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過「非驢非馬」中醫年代!從常山實驗看中、西醫之爭

圖|研之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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掀起時代波瀾的中、西醫之爭

你有看、吃中藥的經驗嗎?不論是青春期的轉骨湯、生理期的四物湯或盛夏的三伏貼,身在臺灣的我們通常有透過中醫藥補氣強身的觀念,但你知道嗎?曾經中醫被視為落後、應廢止的舊習,而我們習以為常的中醫其實已經過「科學化」的轉變。
中央研究院「」專訪院內近代史研究所雷祥麟研究員兼所長,帶我們回到百年前中醫被譏為「非驢非馬」的年代,從傳奇的中藥「常山」實驗,了解民初中、西醫論爭始末。

採訪撰文|劉庭妤
責任編輯|田偲妤
美術設計|蔡宛潔

書名:《非驢非馬:中醫、西醫與現代中國的相互形塑》
作者:雷祥麟
出版社:讀書共和國/左岸文化
出版時間:2024-02-21

午後,採訪團隊來到近代史研究所,與雷祥麟研究員談論引發熱議的民初中國醫學史著作。雷老師和善且謙虛,談吐顯而易見他熾熱的學者魂,對生活無處不充滿洞察及反思,《非驢非馬:中醫、西醫與現代中國的相互形塑》一書明鏡般折射出他的狀態。

談起寫作初衷,除了學術企圖之外,父親罹癌亦是原因之一:「大學畢業時,父親得癌症,那時候看到父親很不舒服,時有脹氣,友人便推薦一本在臺灣非常暢銷的中醫食療書給我。」

那是雷祥麟第一次接觸中醫,他不僅參考書中療法來緩解父親的脹氣,自己也嘗試了一些做法,而感到很有幫助。直到某日,當他一如既往在工作前為自己泡杯,猛地想起書中曾說過,不能在熱咖啡裡加冰奶精,會造成陰陽水,在兩種極為不同的溫度刺激之下,將導致神經系統混亂,有礙健康。

「那時我就想,啊!如果我相信這個的話,那化學系不就白唸了。就科學的角度來說,熱咖啡加入冰奶精後,會迅速透過水分子來進行熱交換,一旦熱交換完成,溫度就達到平衡。再不然攪拌一下,也能加速達成熱平衡,應該不需要擔心水中部分高溫、部分冰冷的現象。」

在端起咖啡杯的瞬間,雷祥麟意識到,直到今日中、西文化的兩種思維仍持續碰撞,並具體呈現在日常大小事中,引人好奇深究。

一杯咖啡,讓雷祥麟意識到,中、西文化的不同思維至今仍持續碰撞。 圖|研之有物

從罵人的話開始:非驢非馬的雜種醫

《非驢非馬》一書的問題意識便由此而來:19 世紀以來,東方知識傳統幾乎被西方現代科學取代,中醫一度被視為現代性的對立面,曾是人們急欲捨棄的舊習。

然而,為何在百年來現代化浪潮的挑戰下,中醫不但沒有被覆滅,甚至反向傳播到世界各地?1920-1930 年代的中國醫學,面對西方意識形態席捲東方,無論是在政治或科學方法上,它們歷經何種批判、衝突、抗爭與新生?

時間回到 1929 年,中國爆發了影響中醫存續的「國醫運動」,這是一場有上百個組織參與的大規模群眾運動,導火線來自以余巖為首的反對派發起的中國醫學革命。

余巖本名余雲岫,是留日返鄉的西醫師,主張醫學不分中西,應全面採用現代醫學。他在 1928 年反覆提出「醫學革命」一詞,並說到:「痛舊醫之不由科學、醫政之不統一、衛生設施之多窒礙,而東方病夫之誚不能滌除。」

余巖認為中國病根出在欠缺現代化衛生觀、且不科學化,解決這種不統一的辦法在於根本性廢止中醫。同為反對派陣線者還包括汪企張、龐京周、范守淵等西醫師,他們成立了上海醫師公會,堅決擁護自身論點。

更進一步的廢止行動在 1929 年初,由身為中央委員會一員的余巖提出〈廢止舊醫以掃除醫事衛生之障礙案〉,更加詳盡說明中醫無用論,其中包括:一、中醫無法提供具體統計數據,比如病患死因、疾病種類等;二、中醫是現代科學進步的絆腳石,中醫說法使民眾遠離傳染病防治、細菌學說等進步思想。

出乎意料的是,他的聲明引發 131 個組織、262 名代表反彈(除了中醫師參與外,上海總商會的商業精英代表也參與其中),決議建立全國醫藥團體總聯合會,訴求將中醫提升為具國族代表性的「國醫」,並爭取創立「國醫館」。這是當時中醫師所面臨的真實處境,這不僅是知識鬥爭,更是關乎中、西文化價值的政治鬥爭。

