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佳怡／月的亮面與暗面：21世紀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群像

▋每一次頒獎隱含的歷史顯影

若要聊起21世紀前二十五年的諾貝爾文學獎，英國的立博博彩公司（Ladbrokes）是不可或缺的角色。這項由公司蒐集各種消息列出初步名單，再由賭客下標投注改變排名的遊戲，可說成為所有報導者在開獎前夕一定要參考的名單。2011年時，詩人湯瑪斯．特朗斯特羅默（Tomas Tranströmer）的賠率在開獎前急速攀升，也曾引發是否有內線交易的討論。

此賭盤是在2004年開始成為熱門話題，畢竟當年在台灣只有《鋼琴教師》（The Piano Teacher）一部譯本的獲獎者艾芙烈．葉利尼克（Elfriede Jelinek）原本排名相當低，大爆冷門的結果引發各種討論。比如有評審委員認為葉利尼克的作品無病呻吟，甚至為了對此決定表示抗議離開委員會。就連她本人在獲獎後都質疑自己是否因「女性」身分獲獎，並表示跟她同樣身為奧地利作家的彼得．漢德克（Peter Handke）才更有資格。

彼得．漢德克後來於2019年得獎，葉利尼克歡欣鼓舞，然而這個決定延續了前一年歐洲中心的選擇，再加上他支持有「巴爾幹屠夫」之名的已故塞爾維亞總統米洛塞維奇（Slobodan Milošević），導致後續賽拉耶佛市議會無異議通過漢德克為「不受歡迎人物」，而且跟葉利尼克那年一樣，這次也有評審因不認同這個選擇而請辭，土耳其也表示抵制那年的諾貝爾頒獎典禮。1990年代的地緣政治創傷仍在延續，每次頒獎都可以是一次激烈的歷史再顯影。

又或是反映出歷史造就的時差。例如2006年得獎的奧罕．帕慕克（Orhan Pamuk）據說本來可能在2005年得獎，卻因為遭到土耳其檢察官起訴「辱國」而告吹，因為他曾在接受瑞士一家報紙訪問時表示：「一百萬名亞美尼亞人以及三萬名庫德族人曾在土耳其這塊土地上被殺害，沒人敢討論，只有我敢說。」不過帕慕克仍在隔年官司撤銷後得獎。2007年得獎的多莉絲．萊辛（Doris Lessing）無論是作品或私生活都觸及政治、性別、種族的眾多爭議，許多人認為她早該得獎，卻隨著一年年過去成為永遠的冷門陪榜者。而她在獲獎後更直言，三十年前就有北歐朋友告訴她：「永遠別想得諾貝爾獎了，因為他們不喜歡你。」從「不喜歡」到「喜歡」，飽含了時代與思想變遷的各式隱喻。

▋月的暗面

賭盤的存在也讓眾多「陪跑員」成為更受關注的現象，尤其是社群媒體陸續在2005年前後隨著臉書發展起來，相關討論更是活躍。這些年來多次占據賭盤前十名的名字包括敘利亞詩人阿多尼斯（Adonis）、捷克裔法國作家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肯亞作家恩古吉．瓦．提昂戈（Ngũgĩ wa Thiong'o），還有台灣幾乎無人不知的村上春樹。在眾多陪跑員中，我個人曾特別喜愛的遺珠是以色列作家阿默斯．奧茲（Amos Oz）。

奧茲的作品探討的是在以巴衝突之下，人們除了思想的語言之外，還能如何用情感的語言去溝通。他在以色列文壇及左派文人圈享有極高聲譽，卻因為支持將加薩走廊及約旦河西岸還給巴勒斯坦，所以常被自己國家的人罵叛徒，但他以此為榮，認為這是「願意接受改變之人」才能擁有的勳章。他的作品總是深入紛雜的歷史縫隙，憂鬱但不虛無，不過在2018年過世以後，奧茲成為永遠的遺珠。然而他的其中一個女兒嘉莉亞．奧茲（Galia Oz）後來出書表示幼時受到奧茲虐待，他的妻子與其他小孩表示不願抹消嘉莉亞所認知到的真相，但也指出他們眼中的阿默斯．奧茲是不一樣的男人。儘管如此，整件事仍讓奧茲的遺產留下更多「月的暗面」。

類似議題也總在諾貝爾文學獎內外流動著。韓國一直以來獲獎呼聲最高的作家是詩人高銀。高銀獨特的美學曾被艾倫．金斯堡（Allen Ginsberg）稱為「瘋魔的菩薩」，再加上他曾因積極投入社會運動而下獄，更讓他擁有悲壯英雄式的浪漫丰采。不過隨著2017年底從美國開始爆發的#MeToo風潮延燒，同年詩人崔詠美也藉〈怪物〉一詩揭露出高銀的各種性騷擾惡行，其中包括當眾解開褲子要求其他女性替他手淫。高銀否認全部指控並提告崔泳美，敗訴後再上訴也遭駁回。這位始終占據賭盤的作家排名自此大幅後退。

