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動圖書車誕生─ 為20世紀初偏鄉讀者的閱讀需求提供解方

圖書館歷史充滿始料未及的波折與逆轉，幾乎每個世代都需要賦予圖書館全新意義，在漫長又混亂的圖書館史中，書籍收藏的形式不可勝數。

從簡陋的木箱到大理石打造的殿堂，從卷軸時代到圖書車消失，但只一件事從未變過，那就是在追求並擁有知識的過程中，人類有多麼不遺餘力，甚至流於偏執。圖書館的故事，也是整個社會和它的創造者的故事。（編按）

文／安德魯．佩蒂格里、亞瑟．德韋杜文

行動圖書車登場

二十世紀前半葉，圖書館專業人員要擔心的不只是新科技的挑戰。到此時歐洲與北美的公共圖書館體系已經有越來越多受過訓練的圖書館專業人員。如同過去，這些人的話題重點是藏書內容：該收藏哪些書，能買得到多少書。這也是圖書館員有史以來第一次系統化地照顧弱勢族群的需求，比如女性、兒童和生活在主導十九世紀公共圖書館運動的大都會地區之外的民眾。

圖書館針對使用者的需求調整書籍內容，但這種策略只有在女性讀者方面見到成效。圖書館仍然致力為未成年讀者提供合適的好書，卻始終跟不上青春期孩子和後來所謂的青少年日新月異的喜好。另外，圖書館雖然滿懷好意想讓所有讀者都有書可讀，但為偏遠社區提供充分的圖書服務仍然存在令人氣餒的挑戰。

在為偏遠鄉間打造圖書資源方面，美國再次一馬當先。部分原因在於，在二十世紀國民普遍識字的國家之中，美國的偏遠鄉間範圍最廣大。法國也深刻意識到鄉間百姓的存在，但他們允許村莊民眾使用學校圖書館，某種程度上避開這個問題。然而，對於美國人，將圖書服務送到偏遠地區的重要性幾乎不下於宗教信仰，是開國元勛傳遞下來的真正使命。

阿拉巴馬州女性俱樂部的成員覺得，將書本送到偏鄉讓她們「觸及到湯瑪斯．傑佛遜的精神」。正如這個例子，最有新意的創舉通常由女性俱樂部和女性圖書館員先驅發起，就像女性也倡導為年輕讀者提供更充分的服務。這並不奇怪，因為圖書館的第一代男性領導人陸續退場，圖書館跟都市父權代表人物之間的關聯已經鬆動。這個結果對圖書館運動產生深遠影響。

為偏鄉讀者提供服務的第一波重要措施包括建立一系列行動圖書館，做法是將裝有三十到一百本書的箱子送到目的地，寄放在郵局、學校教室或雜貨店，甚至私人住家，開放給在地社區使用，由志工負責管理。這項措施是一八九三年針對紐約上州提出的，後來經由圖書館員瑪麗．史賓塞（Mary Spencer）的倡導，密西根州也積極跟進，最著名的則是露緹．斯特恩斯（Lutie Stearns）在威斯康辛州的推動。

其他人口稀少的小鎮則有女性俱樂部帶頭推廣，比如達科他州和德州。一九一三年南達科他州開辦行動圖書館時，全州百分之八十的人口居住在沒有公共圖書館的地方。到了一九二○年已經有兩百五十一個行動圖書館在運轉，裝書的箱子都是州政府的木匠製作，以節省經費為考量。

在紐約推廣的是麥威爾．杜威（Melvil Dewey），他是當時最有影響力的圖書館領導人之一，這跟他發明杜威十進制圖書分類法不無關係。杜威以他特有的表演技巧承諾，行動圖書館會「以最少的經費為最多人提供最好的讀物」。只是，這些目標實際上都不容易達到。在偏遠的迷你社區，服務對象人數極少，運作經費偏高，而提供的書籍通常數量太少，也不常更新，稱不上是「最好的讀物」。

偏鄉民眾的閱讀興趣跟城市居民一樣多元，不管如何精挑細選，數量不及一百本的書籍滿足不了他們的需求。尤其如果其中部分額度必保留給堪薩斯行動圖書館委員會（Kansas Travelling Library Commission）指定的有關「使命、節制、優良公民與主日學課程」之類的教化書籍，問題就更明顯。有個早期提倡者認同行動圖書館的力量，認為能夠「讓圖書館和書籍變成孤立蕭索社區的核心，讓當地的人們接觸到外在的世界。」

但這種高高在上的家長式作風往往成果不彰，推動者的一番善意也付諸流水。有個農夫說出這番讓人記憶深刻的話：「州議會那些人覺得，因為我是個農夫，所以想利用晚上休息時間讀點討論肥料的書。」事實證明，偏鄉地區的民眾讀書不是為了提升自我，而是想在一天的高強度勞動之後，利用得來不易的休息時間好好放鬆。

每個州都需要因地制宜。比如德國或瑞典移民集中的地區需要外語書籍，某些宗教團體的強烈主張最好避免碰觸。這項計畫也有些許成效。「就算只有一本，這個廣大西部地區的拓荒者也能體會書籍的價值。」這是南達科他州彭寧頓縣（Pennington County）的娜莉．維斯（Nellie Vis）的厚道回應。只不過，她家是行動圖書館的駐點，她能取得的書遠遠不只一本。