事實上,此時參與「國醫運動」的中醫,已日漸不同於傳統社會中的儒醫,他們面臨現代化浪潮的挑戰,並沒有陷入故步自封的疆局,為了與西醫競爭國民政府的支持,他們開始思索如何與新時代追求的「科學化」協商出新局。

國醫館籌備成立大會謁陵留影。可看到許多成員著長袍馬褂,雖然外表傳統,但其組織章程第一條即指出:「本館以採用科學方式整理中國醫藥,改善療病及製藥方法為宗旨。」究其緣由應是配合國民政府的科學化政策,以求獲得資助。 圖|雷祥麟提供

《非驢非馬》一書之定名,即試圖捕捉、勾勒出中醫在轉變過程中,所遭逢的批判與衝擊。

回歸「非驢非馬」詞彙本意,指稱事物既不像驢,也不像馬,不倫不類,這個詞彙被反對派拿來批判當時欲將中醫科學化的醫師及研究者。反對派認為,就算中醫真的被科學化,必定扭曲了東、西方任何一端的傳統,如同不會繁殖的騾子,是自尋死路的四不像。

此外,雷祥麟在書中還用了「雜種醫」一詞,在華人文化中「雜種」是一個侮辱性極強的字眼,但唯有感同身受當時中醫遭逢的鄙夷處境,我們才有可能理解 1930 年代支持這群雜種醫所必須面臨的挑戰。

有趣的是,如果用「物種形成」(speciation)的概念來看所謂的「雜種」,將產生觀念的翻轉。這群混和傳統與現代知識 DNA 的「新中醫(國醫)」,已不同於傳統儒醫。他們彷彿正在適應存活新棲位(現代國家)的新物種,但在民國初年各方勢力的夾擊下,他們的生存空間仍岌岌可危。

報紙上的抗瘧處方,為諾貝爾獎鋪路的「常山」實驗

在如此激烈的對立氛圍下,不難想像「常山」案例的出現,帶給世人多大的啟發!

故事要從中國西南部山區、一所偏僻的學校醫務所說起。某日,學校警衛在報紙上看到一份治療瘧疾的處方,在七種藥材中有一味民間流傳的截瘧丸主成分「常山」。熱心的他抄錄了許多份處方,分發給校內的教職員,其中包括陳果夫主任。

常山究竟是什麼?根據 1944 年出版的《常山治瘧初步研究報告》,經由比較本草文獻對常山的描述,推測「雞骨常山」(Alstonia yunnanensis)應是具有抗瘧療效的中藥常山,而其植物基原應為虎耳草科的多年生落葉灌木植物(Dichroa febrifuga)。 圖|Wikipedia (public domain)

陳果夫本身就是中醫倡議者,他將處方試驗於一名瘧疾病患身上,沒想到病患服用之後竟然完全康復,且「一躍而出,甚讚藥方之效。」陳果夫因而對常山充滿信心,決定與中央政治學校的醫務所合作,由程佩箴醫師組織的研究團隊,進行常山初步效用實驗。

然而,對於講究標準研究程序的西方科學來說,陳果夫實證常山療效的實驗方法缺乏可信度及說服力。依照標準研究程序,應按照「化學分析>動物實驗>臨床應用>人工合成>改良結構」的步驟進行實驗。

但陳果夫卻以「臨床實驗>動物實驗>化學分析>再試驗及人工合成>改良結構」來進行研究。對於當年的科學家而言,這是一個挑戰科學倫理的爭議作法,該實驗方法甚至被譏諷為「倒行逆施的 54321 程序」。

這恐怕也是當時中醫為人詬病的一點,儘管某些處方已流傳千百年,但在沒有經過科學實證療效之下,就直接適用在人體治療上,挑戰了西方現代科學的底線。

顛倒研究程序的爭議在於,直接進行臨床實驗,服用未經科學實證療效的中藥,是否符合科學倫理規範。 圖|研之有物

然而,正是因為陳果夫先進行臨床實驗,才能使人們注意到常山的療效,再加上其政治手腕的協助,得到蔣介石的金援支持,最終使常山被送入配備較完善的實驗室,以及多間國外研究機構進行研究,成功獲得突破性的成果。

