噴水銅龍、昇神之儀！從圓山飯店看見消失的台灣神社歷史

神社解體後，神明的下落

文／劉錡豫

當原本在臺灣神社外苑的銅龍噴水器，被搬移至圓山大飯店金龍廳，漆上金色、重新裝飾在大廳噴泉時，原本位於圓山大飯店基址的神社正殿已消失無蹤。究竟臺灣神社在終戰那一天遭遇了什麼樣的命運，才會演變成如今的樣貌？

存放器物的器物

只要留心戰後臺灣神社如何被拆除、改建為圓山大飯店，便會發現這不是一夕之間的改變，而是一段相當漫長且漸進的歷程。直到1970年代初期，臺灣神社才完成絕大部分建築的汰換。也就是說，其實有二十幾年的光陰，神社的相關建物與新的飯店建築並存於同一區域。這種狀況也發生在臺灣各地其他的神社遺構上，由於國民政府來臺後，並未徹底拆除舊建物，故出現以神社建築作為公家機構據點的情況，如忠烈祠、民眾教育館等。

正因臺灣神社不只是一座建築，而是建物群組，宛如桌上陳列的成套瓷器；神社境內雖有各種參拜與供奉機能的建物，但在外觀與風格上具有一致性，又共同組成一套獨立存在的機構。若透過日治時期的老照片，揣想站在明治橋的對岸遠眺劍潭山，這種對臺灣神社「器物性（objecthood）」的理解會變得更加清晰。在藝術史學者弗里德（Michael Fried, 1939-）於1960年代發表的知名文章中，提示我們須留意藝術品作為一個「物件（object）」的面向，包含所在位置、與觀眾的距離、所在空間與光線下的變化。在此借用這個思考方向，將有助於我們跳脫固有的建築物風格分析觀點，改將神社視為數件器物組成的群組，進行新的思考。

那麼，什麼是「器物性」的觀點呢？在日治時期的明信片與畫作中，臺灣神社時常被安排在較高位置的遠景裡，並且與社域外的景觀形成區隔。根據殖民研究的論述，這代表統治者無所不在的視線與權威性。接下來，當我們進一步觀看這個社境，在神社建築群之中，亦又透過名為玉垣的圍牆，於社境畫分出內外部，而真正祭祀神明的空間──正殿，則處於內部區域。這座正殿就像是藉由高床式結構所抬高的「物件」，正殿門扇內又有一個空間，是作為神體的御靈代所在，而正殿終日緊閉的門扇將祂與外界完全隔絕。如此層層包裹的器物性，形成了多重區隔的聖俗空間。這些強調區隔距離與上下關係的視覺構造，也出現在日本一般人民家中供奉的神棚，一般而言，神棚同樣都要安置在正常人視線水平之上的高度。

由於神道儀式的隱密性，長期以來並不清楚臺灣神社的北白川宮能久親王御靈代長什麼樣子，只知道按照日本皇室的慣例、神社信仰的傳統，以及臺灣總督府的規定，比較有可能是神鏡或劍（對應日本的三神器：劍、鏡與勾玉）之類的物品。由於御靈代被關在正殿內從不示眾，基於前面描述的重層觀看構造，當人們在一定距離外的拜殿參拜時，都可說是在向正殿這個「器物」進行祈願。

然而臺灣神社不同於日本某些歷史悠久，具有靈驗傳聞的神社，是一座日本現代化後建造的嶄新設施，要如何使人信服神社內有神明呢？為此，日本政府進行了一連串相當隆重且盛大的儀式。根據記載，1901年，主持皇室祭典的宮地嚴夫（1847-1918）負責護送能久親王的御靈代，與能久親王遺孀富子妃（島津富子，1862-1936）一同乘坐日本軍艦「淺間」抵達基隆港，他們當晚將御靈代暫存於臺北市的總督官邸內；隔日，隊伍以神輿乘載御靈代，沿著明治橋運往臺灣神社。在這個過程中，皆有臺日官僚、仕紳的參與，也在臺北市舉行各項祭典活動，經由報導廣為傳播，可以說是一次相當成功的帝國統治展演。

