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紹宇／《悲情城市》：凝視創傷的距離，台灣電影不朽經典

如果想透過一部電影，理解台灣如何走來，又為何成為如今面貌，那麼一定是侯孝賢的《悲情城市》。

改寫台灣電影史的《悲情城市》三十三周年之際重新上映，這部許多年輕世代不見得看過的電影，此時上映別具意義。三十三年前，《悲情城市》問世時的廣告文案如此寫著：「一個繁榮富裕的國家，才有自信去省視過往的歷史。一個民主自由的國家，才有自信去緬懷過去的貧窮憂患。」三十三年後，這句話仍然成立。回望《悲情城市》，我們得以知道這塊土地見證了什麼，也知道土地上的人們曾歷哪些苦難，最終煉成這座自由之島。

《悲情城市》從日本投降後的台灣說起，對大部分台灣人而言，那次易主是「光復」，是「回歸祖國」，知識份子無不充滿期望，包含片中許多角色。電影用昏黃燈光照著林家四兄弟的境遇，老大文雄作為一家之主，為人義氣卻有些有勇無謀；老二文龍原為醫師，不料徵召去南洋戰區後音訊全無；老三文良曾被拘禁於日軍戰俘營，釋放後精神失常，之後甚至被當作漢奸逮捕；老四文清自幼因意外失聰，以經營相館維持生計。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廣播宣布無條件投降。」電影以黑暗開場，依稀聽見玉音放送模糊傳來，畫面出現文雄點起蠟燭，家中眾人手忙腳亂，時而穿插催生與女人即將臨盆的哀號。突然間電燈微光亮起，文雄咒罵著「電到現在才來」。此時音樂響起，畫面打上文字：「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無條件投降。台灣脫離日本統治五十一年。林文雄在八斗子的女人，生下一子，取名林光明。」接著「悲情城市」四字出現。

每當看見這段開場，我總會起雞皮疙瘩。短短不到四分鐘的片段，即表達台灣人當時的混亂困境，身處殖民政權的終結與國民政府接收的過渡，矛盾民族情結挑動台灣社會的不安。當他們以為脫離身為次等公民的過去，是迎接新自主時代的來臨，沒想到卻只是另個外來政權的替換。時任行政長官兼警備總司令陳儀以安撫保護之名行鎮壓監控之實的二面手法，加速外省人大舉遷入台灣的族群摩擦，導致台灣政局動盪，社會民不聊生。台灣人失望轉而絕望，絕望成為憤怒，如文雄所言──「咱本島人最可憐，一下日本人，一下中國人，眾人吃、眾人騎，沒人疼。」統治階層與人民互不信任，最終釀成1947年二二八事件那聲槍響，也成為《悲情城市》中的敘事背景。

《悲情城市》一直是侯孝賢導演的作品中我最喜歡的一部，好多年前我曾在小螢幕看過電影，儘管畫質不是最佳，卻絲毫不減作品張力。電影宛如火苗，消融凝固的歷史冰山，隨之流動的是一個個人物臉孔，遠方瞬間近如咫尺，而這座悲情城市裡的人們一代換過一代，歷史創傷從熾熱刺眼變得悠然靜謐，只是它依舊隱隱作痛，沒有完全復元──2023年與1989年的台灣人，都有著共同課題需要勇敢直面。

這也是為什麼過了三十多年後，《悲情城市》在台北辦試片那天，人潮洶湧，無不屏息以待，宛若參與歷史。我們看著電影公司為重映版所下的標語──「台灣人必看的電影」，每個人都有著相似感受。正當畫面一出，主題音樂響起，蕭瑟悲戚，似告別，如送葬，對象是誰？也許是被時代、被強權輾過的社會。台灣從威權走向民主的華麗轉身，是眾多前人流血流淚的成果，苦澀隨著嗩吶聲流淌而出，奏出這麼一篇磅礴動人的時代描摹。

大時代的驚濤駭浪，讓小人物擱淺無助。林家四人遭遇，有的下落不明，有的被荒唐殺害，有的被政權折磨不成人形，有的縱使無辜也無所遁逃。電影隱晦，但充滿內省與觀照，凝視歷史創傷，將那些失語無名的人民招回靈魂。《悲情城市》以歷史事件為題，但不以其為主線，而是將它置於背景，詭譎氛圍如鬼魅糾纏，就像明明說著是死好多人的台北，畫面卻是氤氳繚繞的美麗金瓜石，和歷史保持一定距離，反倒更能看清全貌。

《悲情城市》於1989年上映，獲得當年度威尼斯影展最高榮譽金獅獎，是台灣電影首次獲得三大影展最佳影片，讓台灣電影進入國際脈絡。由此可知，好的故事不受語言地區限制，發生於台灣的歷史同樣能感動不同國家背景的人，更大大提振台灣電影人的信心。

然而電影上映時台灣解禁不久，政治氣氛尚屬保守，電檢處就曾如此批註「國語發音時間只有十二分卅秒，惟使用閩南語之處達百分之七十以上」、「情節瑣碎，人物卑微，既無娛樂，亦無藝術創見」，幸好國際影展加持，讓本片逃離被禁命運，最終在台創下八千萬票房，換算當年電影票，觀影人次更加可觀。此外，也帶領「台灣新電影」來到巔峰，就藝術成就與歷史影響，重要地位不言而喻。

《悲情城市》對許多人來說，可能是部「只聞其名，不見其片」的經典。這回再次登上大銀幕，無論是當年曾走進戲院的觀眾、後來在電視或小螢幕看過的人們，或是從未親灸的年輕世代，都應走進戲院。因為唯有溯回這座悲情城市的過去，才能懂得我們想要什麼樣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