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的權力有多沉重？讓狂想劇場《非常上訴》來告訴你

文／陳怡慈

「我們將放棄做出裁判的權力，在脫下這身法袍之後，我們都是普通人。即使在法律的保護傘下，我們也沒有能力做出真正公平的判決。」

這是狂想劇場《非常上訴》法官脫下法袍，走入群眾中的一幕，同時也是在花費近兩小時呈現白色恐怖政治犯楊碧川、陳欽生的遭遇後，交給現場所有觀眾投票決定：1949–1987年間，這個國家政體到底能否以暴力手段脅迫人認罪，並侵害一個人的人生？

楊碧川出生在台灣，陳欽生則是馬來西亞人，少年時來台灣讀書。1970年，甚至連大學都未畢業的他們，不約而同成為國民政府眼中意圖顛覆國家政權的政治犯。這是我們時常耳聞卻不見得熟悉的「白色恐怖」一環，當時有些政治犯遠走海外、有些政治犯莫名失蹤、有些政治犯死在監獄，同時也不乏有人懷抱熱忱走上政壇。然而白色恐怖的受難者不單是這些你我知道的人物，歷史是由無數無名小卒的積累才能產生改變，許多蒙冤受苦的平民百姓被淹沒於洪流之下，楊碧川與陳欽生也是其中的代表。

到底政治犯所犯下的「罪」在何處？一個以民主為號召的國家，展露自我意志就是犯罪嗎？國家體制是否有權力去審判一個「展現意志」的人？

2019年，《非常上訴》在桃園鐵玫瑰藝術節演出，以探討白色恐怖為題，呈現的便是楊碧川與陳欽生兩人的故事。導演廖俊凱為兩位政治受難者打造了「非常上訴」法庭，透過紀錄劇場的形式，將史料鋪陳在觀眾面前，並且為了消弭冗長沉悶的法庭戲，利用演員演繹兩人的故事，現場並以鏡頭取景舞台上每一個人的表情及反應作即時投影，讓這些反應也成為刺激觀眾思索的一環。

走出悲情路線，讓議題討論更為理性

原本狂想劇場的創作路線就是面向真實社會的，比如觸發於《流麻溝十五號：綠島女生分隊及其他》的《島上的最後晚餐》，或者因疫情而探索社會樣貌的《單向封鎖》。2019年，導演廖俊凱無意間知道他與楊碧川住在同一個社區，讓正在準備創作的他，有了利用紀錄劇場形式呈現受難者人生的想法。

對於廖俊凱而言，劇場像是一種預演，戲劇預先操作了現實生活中會發生的事情，引發觀眾的思辯。像白色恐怖這類題材，過往總在一定的政治背景下訴諸悲情；但廖俊凱與影像導演楊詠盛討論過後，兩人都表達了希望讓這齣戲走向更為歷史、法理的路線，以期大眾能理性探討。畢竟轉型正義等歷史議題短期間內沒有解答，如果我們不能深掘它，那麼未來大家就只習慣於訴諸情感了。

但是，要將法庭搬上舞台並不容易：第一個難關是轉型正義的審理，既牽涉了對過去歷史的理解、又要具備法條知識，若不考驗觀眾的事前準備，就需要軟化大量的素材，選擇用可口的方式傳遞給觀眾。次之是「非常上訴」法庭跟一般觀眾認知的法庭戲不同，非常上訴往往是由檢方針對審理過程及法條使用上的瑕疵去做上訴，因此開庭時，檢方跟律師會站在同一立場，整體比較像是行政庭，缺乏大家習慣在法庭劇上看到的針鋒相對與火花四射。以戲劇來說，真正「反方」反而比較像是法官或者審理流程。

利用紀錄片拍攝手法，軟化史料

此時投影就派上了用場。為了在現場解釋法條及歷史背景，團隊製作了動畫或多媒體內容，投影於天幕，讓觀眾能隨著戲劇的進行，看到這些圖像或動畫輔助解釋法條與困難議題。同時這種較為視覺性的詮釋，也方便大眾快速吸收。

再者，為了克服法庭的沉悶，團隊也選擇讓當事人楊碧川與陳欽生陳述自己的故事，並搭配演員飾演他們的內心狀態，以喚起觀眾的情感調度。不僅如此，為了更為貼合當年的情境，影像導演楊詠盛也利用紀錄片混合劇情短片的古今對照，回到真實事件的發生地點，模擬情境，呈現政治受難者的日常，並剪接真實史料，交錯兩者，再與現場的即時投影融合，為的就是讓觀眾的共感更為深刻。

上述這種軟化素材的方式，確實為消化沉悶的文件帶來很便利的形式，亦重現了單純文件無法呈現的：一個人的痛苦、悲傷、受難，以及國家的暴力，抑或是權力的可怕。有陣子的網路流行語常說「文字是冰冷的沒有感情」，但當文字轉化為影像，那份熱度卻也沉重地壓著人喘不過氣。

將生命的重量，交付到你的手中

富有重量感的亦不單是呈現他人的人生，當舞台上的法官忽然宣布放棄審判的權力，改由觀眾席來投票審判時，也讓很多原先抽象的問題藉由這個行為浮上台面：政府作為一個政體，可以擁有多少權力？人命的孰輕孰重由誰來判定？國家能否改變一個人的命運？這個重擔，藉著這個舉措，由法官傳遞到了觀眾身上。

的確，投票讓選項單純化，你可以選擇過去國家權力的執行是否「合法」或「不合法」，抑或同樣放棄審判權不投票。但正是因為透過公投的形式，戲劇並未讓你忽略「判決」是多麼沉重。過往我們在觀看影視法庭戲時，因為理解戲劇背景而有尋求正義的快感；但當《非常上訴》把史料都呈現在你眼前、也把受難者的人生一併呈現時，你會發現無論是人性、真相、紙本紀錄，都變得如此複雜，背後牽涉到的生命與人際關係亦是，做決定忽然變得沉重不已。

然而這或許也是思考議題必經的程序。

當非虛構故事走入你的日常

虛構故事因為拉開了距離感，得以利用情節狠狠戳入人心；但也有時候，正因故事並非虛構，你知道歷史上有人因此遭受不公待遇、有人人生被國家破壞、有人蒙受不冤卻終生未有解答，故事才會顯得更為沉重。那是發生在你我周遭、你日常行走錯身而過的伯伯婆婆身上的真實故事，他們臉上的滄桑不僅是身體的老化，也有可能是在這個體制下傷痕累累的堆積。

對於導演廖俊凱來說，劇場沒有百分百的完美，永遠可以做到更好；但劇場是創造一個事件、提供觀眾一個入口，把希望被觀眾了解的面向原原本本地呈現於觀眾眼前，最後期待在這個濃縮的空間裡，大家一同來思辯，「來挑戰我們的看法。」

訪問的最後廖俊凱提到，無論你是否被說服、或持相反立場，都沒有關係。在放棄詮釋權並交由觀眾決定最終結果的同時，創作團隊也在情感上把自己置於一個不安全的位置，但這就是民主，也是狂想劇場《非常上訴》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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