昇神之儀

時間流逝，到了1945年二戰結束，全臺各地的神社陸續遭到拆除──其實在數百年來統治者來去頻繁的臺灣，這是一件不尋常的事情。因為清領時期的寺廟，並未隨著1895年乙未割臺而被日本全面汰除，總督府將臺灣寺廟定調為「地方傳統信仰」或「迷信」，設置法規管理。雖說有因土地利用而拆除或改遷，以及皇民化時期寺廟整理運動的情況，但在日治時期，來臺的神社信仰與臺灣傳統信仰「大致上」都還處於安然並存的狀況，後者並未被完全消滅。

然而在戰後初期，神道信仰卻被迅速消滅。首先當然是因為神社祭祀、管理者以日本人為主，當日本人被強制遣返後，神社所在地便成為無人管理的土地。其次，則是日治時期臺灣的神道信仰以國家神道為主，是崇祀日本皇族與其祖先神，與政治關係緊密的「超宗教」，對新政權而言，自然不宜保留。最後還有很容易便可想而知的理由，對反日民眾與歷經中日戰爭的外省移民而言，神社是象徵殖民統治與侵略的符碼。這種民族仇恨的遺緒，迄今仍未停止，如今臺灣各地殘存的神社遺址，時不時也還是有遭到刻意破壞的事件發生。

當臺灣將交由中華民國統治的情況定讞後，以臺灣神宮（戰爭末期改名）為首，由日本政府直接補助或派遣神職的神社，便由日本頒布公文，正式宣布廢除。1945年11月，當日本政府確認海外各個官幣大社的狀況時，也同步舉行「昇神之儀」（等同送神的儀式）。

除了臺灣，日本在東亞、太平洋島嶼的佔領地、殖民地內建立許多神社。單就官幣大社而言，包含臺灣神宮在內，還有朝鮮半島的朝鮮神宮、庫頁島的樺太神社、滿洲國的關東神宮、帛琉的南洋神社等，這些神社在戰後的境遇都不一樣。

根據日本方面掌握的消息，關東神宮與樺太神社，屬於蘇俄勢力範圍，由於交通連絡斷絕，狀況不明。其餘地區的海外神社，則多已執行「昇神之儀」。細觀11月的政府檔案，可以看到有別於臺灣神宮御靈代「眼下正在臺北被保管中，正在準備奉遷回宮中。」的待辦處境，朝鮮神宮御靈代早已於「八月二十五日奉遷宮中，由宮內省掌典職保管中。」這表示日本宣布投降（8月15日）後沒多久，朝鮮神宮的神職人員就盡快乘船將御靈代送回日本了。這或許也與朝鮮半島在宣布投降後，就爆發大大小小的動亂、破壞有關。

實際上，比朝鮮神宮御靈代還要更早回到日本的，是朝鮮總督的夫人。她早在8月17日就秘密返日，深怕被發現。包含她在內，許多統治朝鮮半島的日人高層，一聽到日本宣布投降，就爭先恐後的帶上家當一起趕回日本。由於朝鮮半島各地神社接連傳說縱火、破壞的事件，應是為了避免受到波及，8月18日，朝鮮的總督府便下令聯繫神社，舉行昇神之儀。

戰後初期，朝鮮半島的神社被視為「倭族偶像的伏魔殿殘餘」而遭到迅速剷平，相較之下，臺灣方面在處理神社遺跡時，可以說相對平靜。追溯原因，除了因為與朝鮮半島從完整國家淪為殖民地的處境衝擊不同，還有另一個現實因素是，負責接收臺灣的國民政府行政長官公署，無暇迅速建造新的公共建築，只能暫時沿用日治時期的設施。

●本文摘選自讀書共和國／衛城出版之《神明離去之後：臺灣神社的收藏物語》。👉 前往琅琅書店購買電子書，立即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