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西方種族理論傳入東亞，如何被中國革命浪潮改造為政治動員工具？

　「亞洲主義」雖曾沉寂於歷史，但其核心理念已悄然重返當代中國的外交語言。從倡議「命運共同體」到強調協助發展中國家，中國正以新的語彙延續過去的思想脈絡。若要理解今日中國的區域構想與全球戰略，追溯這段思想的歷史源流將是關鍵一步。

文／史峻

同文同種

從十九世紀到廿世紀，除了帝國霸權宰制，基於生理差異所區分的人種優劣高下， 也被強加於世界大部分地區。十九世紀末到廿世紀初，中國知識分子認同以歐洲為中心之新學的主導權，透過翻譯引進自由主義、社會主義和個人思想之餘，也譯介人種學說。人種之分進入中國人的認知，對亞洲與歐洲、民族與帝國二元對立的概念產生深遠影響。艾提安．巴利巴爾（Étienne Balibar）指出「人種與民族的論述從來只有一線之隔」，在中國尤其如此

人種（race）是亞洲主義建構的重要因素。人種化（racialization）雖誕生於歐美現代化過程，但隨著帝國主義浪潮席捲全世界，與國族（nation）、民族（ethnicity）、文化、文明論述緊密交織。全球帝國主義促成且加速人種概念傳播，並如法蘭茲．法農（Frantz Fanon）六十年前即指出的，幾乎全面使階級依人種劃分。在東亞的想像裡，這個概念被當作對帝國主義的抵抗。十九世紀末中國關於人種學說的著述突然備增，部分是因為意識到西方白人的聯合進犯，部分則是因為一群中國青年知識分子發現日本人的論述把滿族與漢族定位為不同人種。

兩族有別的科學主張使革命派為之振奮，革命派欣然接受人種學說，並發現這些學說可以輕易調整至迎合他們的需求。利用權威話語可將敵人定義為人種的他者，這為中國知識分子採納人種學說帶來動力，但這些學說被採納的過程實則更複雜，是我們理解人種與廿世紀早期亞洲主義如何相關的重要關鍵。

許紀霖在闡述現代中國思想如何吸收文明論述的一篇文章當中解釋，古代的「夷夏之辨」使中國人能夠全心採納西方的人種典範。所謂夷夏之辨，將不接受古典中國文化者與接受者區分為「夷」和「夏」。許紀霖指出這種天下主義觀念不僅能吸收傳入的典範，且也使新典範能夠輕鬆與古典觀念結合，使廣大中國文人能夠接受武斷絕對的人種典範，並且填補夷夏相對之分留下的論述空間。

從下述可見，廿世紀初的人種著述沿用夷夏之辨的語彙，將作者認定以外的種族歸類為「夷」，並將天下主義的同心圓架構用於區分黃種（yellow race）的等級。中國知識分子採納帝國主義的種族分化階級制， 進一步認識了殖民現代性，並獲得新的觀念武器。

本章我將指出，人種是一個流動的概念，易於配合論者的意向塑造成區分他者的工具。人種的概念一如亞洲的概念，被當作一種思想工具，用於號召受壓迫的民族團結對抗帝國主義西方勢力，因此是廿世紀初亞洲主義的重要元素。此一以人種為基礎的亞洲主義在十九、廿世紀之交備受矚目，日後在眾多亞洲主義者的論述中雖仍是重要特徵，但本章主要分析廿世紀初始十年在中國革命派著述逐漸顯露的「同種」團結論，以及他們的想法如何從寄望日本支持，轉變為相信亞洲受壓迫意識正在崛起。

我首先回顧早期中國的種族著述，指出種族概念是如何與對種族戰爭的想法─與白種（white race）和黃種（yellow race）的衝突緊密相連。隨著「黃禍」論傳入東亞，不只該概念受到採納，對種族的自豪也隨之建立。中國知識分子在人種的概念下，面對內有滿人持續壓迫、外有歐洲人進犯的歷史現實，極力界定「自我」和「他者」。

這使得人種觀念產生極大轉變，顯見這些知識分子所關注的並不是對人種進行準確、靜態的分類。相反地， 他們把區分人種當作工具，用以協助反抗霸權。我發現，內有亞洲帝國主義、外有歐洲帝國主義所造成的複雜局面，可說占據廿紀初中國革命派的人種論述，促使他們多次重組對人種的分類，終至建構出一種新型態的亞洲主義，脫離「同種」團結論，走向建立於共同受害意識之上的亞洲團結。

●本文摘自臺灣商務印書館出版之《中國的亞洲主義：東亞的共識還是戰爭催化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