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水福／閱讀的痕跡，研究的印記

自序《日本文學 導遊》（增訂新版，聯合文學出版）

一、古典文學的啟蒙與深化

1980年，我赴日本東北大學留學，進入國文學科（後改稱日本文學科），先從「研究生」（旁聽生）讀起，翌年考入碩士班，成為該科第一位外國碩士生。

東北大學以「研究第一」、「門戶開放」為辦學宗旨，也是舊帝國大學中率先招收女學生的學校。當時，國文學科有一項不成文的規定：碩、博士生選修課程，不能只研究一個時代的文學，至少必須跨越兩個時代。

我專攻平安朝文學，修習最多的自然是相關科目。其中，《源氏物語》幾乎是每學期必修的課程。這部被譽為世界最早的長篇小說，也是日本文學的經典代表作，我在東北大學修習了三年；後來又在梅光旁聽《源氏物語》研究大家今井源衛教授的課程兩年，前後共五年，是我修習時間最長的一門課。

《源氏物語》的成就，固然首先來自作者紫式部非凡的文學才華，但也不能忽略其先行的女流日記文學。日本女性運用假名書寫內心的悲苦與歡欣，開拓了不同於漢文書寫的表現方式，也為紫式部的創作提供了豐富的文學資源。

輯一所收的〈以真情綴成的《和泉式部日記》〉、〈記述女人一生的《更級日記》〉，談的正是這些先行的女流日記。此外，紫式部自己也留下《紫式部日記》，與《源氏物語》相互參照，更能幫助我們理解她的文學世界。

從事翻譯工作以來，我也一直關注日本古典作品的現代語譯。以《源氏物語》為例，據我的觀察，大約每隔二十年，便會出現新的現代語譯本。從與謝野晶子、谷崎潤一郎、円地文子、田邊聖子、瀨戶內寂聽，到近年的角田光代，都曾以各自的語言與文學觀重新詮釋這部經典。

輯一的〈角田光代新譯《源氏物語》〉談到，角田以「易讀」為此次翻譯的最大指標。她也不諱言，閱讀 前人的部分譯本時，感覺彷彿在上古文課，譯文沒有融入感情。

角田的說法或許略有誇張，但對於「易讀」的重要性，我深有同感。這也是我翻譯《源氏物語》時的重要原則。除了遣詞用字力求淺顯易懂，在形式上，我也儘量採取現代小說的呈現方式：對話另行分段，適度標示主語，讓讀者容易辨認說話者；段落與句子也儘量避免過長。

有人認為，既然是千年前的古典作品，譯文就應該保留古文的味道。這種看法自有其道理，但也值得進一步思考。

例如錢稻孫翻譯《漢譯萬葉集選》卷一第二十八首持統天皇御製歌：

春既徂歟　夏其來諸　

有暴白紵　香山之陬

這種採用《詩經》式四字句的譯法，自有其古雅的風格；然而，對一般現代讀者而言，恐怕不容易理解。

再則，為什麼《源氏物語》不斷有新的現代語譯本問世？原因之一，是語言文字會隨時代而改變。每個時代都有自己的語言習慣，對作品的理解與詮釋也可能隨之不同。因此，經典不斷出現新的譯本，不僅是自然的現象，也是經典得以延續的重要方式。

紫式部受藤原道長之邀進入宮廷後，繼續從事《源氏物語》的創作，作品也曾由擅長朗讀的人讀給天皇聽。這使我們看到，今天被視為古典文學的《源氏物語》，在當時其實是以當時的語言書寫、供當時人閱讀與欣賞的作品。對今天的讀者而言，如何跨越語言與時代的距離，正是現代語譯的重要課題。

談到《萬葉集》，也讓我想起大學時代原土洋教授介紹的山部赤人詠富士山和歌。那時，我還曾在舊書攤買了一本有關《萬葉集》的舊書，雖然讀得不甚明白，卻看得津津有味。留學日本期間，我又選修了《萬葉集》課程。從大學時代的初識，到留學時的深入研讀，這部古典和歌集逐漸成為我閱讀日本古典文學的重要一環。

