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1624，追尋失落的平埔歷史記憶——專訪李瑞源

採訪．撰稿｜《觀臺灣》編輯部
校訂｜李瑞源
圖｜李瑞源、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過去，人們總是將1624年視為臺灣「歷史」的起點。這一觀點暗示的是：在歐洲殖民者把文字帶入臺灣以前，這座島嶼沒有「歷史」，島上的原住民也是一群「沒有歷史的人」，他們的故事，必須倚賴外人的觀察與描述，才能留存下來。

不過，「歷史」真的只能保存在文字紀錄當中嗎？我們有沒有可能重建一個以原住民為中心的「歷史」視角，尋回屬於他們自己的故事？這樣的重建工程，對於當代原住民族運動又可以產生什麼樣的幫助？

2023年秋日，我們把上述問題帶到了南投埔里，求教於目前任職國立暨南大學文社原專班、人稱「阿源」的李瑞源老師。研究生時代，阿源曾扛著攝影機，記錄偏鄉學校的裁併如何衝擊一個臺灣的原住民部落。然而在撰寫碩士論文時，卻碰到斷裂空白的研究資料與族群記憶，這讓他興起了一個念頭——回到臺灣史的第一頁，從頭開始。念了成大博士班以後，他研究起17世紀台江內海的原住民村社，驚訝發現，臺灣史的第一頁不會是歷史文獻的第一頁，而是人群腳下的土地與環境，才是決定文化人群的關鍵內涵，第一頁終歸于大地資料。

實際上，阿源的博士論文《從單社到社群：十七世紀Sideia之形成》第一章，副標題就叫做「土地、環境與人群活動」。他的觀點是：地質、氣候、地形等「長期結構」因素，深刻影響了臺南平原上的人文風景。不過，生活於同一地域的不同人群，仍會形成各自不同的文化內容。於是，他在博論當中採用了「民族誌」方法，還原17世紀台江內海各個原住民村社的歷史實像。

阿源認為，當代的研究者，過於直覺地把這些村社的原住民一概稱作「西拉雅人」，卻忘了西拉雅「族」其實是個近代概念。他的論文，就是要釐清不同村社之間的差異，並且針對個別村社進行更細緻的考察。完成這些工作，就能建立起一個研究上的「原點」，觀察個別原住民文化的歷時性變遷。

舉例來說，現代西拉雅人的「夜祭」，仍有神職人員站在屋頂噴灑酒水的環節。而類似的場景意象，也得見於17世紀荷蘭傳教士在新港社所記錄的祈雨儀式。在阿源看來，這兩者之間，顯然存在著某種承繼關係。

「有了原點，你就知道什麼東西失去了，什麼東西被保留下來。」

而失去的東西或許和保留下來的東西同等重要，因為當代平埔原住民的文化復振運動，正好可以從那些曾經失落的「歷史」汲取資源，甚至從中復刻部分祭儀。比如2011年，新化九層嶺的西拉雅人便從荷蘭時代的文獻找回了春天的「播種祭」，此後亦年年舉行。時至今日，這個混雜了舊脈絡的新節慶已逐漸在九層嶺部落紮根，成為族人們的新創文化傳統。

1624：標記平埔歷史的失落年代

無可避免的是，阿源所建構的民族誌，仍有許多環節需要仰賴荷蘭人的觀察與描述。這樣說起來，原住民的「歷史」，還是得從殖民者帶入文字以後，才開始起算嗎？

事實上，荷蘭文獻經常混雜著殖民者的偏見與誤解，必須透過研究者的析辨，才能穿透文字，洞察真正的文獻含意。更重要的是，研究者必須找到建立原民觀點的方法論。因此，民族誌和人類學詮釋觀點，能透視殖民者的文字，理解原住民表面行為之文化意涵。

因此，重新評價荷蘭人立足台江沿岸的1624，這組數字或也意謂著在地原住民的失落開端。從這個時間點開始，外來的殖民者輪番占去統治者位置，遭受統治的原住民逐漸喪失其主體性，被動依附於殖民政權的治理手段。臺灣被殖民統治的400年史，就是平埔族人沉默歷史的總長度。

