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佳嫻推薦序／平路《夢魂之地【平路台灣三部曲．三】》最終篇

文／楊佳嫻

　　猶記得平路以媽媽嘴命案為藍本的小說《黑水》出版時，發表會上，一名聽眾憤慨質問：「你為什麼要幫凶手講話？」言下之意，殺人者已失去「人」的　資格，小說中呈現凶手作為（女）人的複雜面向，難免有「洗白」之意。

　　今天的雲不一定抄襲昨天的雲，現實卻終究要成為歷史，怎麼講好歷史故事（誰來判定講得好講得壞？）給現在的人聽，一向不容易。從不同角度看一個人、一個民族或國家的過去，往往基於當下的需求，不僅剖掘出更複雜的內涵，也暗示了此時或未來文化政治的走向。

　　平路多部小說皆本於現實人物與可考歷史，但是，她的書寫目的是為了改寫歷史嗎？為了替人物翻案嗎？她寫小說為了「講好台灣歷史故事」嗎？讀完《夢魂之地》，不僅與台灣政治歷史有關，也是悲憫無家可回者的小說，為與父親難以和諧、費一生苦苦描出自我輪廓來向父親喊話的子女眾寫，所有迷途、倖存的人，借一二人之身體耳口，狹路相逢。不為特定立場服務，只以小說家之眼望向幽冥，常民、大人物與神鬼之間，是創傷使他／祂波湧、匯流。就這個意義看，小說家竟扮演了與靈媒類近的角色。

　　小說裡有個詞，Daddy issues，戀父與仇父，仿父與叛父，一體多面。魯迅在〈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中，認為傳統只討論怎樣做兒子，父親永遠是對的，造成扭曲的倫理；他倡議以愛代替孝，父親為兒子扛起黑暗閘門，讓下一代擁有合理的幸福，親代做出犧牲，而非要求子代做出犧牲。這樣的思維也還是當前進步思想中討論親子關係的主軸。然而，遍布《夢魂之地》，死者與生者、大人物與小人物均未能倖免的daddy issues，子代念茲在茲的卻還是「怎樣做兒子」，為了讓父親投來一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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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夢魂之地》中包含幾條線索：一是中年女性之「我」和青年男子彥青，前者以扶乩問事、推拿工夫維生，後者則因為靈力滿溢而被「我」盯上，本想借力，卻逐漸相濡相知，他們都是二戰後外省移民在台灣生養的後代；二是鄭成功和蔣經國的痛鬱之魂，他們難以掙脫父親的蔭庇和陰影，糾纏入臟腑盤結如癌；三是台灣「囡仔神」三太子信仰，同時又與蔣經國被暱稱為「太子」一事相連。通靈者「我」自認曾受三太子保護，靈力將涸之際，無意卻搭上了蔣經國那條線，常民突然上達，竟爾深入了小蔣的恐懼、抑鬱、缺憾、焦慮。

　　近代東亞追求現代性過程中，以要求新倫理為切入點，並不罕見。舊倫理愈強固，顛覆手段就愈極端。小蔣留學蘇聯時因此兩度以公開信斷絕父子關係，更控訴老蔣家暴行徑。而台灣小說素有「孽子」「逆女」的「傳統」，同名小說主要寫同性戀愛違反異性戀婚家倫理模式，「離家自立」而同時又「渴父（母）」，或拉扯，或尋找替代，成為子代心靈的最大矛盾。《夢魂之地》裡的兒子們與父親的裂痕，則可能來自信仰的歧異，可能來自社會禁制與時代變遷下的必然。老蔣敗退來台，陽剛氣概的巨型翻車，彥青的父親是戒嚴體制的爪牙、青年人的笑柄，同樣面臨陽剛氣概受損的危機──兒子能做什麼？晚年小蔣體認到他在為父親做「防腐處理」，至於還年輕的彥青，曾想得到同儕認同而作弄父親，迷離之際卻痛訴自己不該把父親送到榮家，使他在孤獨中腐朽。

