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志文／誰在乎蜉蝣記得什麼？

一次朋友聚會，一位電影導演，大家稱他鄭導的說，他讀高中時曾懵懵懂懂的跟人相約去做一次有關於性的冒險，時間是寒假過舊曆新年的那幾天，活動目的是到一家如茶室般的地方去看情色影片。這類的事大凡男生都有過吧，只是方式不同，可能在成長的某一時刻，體內會分泌出一種特殊的腺體，促使人做一些有點叛逆與有齷齪感的事，性冒險是其中之一。大多只在預想階段就放棄了，萬一有機會施行，往往會陷入緊張與恐懼之中，以致功敗垂成，後來我才知道，緊張與恐懼也是興奮感的一部分。

當時還不頂開放，他與朋友到了預定要去的地方，經過一個看起來有黑道把關的門口，進入一間似乎被重重窗帘遮蓋的房間。被引導坐定之後，果然發現前面在放妖精打架的電影，不久之後，竟然走出幾個穿著很奇特的女人，意圖拉他們到另個房間去，目的是什麼，誰都知道。他們發現搞錯了，忙著解說不是為那目的而來，因而發生了爭執，喧譁使得門外的黑道都圍了過來，幾個甚至挽起了有刺青的手臂，鄭導膽子小，嚇得縮在一邊。最後由朋友中最有勇氣的出面交涉，他們才告「全身」而退，結局是每人交出進房間要花的錢，有人交出的是他新年所得紅包的全數。

對鄭導而言，那次遭遇使他知道未來的人生，隨時都藏有深不可測的陷阱，使得他不再敢到那種場合了。其次是對性的恐懼，他比較內向，有此經驗後，讓他變得害怕異性，很長一段時期不敢再想有關男女方面的事，當然也不敢結交異性。而原本愛講話的那群朋友，此後也變得比較沉默了，之後他們都順利長大，各自紛飛，也都散了。

大約隔了二十年吧，幾個朋友再度相聚，談起少年時候的荒唐，包括那次被黑道包圍的事，談得正興奮，其中一位曾共同參與的朋友竟然說，有這件事嗎？再問，還是說他不記得曾發生過此事，原來他已忘得一乾二淨了。鄭導不解，說這樣的事，是不可能忘掉的，便問我說，可能是他有什麼隱憂，不願提及那段往事而故意說忘了吧？我想了想說，有可能的，但也可能是真的忘了，我隨即想起一個發生在我身上有關遺忘的故事。

這故事在時間上比他的還長些。四十多年前，台灣已經濟起飛，卻不如後來的富裕，中等以下的家庭，平時還是得省吃儉用的，連聽音樂也不例外。已有CD了，但因是新發明，少又貴之外，音效也稍硬，不如傳統唱片的溫暖與飽滿，聽音樂還是得聽轉速是33又1/3的黑膠唱片，當時稱作LP（Long Playing）。一次我好像得了筆意外之財，便興奮的跑到唱片行，急急搬了一套十大張的巴克豪斯（Wilhelm Backhaus, 1884-1969）彈的貝多芬鋼琴奏鳴曲集回來，這套唱片我心儀已久。

我早年聽貝多芬多是從肯普夫（Wilhelm Kempff,  1895-1991）入手的，手頭有幾張肯普夫所錄的翻版唱片，因聽久了唱片已有點磨損，雜音太多，不太能聽了，早知道巴克豪斯在貝多芬詮釋上的權威性，有機會便出手了。幾個好友知道我有此「豪舉」，紛紛要求我幫他們轉錄，我之前也曾受惠過他們，也就慨然應允。朋友中有一旅居紐約者，誇張的說他曾在「全美」蒐羅此套唱片未果，要我也幫他錄音。

朋友中另有一人寫過小說，也是畫家，又幫電視公司拍過很不錯的紀錄片，在藝文界有一定的名氣，他知道我此珍寶，也拜託我幫他錄。他與我認識較早，與我家人都算熟識。一次他到我家，看我的錄音架不夠專業，特別還帶來一架更好的Sony錄音機，指定給他的要用他的機器錄。

他在此方是專家，我對他便也更殷勤些，特地到音響店買了一大盒專業的TDK錄音帶（TDK專業錄音帶是黑金色封裝的，一般的是紅色的），回來後一方面聽唱片，一方面很仔細的幫他錄音，等把十張唱片錄完，又在錄音帶封套上寫上序號，並仔細的寫下曲目與細節，送給他時，他感激的神情，我直到今天都還忘不掉。

時間一晃四十年也過去，兩年多前我與他有緣見面，不知是因何談到貝多芬，突想起之前幫他錄巴克豪斯的事，但當我談起時他一臉茫然，問了幾次，竟然說全不記得有此事了。我想他也許一時忘了，便問他旁邊的夫人，她也同樣搖頭，我非常詫異，因為我連細節都還記得一清二楚的。那次錄音不只是我一方認真，他也同樣認真，我之後幾次到他家，還在他音響前聽那套錄音中的曲目，討論過音樂裡的細節，還記得一次，他要我當時在讀音樂班的大女兒在他家鋼琴上演奏《華德斯坦》，奏完他誇她真有巴克豪斯的風範呢。凡此種種，在一旁的我的妻子也是記得的，但為避免尷尬，我並沒有要她作證。