1940 年代證實中藥常山能治療瘧疾的前例,也間接促使中國政府在 1960 年代的越戰中,決定投入龐大資源尋找其他可以治瘧的中藥。

中醫科學院研究員屠呦呦,從東晉葛洪的《肘後備急方》獲得靈感。書中提到以絞汁方式取得的青蒿汁液能抗瘧,她因而推測青蒿中的成分不耐高溫,改以沸點較低的乙醚萃取有效成分。歷經多次失敗,終在 1971 年得到抗瘧效果極佳的青蒿提取物。這一系列與青蒿素相關的研究,讓屠呦呦於 2015 年獲頒諾貝爾醫學獎。

值得反思的是,在屠呦呦團隊獲獎後,人們汲汲於追問研究成果究竟該歸功於誰?是「傳統中醫」或「現代科學」?這起因於人們仍設想「中醫」和「科學」是涇渭分明的兩個知識體系。然而,如果我們了解早在民國初年,就有許多中醫倡議者與科學家投入探索結合兩者的方式,將改變我們對近代中國醫學發展的認知。

2015 年諾貝爾醫學獎頒給屠呦呦,表揚她創制新型抗瘧疾藥—青蒿素、雙氫青蒿素。 圖|The Nobel Prize

倒退還是前進?杜聰明的漢醫藥研究夢

此外,常山故事中不得不提的另一位人物是杜聰明。早在 1929 年,陳果夫著手研究常山之前(1940 年代),臺灣第一位醫學博士杜聰明,就曾公開表示,常山是值得研究的漢藥。

這是一個發人深省的觀察,身為臺灣醫學現代性領航人的杜聰明,為何支持幾乎要被輿論淘汰的「前現代中醫」?如果中醫真的是批判者口中的非驢非馬,為何杜聰明要持續推動這項落後、不科學的計畫呢?

臺灣第一位醫學博士杜聰明 圖|雷祥麟提供

今日我們對杜聰明的認識主要聚焦在他對鴉片、蛇毒的研究貢獻,卻經常忽略他對「漢藥」做出的前瞻研究成果。

杜聰明曾主張以「實驗治療學」(Experimental therapeutics;註)來研究漢藥,並兩度建議日本政府成立「漢醫醫院」,可惜這些現今看來極具發展價值的願景,在當時追求現代化的社會背景下無法實現。

這個夢想中的漢醫醫院,並不是基於現代醫院體制而建立的醫院,反而更像是專責施行實驗治療學的實驗室。醫院不任意接受外來病患,且病房只有二十張床,當患者服用漢藥處方後,會藉由精密的學理方法,研究、記錄藥物療法是否有效。

由此可知,杜聰明對漢藥的研究發想與陳果夫雷同,均採用實際治療先行的方法,於人體認定藥物療效後,再移至實驗室抽出有效成分來進行研究。但有別於陳果夫的身分立場(他既不是醫生,也不是科學家),杜聰明深切明白此研究方法易引發爭議,但他仍秉持科學家的精神,大膽假設、小心求證。

面對違反研究倫理的質疑,杜聰明提出實際治療得以進行的前提:首先用在人體的藥量,須在治療量範圍內(中毒量以下);同時要進行動物實驗,研究不同藥量所產生的作用;還要先經過合理的藥理學實驗,以確保患者的用藥安全。

不僅如此,在他所發表的多篇文章中,唯一提到可用於此種逆向研究程序的例子,正是「常山」!令人訝異的是,他的發表早於陳果夫十多年。

杜聰明是少數擁有條件資源,又積極想鑽研傳統醫療的科學家。他的漢醫醫院藍圖,以及研究常山的前瞻性思維,預見了傳統醫療結合東亞醫療現代性的可能。遺憾的是,他的理想未能在臺灣當時的社會環境中實現,但他的行動卻為未來世代開啟了一扇珍貴的研究窗口。

從特例看通例,反思科學轉譯的不對稱關係

常山案例之研究,是雷祥麟第一篇刊登出來的英文論文,如同常山的實驗爭議般,論文剛推出時曾遭遇其他學者的質疑。有人認為這篇文章不太像科學史的研究,比較偏向中醫研究;另有人認為只引用常山當案例,會有以偏概全的情形,不具備研究的代表性。

雷祥麟在為自身研究開路的過程中,面臨學界必經的辯論挑戰,並逐漸理清自身研究的價值所在:

史學研究中有一種研究法,叫做「微觀史」(Micro-history),意指我們可以透過研究「特例」,來讓人們對於一般的通例產生全新的理解與洞察。

常山的案例就是在微觀史的脈絡下被寫出。在訴求中醫科學化的歷程中,常山乃至中藥整體,皆經歷了「再網絡化」的程序,被轉譯入西醫體制中,並被預設了一個高度不對稱的關係。

