忽視，中華民國政府在實質控制的領土和人民數量，和對岸相比，在量體上，有無法逾越的差距。要與之分庭抗禮，中華民國需要一個超乎物質條件上的「巨大」形象，來與對岸對抗，而對策就是「自由中國」這概念。中華民國高舉這面旗幟，代表了「自由」這個崇高的，跨越領土國界的觀念，只要心存「自由」這觀念，嚮往「自由」的中國人，就可以被包括在「自由中國」這個精神連結的共同體內。

然而國際形象宣傳，不是關在家裡揮旗就能達到的。中華民國在當時，由於有美國的支持，在國際上仍有參加國際組織與活動，以及宣傳上的優勢，也因此必須善用機會來表現現在所謂的「軟實力」，在體育活動、文化藝術、經濟貿易等領域爭取曝光的機會。

如第一件的染血國旗，在爭取韓戰參戰的「反共義士」來台上，兩岸在背後進行了非常激烈的政治角力。中華民國官方，自然希望能爭取盡可能多數的戰俘來台，但對於俘虜的「人民志願軍」背景，也不能說沒有疑慮。對欲來台的俘虜來說，製作染血國旗，除了是一種「投名狀」式的表態外，也提供了官方一個宣傳的材料，證明他們「來歸」的行動，有其價值。

如楊傳廣這般在國際體育活動上揚威，其效益更是顯而易見的。國際性體育競賽奪牌，一向被視為是國力的展現，楊傳廣的奪牌不但獲得了國際性的關注，增進了國民自信心，而其原住民身分，在對內宣傳上，也具有「族群共榮(融)」的正面意義。也因此，他做為一個標竿性的人物，先後獲得當時總統蔣中正七次的接見鼓勵，也側寫了官方對其重視的程度。

而「自由中國號」的跨洋航行以及本擬參加世界帆船賽事，雖然是非官方的，但於當時的管制下得以進行此冒險，並有美國駐台副領事麥克文（Calvin Mehlert）參與，則沒有官方的默許，必然不能成事。而在航行成功後，船隻被改名為「自由中國號」，也不難窺見這個海洋冒險活動，具有很大的宣傳價值。

持平的說，當年雖號稱「自由中國」，但要跨越國界，也許是被交換也好、參賽也好、航行也好，都必須得到官方的核准。而事涉官方，在當下的氛圍內，是否能有宣傳效果是相當重要的，對能否成行影響很大。也因此這些本質上積極正向的活動，背後都牽涉到更多的考量。捐贈國旗也好、船隻模型或獎牌也好，在彰顯「愛國情操」(圖9)的前提下，國家和個人的榮耀也是相為表裡的。時過境遷，今日我們能用更超然、持平的態度，回頭觀察這些「愛國」文物獲得與捐獻的始末，更能體會到，隱藏在其背後微妙的時代韻味。

●本文節錄自《歷史文物》雜誌No.326：你可能不知道的史博典藏，未經同意，請勿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