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原住民日！荷蘭人對臺原住民的「文明性」是如何形成？

第一章　「文明」與「野蠻」：荷蘭東印度公司對臺灣原住民的認知與地理印象

一、前言

自哥倫布開啟歐美新航路以來，歐洲世界對異族的想像逐漸納入領土占領、宗教改宗、經濟利益等思維。其中，對土著民族的「去人化」（dehumanization）描述，一般多為實施領土占領、建立殖民社會的前奏。此係藉由自許為導入文明至「蠻荒（wilderness）」領地，並將土著視為非「蠻」（barbarians）即「番」（savages）來合理化其作為。雖然日後孟德斯鳩（Montesquieu）透過階序化的差別分類與社會演化意涵角度，發展出分辨「蠻」與「番」的概念；前者為略具政治組織的草原游牧民族，後者為生活於林野中的採集或狩獵群居團體，以此來分辨文明化程度的差異；並以財產的私有化做為判定兩者差別的準則之一。不過，一般來說，十六、十七世紀的歐洲人，縱使在理性層次上傾向於以其對羅馬法的詮釋──即以私有財產概念的有無來判定對方是否為「文明人」，基本上仍存在著藉由諸如食人（cannibalism）、人祭（human sacrifice）、裸身等社會文化行為來辨別他者的「文明」與否。

十七世紀東渡來亞洲的荷蘭東印度公司，即處於此異族印象論述形成的過程，作為其日後治理當地屬民的律法基石。當時，東印度公司面對臺灣島上的南島語族，係透過地方會議、村社首長、村社戶口調查、年貢及贌社等制度，達成所謂「荷蘭和平」（Pax Hollandica），逐步將南島語族置於其轄下，將臺灣拓展成其轄下第一個領地型殖民地，企圖在島上建立起如後世史家所說的地域型國家（territorial republic）。東印度公司在臺的政令依據，即涵括荷蘭人對當地風俗的掌握與理解。作為行政中心熱蘭遮城腹地的大員灣一帶，為臺灣長官與議會接觸較密集之處，針對當地新港、蕭壠、麻豆、目加溜灣等社的討論，自公司領臺起即成為荷蘭人筆下的福爾摩沙人（Formosans）代表，其風俗習慣，也成為東印度公司的首要參照；不過，荷蘭人在臺灣不同地區的「南島語族經驗」，不盡然與行政中心大員灣一帶的經驗一樣。東印度公司在臺30餘年期間，隨著領地範圍的擴大，接觸的島上人群也愈來愈多，其官員對不同人群的「文明化」程度也有著不同的評價。

本章即討論東印度公司官員對臺灣不同地區住民的「文明性」論述，以及其形成背景。並討論公司30餘年的統治與住民教化工作，如何與時俱進形成其整體的臺灣住民「文明性」論述。文章先描述甫抵臺灣的東印度公司官員如何看待大員灣一帶的住民，並由公司在領地擴張過程中，官員筆下三群「文明人」的特質，探討形成其個別「文明性」論述的原因；並以蘭陽平原的噶瑪蘭人為例，討論公司官員在中介影響下的負面認知，以及對臺灣原住民施政的影響。接著討論東印度公司在臺初期的「文明化」作為，並舉一較極端的小琉球人案例，討論荷蘭人如何實踐其殖民地的文明化理念。最後析論隨著統治與住民教化工作的進行，公司官員如何將全島住民區劃成不同的「文明化」評價，以及其內容為何。

二、驚鴻一瞥

初抵臺灣的荷蘭人，對原住民的認知與理解，往往來自道聽塗說、短暫接觸所留下的表面印象。早在1622年，爪哇總督昆恩（Jan Pietersz. Coen）派雷爾生（Cornelis Reijersen）率艦隊前往澳門、澎湖一帶，替東印度公司尋求適合的貿易據點時，提及依據所探得的唐人說法，與澎湖一水之隔的臺灣為富饒之地，但當地住民為群「易怒且全然不可靠的人民（een boos ende gans trouweloos volck）」。

1623年，雷爾生為了決定在北臺灣的淡水、雞籠，還是南臺灣的大員設立商館，派員前往調查；訪查重點含港灣、土地，以及四周的住民。4月，從別稱唐山甲必丹（Capitain China）的李旦與負責探查的上席商務員Adam Verhult那所獲得的消息是：淡水、雞籠住民是「非常凶殘的人民（seer moordadig volck）」，無法與他們溝通。之後，加上別稱漳州長鬚（Langenbaert wt Chincheo）的Houtamsong提供的資訊，雷爾生所留下的紀錄則將雞籠灣說成是無法避東北季風之處，因此不適合船隻停泊；附近海灣高處的住民是「野人（wilt volck）」。至於雀屏中選的大員灣，訪查的對象是蕭壠社人，負責造訪的是商務員Jacob Constant與Barend Pessaert，留下了較豐富的民族誌描述與評論。

Constant與Pessaert筆下的蕭壠社人，是群高大、魁梧、奔跑神速、體型優美、身軀結實，深得自然宏恩的民族；成人膚色如摩鹿加群島的Ternate土著。蕭壠社人雖裸體走動，但相對無愧，因而成為Constant與Pessaert看過的所有民族當中，「較貞潔或不具淫蕩想法的（in luxurie ofte oncuysche begeerte minder sijn brande[nde]）」。不過，當地人因不對夫婦、父子、長幼、官民之別表現謙卑、尊敬或敬畏，來去自如，為所欲為，也不受Constant與Pessaert所認知的法律所束縛，或表現出驚懼或尊重，因而養成其「野性、番性（als die wilt ende woest opgevoet sijn）」的一面；不過，其人民因「談吐幽雅，謙遜緩慢，讓人感到悅耳。若從其談吐來認定，則絕非野人（geen wilde），而是秉性善良，一身謙遜，具智慧的人。」

雖然Constant與Pessaert對蕭壠社人的言談舉止方式有正面的評價；不過，公眾裸露與缺乏社會階序，依然成了斷定文明與否的標準。此一標準，亦反映在當時東印度公司其他官員認知上，爪哇總督與議會紀錄的《巴達維亞城日誌》，強調蕭壠社人「裸體走動而不覺羞恥」，屬於相當「狂野、野蠻的人群（wilde ende barbarische menschen）」。出巡馬尼拉的艦隊司令Pieter Jansz. Muyser給總督Pieter de Carpentier，以及給阿姆斯特丹十七董事（Heren XVII）的信件，提及大員灣一帶的目加溜灣、蕭壠和新港社人，是群外出完全赤裸、不斷從事殺戮、沒有臣服於任何法律或社會秩序的「粗俗野蠻人（rouwe barbarse menschen）」。

如果公眾裸露與缺乏社會階序是當時荷蘭人斷定文明與否的標準；那麼，臺灣島上的確有住民可博得東印度公司官員的「文明人」封號。1636年，東印度公司藉由與「野人」盟社的聯合武力征伐，讓臺灣南部平原大部分的原住民村社，以與荷蘭人結盟為名歸順於公司的名義統治。之後，順勢南下企圖繞往東部的荷蘭人，探得了一群「文明人」──屬排灣族的瑯嶠（Lonckjauw）人。

●本文摘選自聯經出版之《殖民想像與地方流變：荷蘭東印度公司與臺灣原住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