這件事給我衝擊很大，我因而悶悶不樂了好幾天，其中之一是讓我體悟天道無常。我想到記憶與存在的關係，也想到萬一當我們把事給忘了，那件事還算真的「存在」過嗎？

我又想起一件事，這是最近才發生的。不久前我應一位跟我同齡朋友之託，要我幫他在他將要出的書上寫段文字，說好當序當跋都可以，主要是紀念我們之間的友誼吧。我很開心，如約把文寫好寄他了，兩個月後他來電說書印好了，約了另位朋友見面，說要把書送給我們。但當我打開他的新書，從頭翻到尾，都沒看到我幫他寫的那篇文章，他卻在我們前面，不斷聊他寫作的艱辛與編書時的趣事，顯得非常興奮，卻對我寫文章的事隻字未提。我在他們面前都沒說破，我當時想，他一定是忘了，忘了約我寫文章，也忘了我寫好幫他寄去的事，「大夢誰先覺？窗外日遲遲」，人生如夢的事不是很多嗎？

遺忘有兩種，一種是有意，一種是無意。有些人不長於記憶，也不經心，常把事給忘了，算是無意；有些人視記憶為痛苦，久了後頭腦自會「選擇」把這件事忘記，算是有意，兩者過程不同，而結果沒什麼兩樣。據心理學家說，大部分有意忘掉的人其實還是記得的，所謂遺忘只是刻意封存，表面看來已無痕跡了，但經解封後，記憶是可以重現的。問題是那些已被封存的往事，是否值得再花力氣來解封與重啟呢？

不可諱言，我對朋友忘了我幫他錄音與幫他新書寫序的事，還是會有些耿耿於懷的，而這耿耿於懷也不見得是全為自己而發，更多是為他擔憂吧。其實面對別人的施惠，我也不見得都全數記得的，碰到這類事，我常說自己是掛一漏萬，有時更會用調侃的語氣說：「吃燒餅哪有不掉芝麻粒兒的？」但對施恩的朋友而言，也許就會罵我忘恩負義了。說「負義」也許稍重了，但如說「忘恩」是確然有的。

記憶又牽涉到寬恕與原諒等事，在人生中也常會碰到，魯迅曾在一篇短文〈風箏〉裡就談過。魯迅年輕時曾看他多病又瘦弱的小弟，常一個人躲在房子角落偷偷做風箏，認為是很沒出息的事，一次他當著弟弟的面把他辛苦做好的風箏給撕了。成年之後才知道玩具對兒童成長的重要，深覺後悔，一次跟弟弟提起此事，希望他原諒自己早年的魯莽，而長大的弟弟卻早已忘記了。魯迅說：

我們漸漸談起兒時的舊事來，我便敘述到這一節，自說少年時代的糊塗，「我可是毫不怪你呵」，我想，他要說了，我即刻便受了寬恕，我的心從此也寬鬆了罷。「有過這樣的事麼？」他驚異地笑著說，就像旁聽著別人的故事一樣。他什麼也記不得了。

不復記得，當然也沒有寬解與原諒，對魯迅來講這是最悲慘的結局，因為罪愆永恆在心，已無法解開了。當然，都不是大事，但都瑣碎又煩人心，人要活得夠久，總要受到這些折磨的。

但要如何放開呢？記得我少年時曾著迷過「寄蜉蝣於天地，藐滄海之一粟」這句話，認為說得真夠漂亮，有貫通人生一切意蘊的味道。蜉蝣是有翅的小蟲，跟蚊子一樣在水中孵化，成蟲後會飛。古人拿蜉蝣與天地相比，是以明世間的「小大之辨」的。

聽說蜉蝣朝生暮死，牠們生命的長度只能用「彈指」來算。牠們來到世間不吃也不喝，成群在潮濕的空中飛，只為尋找配偶，交配完畢，公的落入水中立即死掉，母的還得設法飛到較平靜的水面產卵，產完卵也都力竭而死。這時的河面會堆疊著許多白色的蟲屍，顯得髒亂無比，但河水流動，也會有不少魚來飽餐蟲屍，無須多久，這片河面又乾淨得好像上面從沒發生過任何事一樣。

如把「寄蜉蝣於天地，藐滄海之一粟」，改成「寄人生於天地，藐滄海之一粟」是沒什麼兩樣的，因為人生跟天地相比，也同樣的既小又短。我們記得什麼，忘掉什麼，對天地言，是沒有什麼作用的，退一步來說，假如蜉蝣有記憶的話，牠們會記得什麼呢？而我們會在乎牠們記得的嗎？

我把這個意思跟鄭導說了，他禮貌的點了點頭，表情有點釋然的樣子，但內心是不是全都釋然了，我也不能確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