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陽／不只是嘴砲而已：回看1970年代的現代詩論戰
▋詩人們拉幫結派，一戰再戰
戰後台灣新詩發展，從1945年以降，至今已超過一甲子。六十多年來，台灣新詩的演變可謂起伏有加，精采十分。從戰後初期新詩的摸索與適應，到1950年代反共戰鬥氛圍下現代主義的移植；從1960年代超現實主義的勃興，到1970年代寫實主義與鄉土詩的再起；從1980年代中期後現代主義與後殖民主義的相互競妍，到1990年代迄今詩創作的多元開放、多聲交響，不再受限於單一主義，也讓台灣詩壇擁有繁華勝景。
在這樣的歷史脈絡中，新詩和小說、散文、戲劇除了固有的文類之分，也有特屬於詩人（相較於小說家、散文家）的社群特質，那就是性喜結社，因此詩社特多；好發議論，因此論戰不止。在戰後台灣文學的發展過程中，我們總會看到眾多詩社起落、各個論戰頻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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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詩人結社來看，跨越日治時期到戰後初期的社團「銀鈴會」多數是詩人，他們受到日本前衛詩潮影響，以創作延續戰後台灣新詩的火苗；1950代之後成立的現代詩、藍星、創世紀以及笠，是影響戰後台灣新詩發展至關重要的四大詩社；1970年代之後出現的戰後世代詩社更如雨後春筍，舉其著者就有龍族、大地、主流、後浪、神州、風燈、草根、大海洋、綠地、詩脈、陽光小集……等眾多詩社。這些詩社都由詩人組成，伴隨著詩刊出版，既是發表詩作的園地，也透過詩刊匯聚同仁共識，倡議詩學主張。這是詩壇特有的現象。
也因為詩社的成立、詩刊的出版，多半來自詩社同仁對詩學的共識，有共識就有主義或主張，有主張就有宣言，因此在詩社與詩社之間、詩人與詩人之間，乃至詩人與文壇、文化界之間就會出現各種與詩有關的論戰。這些論戰有大有小，有些觸及詩學主張，有些觸及世代交替，有些則是詩人與文化界的爭辯，粗略估計應有十多起之多。
▋從現代主義到超現實主義
這些論戰中影響較大、範圍較廣的，如1956年紀弦成立「現代派」，要「領導新詩的再革命，推動新詩的現代化」，提出「六大信條」，主張「新詩乃是橫的移檀，而非縱的繼承」；強調知性，追求詩的純粹性。這個主張引發了覃子豪的不同看法，乃於1957年《藍星詩選‧獅子星座號》發表〈新詩向何處去？〉提出「新詩六原則」，質疑紀弦的主張，認為新詩「不能從十九世紀末的象徵主義中去求風格的完成，也不能從現代主義中去求風格的完成」。紀弦其後則在《現代詩》發表〈從現代主義到新現代主義──對於覃子豪先生「新詩向何處去」一文的答覆〉，又引發余光中、羅門、黃用等詩人在《藍星詩選‧天鵝星座號》反擊……雙方你來我往，好不熱鬧。從今天的角度來看，這場論戰對台灣新詩的現代主義美學是具有正面效應的，它使得1950年代的台灣新詩不致陷入「戰鬥詩」的泥沼中，得以排除戰鬥文藝八股，自主發展，也為其後的現代主義詩學奠定了基礎。
進入1960年代之後，延續現代主義詩學的是創世紀詩社。但創刊於1954年十月的《創世紀》，一開始標舉的並非現代主義而是「戰鬥文藝」，強調要「確立新詩的民族陣線」、「建立鋼鐵般的詩陣營」、「徹底肅清赤色黃色灰色流毒」。或許是覃子豪和紀弦的論戰給了啟發，《創世紀》從1959年四月（十一期）開始主張超現實主義，強調詩的「世界性、超現實性、獨創性以及純粹性」。這個轉折相當戲劇化，搭配了白色恐怖統治的壓制、美援文化的西化走向，終於主導1960年代台灣詩壇風潮，且在1970年代中期到達高峰。
▋舞自己的龍：第二次新詩論戰
創世紀詩社所主張的超現實主義是修正過的，已將其中強烈的社會主義思想和反抗意識去除，洛夫稱之為「廣義超現實主義」，但在余光中眼中，還是問題重重。1972年余光中在〈第十七個誕辰〉一文中，指責超現實主義「放逐理性，切斷聯想，扼殺文法的結果，使詩境成為夢境，詩的語言成為囈語甚或魘呼，而意象的濫用無度，到了湮沒意境的阻礙節奏的嚴重程度」。另一位詩人陳千武也批判超現實主義的詩「失去了本土的根切實的思考，大舉趨向極端虛無的詩路而迷途了」，因此有1964年本土詩刊《笠》的誕生。