民初接受西式教育的科學家,比較關切自身領域認可的知識、欲達成的目標,除此之外的傳統中醫社會技術網絡(包括本草文獻、中醫師、診療經驗、在地藥房等)並不在他們的考量內,導致科學轉譯的過程喪失了有價值的中醫元素。

例如在常山的案例中,科學家一心只想從常山分離出能夠殺死瘧原蟲的化合物,卻忽略了病患吃的處方中,另有其他六種中藥,能夠緩解常山造成的嘔吐副作用。

古人如何找到減緩常山毒性的其他藥草?每種藥草的比例要多少?搭配什麼樣的煎煮方式、食物禁忌,可以發揮中藥的最佳療效?這些都是中醫歷經千百年來累積的珍貴知識經驗,卻在轉譯過程中遭毀棄。

中醫真的活下來了?尚未定案的中醫發展史

雷祥麟老師為採訪團隊簽書。距離英文版出版相隔十年,中文版終於和臺灣讀者見面,實現他想寫一本與大眾對話書籍的夢想。 圖|研之有物

2014 年《非驢非馬》英文版出版後,榮獲美國醫學史學會 William Welch Medal 獎項,被醫學史界認可具有重大貢獻。相隔十年(2024 年),重新修訂的中文版終於和臺灣讀者見面,雷祥麟也收到許多有中醫背景或就醫經驗的讀者迴響。

曾有中醫師讀者表示,書中的內容寫出了他心中的血淚斑斑,許多埋藏在心裡多年的疑問,可透過《非驢非馬》系統性地看見,並理解早在一百多年前,這些問題就已浮現。

舉例來說,原先在中醫的概念中,並不知道人體有「尿管」的存在,直到西方解剖書《Gray’s 醫用解剖學》(Gray’s Anatomy for Student)中譯本發行後,才將泌尿管知識放入中醫醫學。換句話說,現代的中醫醫學其實是經過空前挑戰、持續研究後,逐漸調整而成的結果,許多困惑早已延續一百年,沒有這麼容易解決。

事實上,雷祥麟在《非驢非馬》中提出的問題意識,直到今日都沒有一定的答案:「常山案例的研究,還有一個非常獨特之處,平常的科學史都是已獲得結論、在課本中塵埃落定,但中醫、漢醫都還在敵背之中,所有在裡面努力的人均在掙扎、思考中。」

雷祥麟從原先的化學研究領域,跨入史學研究中,最後書寫醫學史的博士論文。問起十足跨域且複雜的學習背景,對於書寫《非驢非馬》有何影響?他提及書寫過程讓他再次體會,過往在實驗室的經驗是重要基礎,而歷史讓他得以跳躍到另一端,將科學看作歷史的一環。

《非驢非馬》展現了雷祥麟對於「現代性」議題多元且創新的思辯觀點,透過跨域的視角轉換,在沙漠開出花海、種子長成蓊鬱樹林。

採訪結束後,雷祥麟老師帶大家到「胡適紀念館」參觀胡適故居。聊起故居內配備了當年最先進的廁所,以符合胡適對衛生的重視,而推行公共衛生政策以預防傳染病,正是在民國初年傳入中國的新觀念。 圖|研之有物

:「實驗治療學」為杜聰明 1926-1928 年前往歐美壯遊各頂尖實驗室後,企圖在臺灣發展的新研究法:將藥理學研究與臨床治療相結合,結合方式便是直接在患者身上進行人體實驗。一方面,可將藥理學關於藥物作用的知識,應用到治療病人的實際問題上。另一方面,可知道原本來自動物實驗的藥理知識,在人體上的作用有無差異?功效如何?並研究如何強化療效、減輕副作用。

延伸閱讀

雷祥麟研究員個人網頁

●雷祥麟(2024)《非驢非馬—中醫、西醫與現代中國的相互形塑》左岸文化出版。

●Sean Hsiang-lin Lei (2014). Neither Donkey nor Horse: Medicine in the Struggle over China’s Modernit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雷祥麟(2010)〈杜聰明的漢醫藥研究之謎兼論創造價值的整合醫學研究〉,《科技醫療與社會 11》,頁 201-286。

●【臺大社會系演講】「非驢非馬」值得被視為一個社會學現象嗎?初探「科技與現代東亞的歷史共構」

●【知識饗宴講座】杜聰明的漢醫藥研究之謎:傳統醫療、科學與東亞的現代性

●【研之有物】「衛生」如何住進你的身體?口罩、個人杯、餐桌大轉盤

●本文為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以創用 CC 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禁止改作 4.0 國際 授權條款釋出。授權刊登於聯合新聞網「琅琅悅讀」頻道。原文為「報紙偏方到諾貝爾獎!從中藥常山實驗看民初中、西醫論爭」,未經同意,請勿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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