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浩導讀《為什麼我們需要政治哲學？》： 讓政治哲學多一點政治，少一點哲學

文／葉浩（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專文導讀：讓政治哲學多一點政治，少一點哲學

如果說導論是一種能讓讀者縱覽某一學門當前主要理論或議題的書籍，那這不是一本政治哲學的導論。因為，本書既沒有提供一張展示該領域主要地標的思想地圖，也不意圖帶領讀者穿越這一座巨大的叢林。相反地，這是一本有特定立場，且旨在重申政治哲學工作該怎麼進行才符合現實世界，才能真正落實並捍衛民主制度，走出此時的政治危機之教戰手冊。換言之，本書基本上是寫給主導美國政治哲學半世紀的從業人員之一份檄文。但這似乎剛好是我們最需要的政治哲學書籍。

容筆者從本書原文書名「What is Political Philosophy?」說文解字開始。想必從事哲學工作的人能理解，最初和最難的問題似乎都是以「何謂／what is……？」開頭的問句。「最初」是因為人類最根本的探問都跟這種提問有關，而「最難」則因這些問題都關乎事物的基本定義，也就是涉及了最根本的目的或意義，或說本質。例如：愛是什麼？何謂藝術？人生的意義究竟為何？如此足以讓人終其一生來反覆思索的提問，說是最難的終極問題或許並不為過。

也因此，當年屆七十歲的作者查爾斯．拉莫爾以「何謂政治哲學？」為題來寫書的時候，那既是對四十多年從業經驗進行反思後的定見，也是一種意圖藉此來與人爭論該學門的本質為何之起手式。

西方哲學的濫觴有一說是始於蘇格拉底在廣場上逢人就問：你說說看，「正義」（justice）是什麼呢？人人遵守法律，或壞人受到嚴懲？是善有善報、惡有惡報，還是惡人其實也是家庭或社會的受害者？眾說紛紜。這是柏拉圖筆下的對話情節，且內容暗示了一種理解，即「給予每個人其所應得」。這是至今為止最多數人能接受的界定。只不過，這種形式上的答案，而且把問題更往後推了一步，畢竟，何謂「應得」呢？那意味著我們還得先對各種事物的本質探究清楚才行。

以哲學的術語來說，那不但沒能逃開「實然」（is）層次，反而引入了另一個關乎「應然」（ought）的「後設」思維向度。若以「何謂父母？」為例，這猶如將焦點從生物層次轉向了規範性（normative）層次的追問：該怎麼做才稱得上為人父母？答案似乎不僅止於生養而已。置於如何理解本書的脈絡當中，作者的起手式意味著一種關於政治哲學研究的應然性理解。

那麼，何謂拉莫爾所理解的政治哲學呢？亞里斯多德對學者歸功於柏拉圖的上述正義論的深化，有助於我們掌握其立場。亞里斯多德的要旨為，正義涉及了一種可切割或分享的事物，以及一群共享者，且需要運用「平等」的想法才能進行。不過，平等可衍生為兩種原則，一是齊頭式的無差別對待，二是按照差異來給予不同對待，而任何一個具體情境底下，唯有採取了適當的原則才算是公平。

「應然」的問題於是不僅止於對各種事物的本質該有確切的掌握，也涉及了對各種具體情境的屬性之理解及應該採取哪一種平等原則才適當的判斷。

尤須注意的是，關於大自然界的實然，人們似乎不會提應然（例如「獅子該不該吃其他弱小動物？」）的問題，然後根據答案來付諸行動。但對社會或政治制度，尤其是關乎「權力」的行使乃至「權利」的擁有，則必然會如此提問。這某程度解釋了為何亞里斯多德會將「政治學」視為各種學問之首的理由。因為，一旦人們把誰才應得什麼的問題弄清楚了，關於現實中誰該擁有或失去什麼，該付出或獲得什麼，才能有譜，且其他各門各科的研究該如何進行也就有了理論上及物質上的基礎。

延伸應用於現代社會當中，我們可以問：大學教育該是齊頭式權利或僅適合特定的人？該拿來自全民的納稅錢來補貼，還是使用者付費？該不該按照科系就業前景乃至實際成本來收費？答案視人們對高等教育的理解而定。沒有唯一的正確答案，但可以有相應的合理答案範圍。更重要的是，諸如大學等各種機構或人為制度的存在意義，本身也都可以有合理的爭議空間。

事實上，政治光譜上的左右兩派爭的也就是此類問題。左派採取齊頭式平等概念居多，視各種人際之間的差異或差別待遇為不平等。右派則強調按照差異給予不同對待，只是他們認定的差異不僅是天分、努力，也包括出身、階級、身分等各種非個人努力而來的因素。而諸如貧富差距等社會不平等，往往被視為自由的結果，是一種必須接受甚至予以尊重的差異。

回到拉莫爾的書寫意圖。基本上他看出：現代世界的諸多政治哲學理論事實上各自堅持了一種對「正義」的理解，甚至連跟他同陣營的自由主義者羅爾斯也是如此，才會主張「理性」足以讓我們推論出一套所有人都接受的正義原則，適用於每一個社會，也就是人們在接受某程度的合理社會差異和多元想法之下，仍可憑藉理性尋得一個「重疊共識」或一組放諸四海皆準的分配正義模式。

這種理論預設了社會乃一所有人彼此互惠的結構，也因此人們可據此推論出社會的基本結構該如何組織，甚至可將抽象的道德原則直接應用於政治領域當中，把公共議題當作應用倫理學來處理。此時的拉莫爾無法接受這樣的政治哲學。

他援引了英國政治思想家以撒．柏林的價值多元論立場。該立場主張，人們對各種價值理念或事物本質的看法都存在不只一種合理的理解，並反對每一個具體情境底下都有一種最理性的價值排序等待人們去找尋的假定，尤其是人們的根本不同意見可憑藉理性來消弭差異、達成共識這種說法。

站在柏林這一邊的本書作者，不僅將現實政治的運作寄望於溝通、爭辯與妥協之上，一如蘇格拉底的民主運作那樣。

爭議中的理念需要多方支持者提出清楚的論述來釐清，價值的排序也需要對相關事物的本質之討論。而如果真有重疊共識的可能，那也必須是現實世界中人們爭論後的判斷和決定，而不是可由哲學家代勞替他們推論出來的標準答案。

如此一來，拉莫爾也捍衛了柏林摯友威廉斯關於政治哲學的理解。威廉斯長期反對直接從抽象概念來推論出具體政策的主流政治哲學作法，更反對把政治領域當作道德理論的應用場域。此外，他也批評羅爾斯把「正義」視為一個社會最根本的價值，主張每一個政治社群之所以能存續必然有一個特定的「正當性」（legitimacy）觀念；是故，若想理解並批評一個社會，應當從掌握該社會如何理解這種政治正當性開始，而這才是政治哲學的適當作法。

在此之上，作者進而認為，現實政治的許多爭議都關乎特定議題中某些面向的正當與否，且參與爭論本身即是一種對言語作為一種政治手段的正當性之肯定，也是民主的實踐。

一言以蔽之，政治哲學家不該越俎代庖，應該讓政治哲學能多一點「政治」，少一點「哲學」。

●本文摘自麥田出版之《為什麼我們需要政治哲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