是這樣的背景，促成了第二次新詩論戰（也稱為「現代詩論戰」）的爆發。這場論戰和戰後世代詩人組成的「龍族」、「大地」與「主流」三個詩社及其詩刊有密切關聯。
1971年三月，《龍族》詩刊創刊，宣言強調「我們敲我們自己的鑼打我們自己的鼓舞我們自己的龍」，這句口號透露出了戰後代詩人對於現代詩「橫的移植」的厭棄，以及反歸傳統的想望。接著，同年七月，《主流》詩刊創刊，強調「我們否定／我們以前／所擁有的」，「將慷慨以天下為己任，把我們的頭顱擲向這新生的大時代巨流，締造這一代中國詩的復興」。再接著，次年九月，《大地》詩刊創刊，主張要「推波助瀾漸漸形成一股運動，以期二十年來在橫的移植中生長起來的現代詩，在重新正視中國傳統文化以及現實生活中獲得必要的滋潤和再生」。
龍族、主流和大地等三個詩社的詩人當年多是大學生，他們對超現實主義詩風的不滿在宣言中處處可見。但畢竟是詩壇內部的主張，還算溫和。來自詩壇外部，對西化路線的批判就毫不留情了，這就是所謂「關唐事件」。「關唐」指的是關傑明與唐文標兩位學者。
▋「關唐事件」以文字猛烈交火
關傑明，英國劍橋大學文學博士，當時任教於新加坡大學英文系，1972年二月，他在《中國時報．人間副刊》發表〈中國現代詩人的困境〉；同年九月發表〈中國現代詩的幻境〉。在這兩篇文章中，關傑明以三本現代詩選為例，批判當時的現代詩只是「生吞活剝地將由歐美各地進口的新東西拼湊一番而已」，指責超現實主義詩人以「世界性」、「國際性」掩護西化，忽略了「民族特點」。
關傑明的兩篇評論，都觸及新詩創作的偏差與西化問題，針對前文，《創世紀》隨即於當年九月出版的復刊號表示，該社對「以往的某些創作觀將有所修正」；針對後文，《創世紀》則在十二月出版的三十一期展開反擊，說關傑明「言論過分偏激武斷」、「企圖一筆抹殺全部歷史」。
接著關傑明事件之後，1973年七月，龍族詩社推出《龍族評論專號》，主編高上秦（本名高信疆，同時也是人間副刊主編）在〈探索與回顧──寫在《龍族評論專號》前面〉序文中指責1950、60年代的西化詩風「遠離了他所來自的那個傳統與社會」、「忘記了他仍生活在群眾中，也忘記了他的作品最終仍要回到廣大的群眾裡去」，並且已經「失去根植的泥土」。傳統與社會、群眾與泥土，正是當時的青年詩人最在意的書寫對象。
也在這本專號中，當時回國擔任台大數學系客座教授的唐文標發表了〈什麼時候什麼地方什麼人──論傳統詩與現代詩〉一文，指名批判周夢蝶、葉珊和余光中的詩；此外，又在《文季》發表〈詩的沒落──台港新詩的歷史批判〉、在《中外文學》發表〈僵斃的現代詩〉。三篇評論連發，猶如震撼彈，震驚了當時的詩壇。
簡要歸納，唐文標的批判重點在：一、批判超現實的詩存在「個人的、非作用的、『思想』的、文字的、抒情的、集體的」六大「逃避」；二、現代詩是「麻醉劑，迷幻藥」，詩人必須「體察詩的本來面目，健康的個性，詩所特具的美好經濟的言語，和詩能對社會所起的正作用」，才能對社會做出貢獻。
關唐事件的反響和討論也很熱烈。顏元叔在1973年十月出版的《中外文學》發表〈唐文標事件〉，指唐文標「以偏概全」；其後余光中也在《中外文學》發表〈詩人何罪〉，為詩人答辯；詩人周鼎則在《創世紀》撰文指責唐文標提倡「詩應服役於社會」，「居心險毒」。再接著，次年八月，《中外文學》刊出余光中的〈詩運小卜〉，肯定龍族詩社所代表的戰後代詩人具有「批評的突破和思想的獨立」；洛夫則在《創世紀》發表〈請為中國詩壇保留一分純淨〉，反擊關唐兩人「挾其凌厲之筆，狂掃異己」，並強調現代詩「精神上的虛無、風格上的晦澀、意象語的經營，以及對純粹性的追求，絕非『西化』二字可以概括，這是時代使然、當代文風使然，而且中國古已有之」。
起於戰後世代詩人的反省，到關傑明、唐文標兩人的批判，以至余光中與洛夫對待外界批評的不同反應，這場現代詩論戰在戰後台灣新詩發展史上具有重大的意義，不只是嘴砲而已──1960年代超現實主義高標的「世界性」、「超現實性」、「獨創性」和「純粹性」等主張，來到1970年代受到檢討與修正；論戰之後，詩壇開始朝向「民族性」、「社會性」、「本土性」、「開放性」和「世俗性」的現實主義路線發展，詩的語言從晦澀難懂轉為明澈可解，詩人和這個社會、土地與人民也更加靠近了。
而更直接也更巨大的影響是，現代詩論戰結束後不久，思潮相激，文風相盪，1977年爆發了不止於詩，且及於小說，終至改變台灣文學總體走向的鄉土文學論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