日本現行年號「令和」，取自《萬葉集》第五卷序文：

天平二年正月十三日，萃于帥老之宅，申宴也。于時，初春令月，氣淑風和。

其中，「令月」意指吉月，「風和」則形容風氣和暢。關於富士山與《萬葉集》，可參閱輯三的〈日本古典裡的富士山〉及〈「令和」出自《萬葉集》所透露的信息〉。

二、近現代文學的啟蒙、擴展與深化

我對日本近現代作家的興趣，很大一部分來自大學時代恩師原土洋教授的啟發。無論高級日語、語音學或名著選讀，教授都以文學作品為教材，介紹重要作家及其代表性作品。文學因此不只是課堂上的知識，也成為我日後持續閱讀與研究的對象。

回想大學時代，首先浮上心頭的是太宰治的〈奔跑吧！美樂斯〉與〈葉〉。當時，太宰治的作品尚未有中譯本。我尤其記得〈葉〉開頭引用法國詩人魏爾倫（Paul Verlaine）的詩句：

撰えらばれてあることの

恍惚と不安と

二つわれにあり

意為：

被選中的

恍惚與不安

二者我都有。

當時，我一讀再讀，始終不得其解。請教原土教授之後，仍然無法真正領會。每一個單字都懂，表面的意思也大致明白，卻始終體會不到其中的深意。

多年以後，歷經人生的起伏與種種況味，我才逐漸明白，當年無法理解的，不只是文字或翻譯的問題，更是自己缺少足夠的人生經驗。

這段閱讀經驗，也使我對太宰治的文學有了更深的認識。輯二〈太宰治幽默與虛無的魅力〉曾寫道：

表面上看來取材自現實人生的「作品」，又以「我」敘述，往往讓讀者把「我」和太宰治畫上等號。又，文章淺顯易懂、琅琅上口的特質，容易讓讀者產生通俗印象。其實，「我」往往是多重虛構、折射之後的「虛像」，要了解太宰治文學的「真相」，老實說，並不是件容易事！

閱讀太宰治的經驗讓我體會到，文學作品即使採用第一人稱，敘述者也不能直接等同於作者；文字看似淺白，也不代表作品的內涵容易掌握。

除了太宰治，原土教授介紹的葛西善藏〈攜子〉，也令我印象深刻。作品描寫一名走投無路的父親，在寒冬深夜帶著幼子徘徊街頭，無處棲身的悲慘處境。這篇作品呈現了私小說與現實人生之間密切的關係。

我尤其記得作品中一段描寫：潦倒的主人公，也就是取材自身經驗的作者，費心照料自己種植的牽牛花，不但施肥，還為藤蔓拉繩；然而到了開花時節，枝葉卻突然茂盛起來，藤蔓四處蔓延，竟連一個花苞也沒有。那情景彷彿在嘲笑他是個呆瓜傻子。

這段描寫之所以令人難忘，不只因為它寫出了生活的挫敗，也因為牽牛花的遭遇彷彿映照了主人公自身的處境。

日本私小說的範圍，後來逐漸從第一人稱敘述作者親身經歷、直接告白自我的作品，擴展到摻雜自傳性要素的各類創作。輯三的〈兩種私小說〉，便從三島由紀夫的《假面的告白》，以及太宰治的〈櫻桃〉、《人間失格》、《東京八景》等作品，探討私小說的不同面貌。

至於如何認定私小說，輯三〈日本私小說的認定〉在結語中提出：

所謂的私小說，如果脫離既定的文脈或作家的現實生活閱讀，無法單純基於形式上的根據判定其為私小說。

這也是我對私小說研究的一項基本看法：不能只憑第一人稱等形式特徵，就輕易判定作品的文類，還必須考察作品的文脈與作家的現實生活。

前面提到，東北大學要求碩博士生的修習跨越兩個文學時代。除了平安朝文學，我選擇的另一個時代，就是近代文學。

在日本文學史上，平安朝與近代都是格外燦爛的時期。兩者並非截然分開，近代作家中有不少人深受平安朝文學影響。例如，堀辰雄與王朝女流日記、芥川龍之介與《今昔物語集》、室生犀星與王朝物語，都有值得探討的關係。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當屬川端康成與谷崎潤一郎。

