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亞火藥庫的誕生！在俄羅斯 土耳其 伊朗間求生存的高加索

高加索地區現有50多種方言使用人口，信仰包含伊斯蘭、猶太教和東正教，破碎的地形上有著未受國際承認的小國與飛地，在周遭強國，尤其是俄國的進逼下，百年來衝突與紛爭不斷。今日高加索既是位於大國邊緣卻也是戰略核心，因此在高加索問題上，歐洲、美國、俄羅斯、中國等世界強權都不免插上一腳或從中獲利。作為強國的競逐之地，同時也是鄰國伊朗與土耳其極為在意的地區，今日高加索不僅是歐亞大陸的火藥庫，其一舉一動都牽引著世界。本書作者試圖透過回顧百年歷史，帶領讀者深入了解高加索為何是今日模樣。（編按）

高加索，其實沒有那麼遠

文／許惇純

高加索，聽起來好像離我們很遠。翻譯這本書，除了因為自己念歷史的興趣，更多的是出於好奇。翻譯的過程中發現，其實書中描述的某些政局運作、各民族追求屬於自己國族認同的努力等，彷彿似曾相似。而且高加索與其周邊諸國歷史糾葛造成的蝴蝶效應，或許已影響我們的歷史發展。高加索，或許並沒有那麼遠。

多國史料、多方觀點

這本《高加索二十世紀史》的特殊性，在史料蒐集方面。作者從多國的檔案局包含外交密檔中，彙整歷史材料，有大量來自非歐美語文的資料。作者除了親自前往喬治亞、亞塞拜然、亞美尼亞高加索三國的檔案局調閱檔案，主要尤其從牽動此地區歷史發展的三鄰國：俄國（包含帝俄與前蘇聯）、伊朗、土耳其的檔案局蒐羅資料，還從那些在背後有多重利益糾葛的歐洲國家（英、德、奧等）和美國的外交檔案中，集結了許多珍貴史料。在各章的注釋中，也可看見作者引用和參考的學術期刊數量與語言種類之多之廣，許多資料的篇名或書名本身就極具意義。

這麼多國的史料，同時也意味著這麼多國的語文。非歐美語文在轉寫成拉丁文字時，在英語或其他歐洲語言間，拉丁化方式可能差異極大，想必是當初作者書寫時遭遇的難題之一；譯者雖然沒能習得這多種語文，但幾個月下來，也學會對比出 Khan Khoïski 和 Xan Xoyski 是同一個人，而 Khoybûn/Xoybûn / Hoyboun 是同一個組織。有時，作者可能為了因應所找到的史料，在諸國諸民族的敘事立場間切換，又未明確表述，導致有些段落令人忽有迷路感。此外，在種種糾葛中，作者或許是為了顧全每一方，不少論述寫得隱微，在中文翻譯過程中，經常必須花時間查找非常多相關事件資料，才得以解出很多文句背後隱藏的恩怨，當然應該也有不少譯者能力未逮沒有看出的微言大義。這些都給翻譯工作帶來了挑戰，也帶來了探迷解密的樂趣。

歷史是人的故事

在本書中，作者捨棄了國別史的檢視角度，以高加索地區為整體，由其歐亞交會處地緣政治的重要性，自十九世紀以來持續上演各懷心機的三鄰國相互角力的背景，論述直到一九九○年代蘇聯解體後出現新秩序之前的二十世紀史，並延伸至二十一世紀初的部分局勢。不過，儘管主題是論高加索，第一章卻是從發生在周邊國家的三場革命講起：一九○五年俄國第一次革命、一九○六年波斯立憲革命、一九○八年青年土耳其黨人革命。藉由這三場革命的錯綜關聯，揭開高加索與鄰近的歐亞地區，甚至與更遙遠的國家間的糾葛。例如，日俄戰爭中，對馬海峽海戰日軍戰勝，為何讓六千五百公里外的喬治亞年輕人歡聲雷動地大喊日本萬歲？而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又是何種對帝制政權的同仇敵愾，讓在前線對壘的鄂圖曼軍和俄軍暫時休兵？而當土耳其與美國的外交關係，隨著一九六○、七○年代因為古巴問題、賽普勒斯問題觸礁，土耳其決定報復美國武器禁運，於是停止架設在土耳其境內偵測蘇聯轄下高加索和中亞的美國監視雷達運作，導致美國少了一隻監看蘇聯的眼睛。令人不禁揣想，美國是否為了另外找一隻眼睛來探知蘇聯活動，而開啟了乒乓外交及後續促發一九七九年與中國建交？

有別於許多歷史著作經常交代了政權更替，卻遺憾地忽略了社會民生或人民的苦難，本書作者除了著眼於分析高加索地區境內與境外的政治影響力，也不忘地方菁英的經濟與文化力量。同時也描述人民在各種政治迫害下，遭到盲目屠殺或被迫遷徙遠離家園，所感受到的恐懼無奈，與深入骨子的暴力仇恨。這是一部看得見﹁人﹂的歷史著作，看見人性，看見民生經濟：看見為了賺錢養家的季節移工血淚，看見共產鐵幕裡人民偷聽境外廣播節目，看見音樂、詩歌的跨境文化凝聚力，看見蘇聯與伊朗合作將天然氣自伊朗輸入高加索時，那句﹁此番天然氣的進口真是繫命所需﹂。還看見占人數優勢的主流民族以國家政策霸凌少數民族，然而此國的多數可能是彼國的少數，彼此冤冤相報；或者境內、境外勢力，利用諸民族間糾結不清的恩怨情仇挑起對立，操弄認同問題；或者國家機器為了轉移戰敗的民怨，尋找替罪羔羊，嫁禍通曉多種語言的邊境少數民族。

強國覬覦下民族自決的認同

高加索地區在民族、宗教、文化方面馬賽克般豐富多元的特色，很不幸地，幾乎成為衝突不斷的代名詞，包含利益、意識形態、政治與軍事上的衝突。高加索諸國變動的國界，認同也在不斷形塑中變化；政治上的變遷，讓情形更加複雜。若以城市地名、街道、廣場的更名為例，常可從中一窺端倪，感受對高加索諸民族而言，帝俄與蘇聯時期的俄語化，與後蘇聯時期全方位的去俄羅斯化，在生活、教育、社會各方面的改變（甚至衝擊）。例如亞美尼亞西北部的大城久姆里（Kumaïri / Guioumri /Gyumri），變成亞歷山卓堡（Alexandropol），再變成列寧納坎（Leninakan），一九九一年亞美尼亞獨立後，再重新改回久姆里，就是典型的例子。那些充滿紅軍革命色彩的名稱，在蘇聯解體後，大多改用或重新恢復原民族語言的稱法，或是改以紀念民族詩人或民族英雄來命名公共空間，這些都是追求國族認同、歷史認同的一部分。

本書在二○二一年獲得法蘭西研究院（Institut de France）頒發給歷史類著作的 Eugène-Colas 獎（prix Eugène-Colas）。本書提供我們認識高加索諸國如何走過二十世紀，經歷帝國統治、民族屠殺、前後夾擊的戰爭、共產政權、衛星國與獨立的掙扎；如何嘗試在諸強環伺下，以緩衝地與中介者的角色，爭取自己的國際地位。二十一世紀以來，隨著民族自決的概念在後蘇聯時代持續發展，各民族爭自治、爭獨立，然而隨著某些國家獨裁威權的再興起，這些矛盾力量不僅左右高加索的局勢，也間接牽動著世界。

●本文摘自貓頭鷹出版社出版之新書《歐亞火藥庫的誕生：在俄羅斯、土耳其、伊朗之間求生存的20世紀高加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