「一個族群失去了語言、失去了記憶、失去了身分認同，最終是許多族裔失去了族群印記。」阿源說，這是殖民統治的必然結果，這樣的事情同樣發生在近代，發生在埔里在地的巴宰族部落裡。族服被封箱、族語變成了「國語」，弄到最後，年輕人根本不知道自己是巴宰族人。而這樣的文化認同變遷，只需要短短2～3個世代便足以完成。

回來的時候，請帶回我們的歷史

2015年，寫完了博士論文以後，阿源的願望是繼續寫一部完整的西拉雅史，用意是作為一個臺灣南島民族面對外來政權400年來的歷史文化變遷之案例經驗，意義重大。不過，老天爺安排他來到埔里，為在地平埔原住民族群做各種事工，他遂也欣然從命，暫且擱置寫書、拍片，把熱情投注於在地的部落營造。

2021年，當時阿源在所服務的暨大人社中心完成一部劇情動畫《巫入其途： Maxa-daxedaxe》，以巴宰族、噶哈巫族的「番婆鬼 Maxa-daxedaxe」民間傳說為主題。為了製作這部影片，他們在埔里做了大量訪談，採集到200多筆口述資料。本質上，這工作似乎與他過去拍攝紀錄片相仿，都在為平埔原住民找回他們的故事、記憶和歷史。

話說回來，一個紀錄片導演，為什麼忽然變成了矢志尋覓歷史的人？

阿源說，2003年，他在大武壠族的臺南白河六重溪部落蹲點四個寒暑，後來又投入西拉雅族正名運動，這過程讓他知道「失去歷史」是怎麼樣一種狀態。歷史記憶的模糊空白，使平埔原住民變得啞口無言，甚至得默默承受著外界對他們「已然漢化」的批評，好像一切錯誤與傷害都是咎由自取。

「你會發現這整個族群是沒有自信的。」阿源說，在六重溪的那些年他深刻感受到族人們失去歷史的焦慮感，以及面對這種焦慮的束手無策。於是，他乾脆把追尋歷史也看作自己投身的族群運動，心一橫便在2007年報考了成大歷史所。幸運錄取之後，他從歷史系的大一必修課出發，前後8年，鑽研荷蘭人與台江一帶原住民的互動歷程，一點一滴地建立原民觀點的歷史圖像。今天回想起來，這整趟旅程的起點，或許只是想要回應當初族人們眼裡所透露出的殷切盼望——

「你要去做歷史研究？好，等你回來的時候，也將我們的歷史帶回來。」

論文末尾，阿源寫道：歷史溯源的工作，「對於人們建立信心的想望，無疑是巨大力量，更助益推行當代平埔原住民社會運動。」完成論文後，阿源也真的履行「學術下鄉」分享會，在六重溪、口埤和公館部落，將「歷史」交還給失憶的族人們。阿源總結地說：「能好好地完成一件事情，是很值得的人生實踐。」

採訪後記：長翅膀的小幫手

從事平埔原住民族運動的那些年，阿源得到族人賦予的一個西拉雅語名字「paparil」，意思是翅膀，「就是讓你來當小幫手，要協助西拉雅文化飛起來。」

阿源笑說，自己似乎頗有小幫手的命格。在埔里的巴宰族部落，他的角色也與此相仿，都是把自己的手腳貢獻出來，看看能夠成就什麼樣的事。「我不是族人，所以確實也會是小幫手的角色。」其實，原本他給自己取的西拉雅名字是「apas」，意思是小螃蟹，默默在角落做事的那種感覺。

無論如何，當個小幫手，大概還是挺有意思的。這次採訪，阿源與我們約在巴宰族社區的一家小咖啡店裡，看向窗外，就是過去巴宰族人賴以生活的南平山與南港溪。講到部落的文化復振工作，阿源總有掩不住的興奮與說不完的故事。前些日子，他們出版了巴宰族歷史繪本《舞出巴宰 Maapirutut ni Pazeh》，也重現了族人們以前用來舂米、搗麻糬的「水力槌」。從無形的文化知識傳遞到有形的傳統物件復刻，說著說著，我們好像也從阿源身上，看見「歷史」可以是什麼樣的多元面貌。

西拉雅給了阿源一對翅膀，或許巴宰也會給予他別的道具，領著他走向另一段旅程吧！

※本文出自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觀‧臺灣》第60期「16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