兩人都深受《源氏物語》吸引。谷崎潤一郎曾三度翻譯《源氏物語》，其《細雪》也可見王朝文學的影響。輯一的〈《千羽鶴》受《源氏物語》影響的氛圍、痕跡〉，以及輯二的〈谷崎潤一郎與《源氏物語》現代語譯〉，都是從不同角度探討近現代文學與古典文學的關係。

三、師承、文學與宗教：研究方向的深化

1986年，輔仁大學舉辦「文學與宗教國際會議」。當時，我負責聯絡、接待日本方面的作家與學者，因而結識梅光女學院大學校長佐藤泰正教授。承蒙他的好意，我後來赴梅光任教兩年。

那段時間，梅光延攬了多位學術名師，包括研究平安朝女流日記的森田兼吉教授，以及曾參與小學館《日本古典文學全集》中《源氏物語》校注與翻譯工作的前九州大學教授今井源衛。今井教授自九州大學退休後，受聘至梅光任教。佐藤校長本人則是日本知名的近代文學研究者。

在梅光任教的兩年間，我除了擔任三門課程的授課者，也旁聽了上述三位教授的課。既要教學，又能持續向不同領域的學者學習，實在是難得的經驗。

輯三〈今井源衛教授的來信〉，記錄了我與今井教授的認識、交往，以及他的研究成果。他曾說過一句話，至今仍深深留在我的記憶裡：

沒有哪一種研究方法可以適用所有作品。每一部作品都應有屬於它的研究方法。

這句話給我很大的啟示。研究文學不能先決定方法，再將作品納入既定框架；應該從作品本身出發，尋找適合的研究方法。輯一的〈《源氏物語》的素描〉，也可看出今井教授對我的影響。

除了古典與近代文學研究，遠藤周作對我的學術方向也產生了重大影響。

1991年，遠藤周作將其所有作品在台灣的翻譯出版權授予我，使我得以陸續翻譯他的作品，包括《深河》、《沉默》、《武士》、《海與毒藥》等十餘部。翻譯的過程不只是語言轉換，也使我有機會反覆思考遠藤作品中的宗教、信仰與人性問題。

早年國科會的甲種研究獎勵，我曾獲得九次，其中一半與古典文學有關，另一半則是遠藤周作研究。這些學術論文因與本書的性質不同，便沒有收入。至於本書所收輯一的〈《沉默》二三事〉與輯二的〈遠藤周作蓋棺論定？〉，則從不同角度談到遠藤周作及其文學。

從東北大學的古典文學研究，到梅光的師承與教學，再到遠藤周作的作品翻譯與研究，這些經歷使我的閱讀逐漸轉化為研究，也使研究不斷回到作品本身。

四、日本文壇動態與文化觀察

除了經典作品與作家研究，我也長期關注日本文壇的最新動態。

曾有一段時期，我每月訂閱《文學界》、《文藝》、《群像》、《思潮》、《すばる》、《現代詩手帖》、《國文學》、《國文學解釋與鑑賞》，以及岩波書店的《文學》等刊物，希望掌握日本文學的新發展，並將值得注意的作品與現象介紹給台灣讀者。

然而，刊物數量龐大，加上當時兼任行政工作，事務繁忙，實在沒有足夠的時間消化如此大量的新資訊，只得逐漸停止訂閱。

輯一的〈東野圭吾的《白夜行》〉、〈町田康的《人間之屑》〉、〈松浦理英子的創意〉，以及〈石黑一雄與日本〉等文章，便屬於這一類的閱讀與觀察。它們不只涉及個別作家與作品，也反映了我對日本文學發展及其文化背景的持續關注。

說到日本文化，我想特別提出來的是紫色。如輯三〈融高雅與妖豔的紫色〉所述，日本推古天皇制定冠位十二階，以紫色為最高者，依序是紫、青、赤、黃、白、黑。紫色是平安朝的代表性顏色，平安貴族為紫色傾倒。這種意識延續至今，日本人服飾常見紫色，喜愛開紫色花的植物如桔梗、大岩桐花、菖蒲花、燕子花、菫花等，便是這個道理。

回顧這些年的閱讀、翻譯與研究，從平安朝文學到近現代小說，從作家作品到文學與宗教，再到日本文壇的最新動態，所關注的對象雖然不盡相同，卻始終圍繞著作品本身，以及作品與時代、文化和人生之間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