▋文化差異如何在翻譯中傳達？

時間來到2024年，此時已經十一年沒有亞洲作家獲獎，而在賭盤第一名為連續兩年占據首位的中國作家殘雪、村上春樹排名第二，以及印度作家薩爾曼．魯西迪（Salman Rushdie）於2022年因作品涉及批評伊斯蘭教遇刺因而排名往前衝刺，不過又在2024年掉到大約二十名左右的情況下，最後卻是比這些人排名更低的韓國中生代作家韓江爆冷獲獎。她是第一位獲獎的韓國作家，也是亞洲第一位獲獎的女性作家，距離全世界第一次有女性獲得此獎相隔一百五十年。

既然提到韓江，就不能不提到「歷久彌新」的翻譯爭議。中國的莫言得獎時，就有中國讀者質疑葛浩文的翻譯是「連譯帶改」，針對許多小說中山東方言及諺語進行了過多整合與剪裁的工作。法國作家派屈克．莫迪亞諾（Patrick Modiano）2014年得獎時因其主題涉及納粹時期占領區的陰暗過去，爭議性高而英文譯本相對較少，導致有人質疑選擇這種「小眾」歐洲作品是否有正當性，但他的作品其實早在非英語圈備受稱譽。至於韓江的作品在《素食者》獲得布克獎時就已遭人質疑：她在英語世界的成就是譯者黛博拉．史密斯（Deborah Smith）進行大幅「改寫」的結果。

這一切爭議的最大源頭是所謂的英語霸權及相關的偏見問題。雖然不是直接回應這個獎項，2003年得主約翰．馬克斯維爾．柯慈（J. M. Coetzee）在2025年跟阿根廷翻譯家瑪莉安娜．狄莫普洛斯（Mariana Dimópulos）出版了對談集《七嘴八舌》（Speaking in Tongues），其討論內容完全可用來側面切入這個主題。書中他們談到一個失敗的計畫：將柯慈的英文作品《波蘭人》（The Poles）翻成西班牙文《波蘭人》（El Polaco），並嘗試讓西班牙文本成為「原文」。其中關於文化與性別認知的差異如何在翻譯中增加我們理解文學的面貌，再搭配思考當今AI浪潮可能帶來的扁平化影響，可說提供了各種精采的洞見。

▋獎項向來是一種後見之明

除了歷史的大敘事，諾貝爾文學獎也收納了眾多文學愛好者的小敘事。我曾是艾莉絲．孟若（Alice Munro）的書迷，2013年她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後，我在隔年工作的文學雜誌為她規畫了專輯，並因為協助翻譯她的作品進一步成為譯者。但還沒有機會翻譯她的作品，在她於2024年過世後沒多久，她的小女兒安德里亞．羅賓．史金納（Andrea Robin Skinner）就向媒體公開說明繼父對她進行的長期性侵害，以及生父與生母在得知真相後的長期掩蓋及漠視，甚至是孟若作為享有盛名的一方，在媒體前捏造她與繼父情感深厚的假象。

作為極有名望的女性作家對女兒造成的傷害，孟若並非先行者。萊辛也曾將孩子丟在南非追求自身的發展，之後在生了一個兒子後又收養了一個青少女，而這位後來成為小說家的珍妮．迪斯基（Jenny Diski）也在過世前出書揭露自己是如何被捲進萊辛的精神風暴。孟若的新聞將她捲入#MeToo脈絡中，人們爭論著她即便是做錯了，但是否該被當作父權收編的共謀者？相對真正犯錯的男性，她該受到這麼大的譴責嗎？我想起孟若曾在故事裡提起她那位有精神虐待傾向的母親，也想起她那位會家暴的父親，以及她曾在自傳性作品中暗示自己終究在精神上背棄了自己的母親，並寫道：「但我們總是原諒自己──而且一天到晚這麼做。」於是也想起2020年美國得主露伊絲．伊莉莎白．葛綠珂（Louise Elisabeth Glück）的詩句：「她是一個囚犯因為她是一個女兒。」

獎項向來是一種後見之明。然而後總還會有後，明也一定有暗。比如我們可以看到大量曾熱烈投身左翼理想的獲獎作家從二十世紀中期以來的掙扎與轉變，比如契訶夫、卡夫卡和馬奎斯從未得過諾貝爾文學獎，但綜觀這些年來獲獎的得主及評審頌詞，他們的身影卻仍是如此巨大的存在。諾貝爾文學獎的設立是要表彰「對人類有貢獻」並擁抱某種「理想主義」之人，然而2016年美國歌手巴布．狄倫（Bob Dylan）得獎時，光是「文學」的定義又引發全新的論戰。不過理想總是關於跨越障礙，而跨越各種邊界的作者總是令人著迷，目前仍在賭盤上且具跨文化背景的智利作家伊莎貝．阿言德（Isabel Allende）和日本作家多和田葉子仍是我的心頭好，但對於可以進入賭盤的作家本人而言，得不得獎通常已不是最重要的事。資訊爆炸時代中打造的「經典」也不再像二十世紀那樣堅若磐石。真正重要的或許還是人類的意志持續在選擇推舉什麼、推翻什麼、忽視什麼，以及整個世界的文本如何可以寫進那些，或許正因為理想存在而也在受苦的，「月的暗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