　　《孽子》雖然以傅老爺子對青春鳥的照護、青春鳥們在傅老爺子喪禮上大慟，象徵父子情結鬆動，即使雙方均為真正父子關係的替代之物，仍是雙方相互行動下的結果。《夢魂之地》裡我們更看到兒子的痛悔或追尋，以蔣氏父子來說，小蔣渴求愛、渴求父親認可，也渴求權力的讓渡；父親高高在上，從未走近，父親認可如彼岸一個頷首，而他的快樂既是親子的，也同時是權力的。

　　「太子」如果也算「孽子」，或許不在他一度曾作出仇父舉動，而是後來的他，以戀父包裝了弒父的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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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不使小說變成靈異筆記，《夢魂之地》的「我」對於通靈，並非愚信，她擁有現代知識，「我也會搬科學，靈力是粒子？是波動？」解為電磁波也行，「溢出的波，像是水灑在虛空中」。她知道外界的信與不信都不是鐵板一塊，為了讓彥青進入狀況，多方比喻：「升起天線」希望「接上特殊感應」，靈感「像窗玻璃上刷刷掛下來的雨水」，搭線進入另一個人的記憶，「點一下碰觸面板，萬花筒一樣，三百六十度實景環繞」，靈力枯涸時卻雜訊不斷，「想看新聞，卻轉到一堆奇怪的購物台」，更感官一點來說，「米酒、綠油精、蚊煙香、撒隆巴斯，一層掩映一層，各種氣味交相出現。好似走進『休息』的小旅館」。單純卻靈力充沛的彥青，則好像「Wi-Fi沒有密碼保護，完全不設防，誰都可以分享他網路」。「我」也時常把通靈、神明、退駕，和房屋貸款升降息、潮去了留下滿沙灘垃圾之類的尋常俗事相譬喻，沖淡獵奇感或神祕性。

　　「我」和彥青之所以能感應小蔣、鄭成功，接上死者的天線，正因為他們內心也存在著類近缺憾。生者的身體成為夢魂之筏，呼喊著的死者又何嘗不是生者以彼喻此的面具？《夢魂之地》並非單單疏通死者未能發出的聲音，也顯映了生者零落的內心，並且共同指向二戰後老外省移民們的執迷（不悟真的那麼可惡嗎？只能在政治更替之下成為笑料或垃圾？）──通靈者「我」說：「這樣的老人腦袋我進去過。細胞斷了電，整個腦袋像危樓，踹一腳就會塌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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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讀到《夢魂之地》裡的這些句子：

「童年遇到一些事，留在那裡，從此長不大，永遠是個孩子。」

「張開嘴就錯了，老芋仔是汙名，一堆少小離家的孩子，盡是夭壽弄錯的人。［中略］……找不到歸所，在墓地裡同聲相應。」

「當年竟有勇氣做逆子，灰糊糊的麥田冒出新綠，他在原野上跑起來，腳步曾經多麼輕快。」

　　回不去的家。被辜負的期待。被父親嫌棄過、遺忘過的小蔣，永遠是個孩子，想奪回父親的關愛。然而，這位「太子」，也曾是某些流離失所者視為父親或救星那樣的存在，「太子」形影也曾護持過那些離家而永遠如孩子的老人（「我想回家！」）。台灣好幾代人的學校音樂課本內都收了紀念歌譜，把老蔣唱成「民族的救星」，依傍著他編織的大夢來告慰離亂的苦痛。假作真時，無為有處，有一天，當你，你，還有你和你，發現一切不過騙局，可不可以像原諒父親那樣地原諒他／祂（們）呢？

　　《夢魂之地》末尾，好一幅後現代圖示，三太子搖滾起來了，奉給囡仔神的供品也進化為時髦玩具。不管哪個「太子」，都有退駕的時候，迷途而渴望關注的孩子，卻永遠都在。

　　民主社會，「我」回到舊地，「大房子」讓位給村民作活動中心用，常民日子熱鬧而恆遠，勝過紀念遙遠的神與父。

●本文摘選自木馬文化出版之《夢魂之地【平路台灣三部曲．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