到了一九二○年代，郡立圖書館體系建立，行動圖書館逐步退出舞台。不過，整個大蕭條時期它們持續在災情慘重的北美大平原地區提供服務。一般說來，大蕭條時期是圖書館的好時機，溫暖、乾燥、實用又免費的空間，是艱難時期的慰藉。

股市崩跌以後，儘管公共圖書館的預算被刪減百分之二十五，洛杉磯的書籍借閱率仍然成長百分之六十，使用圖書館的人數也增加一倍。新政時期的聯邦補助款也為圖書館帶來資金，尤其是一九三六年美國公共事業振興署（Works Progress Administration）設立的馬背圖書館小組，為肯塔基州山區提供服務。只是，這個計畫與其說是真正的公共設施，不如說是拍照留影的好機會。

到這時汽車的誕生已經為偏鄉讀者服務計畫帶來更新穎、成本效益更高的方法。這是運用新科技更新舊有概念：第一代行動圖書車出現在一九○五年，馬車載運書籍在馬里蘭州華盛頓郡（Washington County）四處遊走。圖書車將圖書館的服務送到更多讀者面前，因為車子運送的書籍比行動圖書館的單一書箱多得多，也不會固定在同一個地點。再者，行動書箱在回到圖書館以前，通常在同一個定點停留幾個月，而圖書車一個星期後就能把讀者指定的書送過來。

行動圖書車通常兩人一組，由一名館員和司機搭配。館員可以偶爾添加幾本常客可能感興趣的書，而使用圖書車服務的人多半是熟面孔。這項服務的對象，女性占絕大多數，因為她們可以在圖書車到來時暫時放下家務去借書。圖書車的工作人員就跟流動屠夫、魚販或雜貨店老闆一樣，跟村民建立友誼。

圖書車很快就跟英國鄉間的流動圖書館一樣，變成二十世紀中期美國常見的景象。每星期一次，在約定的日子駛進小型社區。在美國德州那種地廣人稀的地方，圖書車是為當地居民提供閱讀服務唯一可行的方法。德州的第一輛圖書車在一九三○年登場，載運大約一千四百本書。新政時期的公共事業振興計畫又添置三十三輛圖書車。德州的圖書館運動跟其他地方一樣，都在二次大戰期間達到高峰。

儘管如此，偏鄉地區的圖書服務依然匱乏，德州石油業興盛之後人口移往都市，問題就更加惡化。諷刺的是，冷戰期間美國擔心俄國在科技上領先，才推行一九五六年的〈圖書館服務法案〉（Library Services Act），協同各方力量改善偏鄉地區的書籍供應。正如州政府圖書館員所說，期望容易流於空想，「不管是圖書館書籍或導向飛彈，美國都落後其他國家。建立一個消息靈通、心智開明、聰明、機敏警覺的美國，才能擁有安全與自由。」

冷戰的殘酷後果也讓圖書服務行動受挫：不是所有人都歡迎圖書車。一九五○年威斯康辛州圖書館理事會嘗試在偏遠的多爾縣（Door）和基沃尼縣（Kewaunee）推行圖書車服務。對於相關人員，計畫成效卓著，但經過兩年的試驗期，當地百姓以公民投票表達反對態度，正反意見差距不大。兒童最歡迎圖書車，包辦了百分之八十八的借閱人次，但他們沒有投票權。成年人多半抱持懷疑態度，尤其是男性，因為圖書車來的時候他們通常在工作。

很多偏鄉百姓反對將公帑花費在書籍這種可有可無的事物上，也擔心孩子們接觸到不適當的讀物。這種態度延伸到學校圖書館。家長團體會仔細檢視州理事會定期公布的建議書單，一旦出現他們不認同的書籍，就高聲抗議要求刪除。天主教學校不需要國家稅金補助，可以選擇自己的書籍。

《中學圖書館標準書目》（Standard Catalogue for High School Libraries）頗有影響力，一九四二年的版本之中有七十本書附有注解，表明不建議天主教學校收藏。書單內容包括達夫妮．穆里埃（Daphne du Maurier, 1907–89）的《蝴蝶夢》（Rebecca），以及查爾斯．金斯萊（Charles Kingsley, 1819–75）的《西行去！》（Westward Ho!）。《西行去！》之所以被點名，可能是因為書中描述十六世紀西班牙籍獄卒勸說英國水手男主角改信天主教未果，對他施虐等內容所致。

到了一九七○年代，德州的圖書車徹底退場。不過，二○一五年全美還有超過一千輛在營運，二○一八年則是六百五十輛。圖書車在很多開發中國家仍然是相當普遍的圖書服務，比如印度和東南亞、肯亞和千里達，以及挪威和芬蘭等腹地廣大的北歐國家。到了二十世紀最後那三十多年，圖書車已經是圖書館文化全球化的鮮明標記。哥倫比亞的驢背圖書館（Biblioburro）、奈及利亞的iRead行動圖書館，以及荷蘭以貨櫃改裝的BiebBus行動圖書車，是圖書館專業人員最豐富多彩的發想，致力將書籍與資訊服務送到位置偏僻、經濟落後的社區。

在全球電子化的時代，這些服務能不能延續下去，還在未定之天。以目前來說，讀者仍然歡迎他們的定期到訪，比如蘇格蘭奧克尼群島（Orkney）的BookyMcBookFace圖書館，該館的推特也相當熱門，有七萬人追蹤。

●本文摘自時報出版之《圖書館生滅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