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在城市地景裡的百年記憶，被遺忘的新加坡庶民史——張曦娜《歡樂島》序論（下）

文／范銘如

●庶民行腳的地誌和地緣流動

翻閱這本著作的目錄，很難不留意到十篇小說中有九篇是以空間命名，包括商店、地標、街道或區域，小說內文裡亦篇篇鏤刻著新加坡真實的地名與地景。順著篇次讀下來，稍具地方知識的讀者會赫然發覺，文本裡的街區地標不僅只是烘托角色和主題的適當場景，這些地景的分布和時代特徵，基本上勾勒出新加坡區域發展的先後輪廓。除了第一篇敘述舞台設在香港和第四篇置於泰馬邊界的勿洞，作家描繪的新加坡地點依次大致坐落在市中心南部、東部／東北，以及西部與離島，故事的時代設定也能契合這些地域的階段特色。換句話說，張曦娜有意識地將小說裡的空間運用提升到米勒（J. Hillis Miller）所說的地誌學（topography）層次，透過對道路、聚落、山川、湖海、鄉鎮、名勝古蹟等具體事實的刻畫，牽引出隱含其間的區域沿革典故，開展對特定地方的自然、人文景觀以至風土民情的回顧、檢討或展望。作家對時空型搭配上的講究透露，她想要傳述的新加坡史不侷限於人物和事件，還有土地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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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裡小說地景的選擇基本反映了城市地理史裡幾大區域特徵與功能的演進。揭幕的〈亞美尼亞街〉和〈奎因街〉敘事主題關乎殖民至建國初期，執政者與華僑、華校生和社運人士的衝突，主要地景設置在新加坡最早核心樞紐的市中心南部，前者涵蓋史丹福路、亞美尼亞街、紅磚國家圖書館和土生華人文化館，後者的武吉士、奎因街和政府大樓，對應殖民期的行政與文化重鎮以迄建國初期市中心商業與行政區的整合。隨著七○年代後經濟區塊拓展和都市計畫的翻新，中間幾篇小說側重產業結構轉型以及都市規畫下地貌與鄉村景觀的快速消逝，〈雲氏海鮮館〉和〈芸莉舞團〉裡的鬧區綿延到了新加坡河的兩側、國會大廈和濱海灣金沙，以及填海新興的高級住宅區，展示殖民港口、建國初期的行政至近代金融與商業核心的區畫趨勢。〈金枝電髮院〉的甘榜與巴耶利峇重點呈現東部和東北部內陸傳統社群聚落往住宅和輕工業調整的過渡階段，側記當年在甘榜和阿裕尼區的製衣工廠以及西部的裕廊重工業區，對應一九七○年代的工業化結構下，從早期農地與灘地轉型為集合住宅和工業出口導向的進程。同時期另一個重要經濟命脈還有〈火城〉裡記述的加冷路、勞明達街、甘榜武吉士這一區域裡集合煤氣場、造船廠和火炬廠的輕工業集中帶。

地貌是屢經變遷，在時光的沖刷裡增添、抹除與殘餘的集合體；地景即是時間在空間上的沉積。在地狹人稠的新國，現有土地不僅寸土寸金，還需要透過不斷填海的技術擴大陸地面積，國土規畫從殖民時期就遵循著都市計畫的藍圖進行開發和區畫。馬克思地理學者諸如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和大衛哈維（David Harvey）都詳盡論述過，帝國主義如何透過征服或殖民手段占有土地，趁勢導入新的時空秩序與文化位階；資本主義邏輯支配下的現代化特徵則透過空間的控制再生產剩餘價值，標舉交換價值和功能將土地片段化和均質化，且隨著跨國資本主義的擴張與流通技術的發達，全世界的空間關係被強勢重組，地方舊有的意義被進化論的時間進程淹沒。主導土地重畫與利用的不外乎具有政經優勢與論述能力的官僚、集團和技術人士，透過專業知識和規畫理性將生產需求置於地方意義的首位，進而管控空間實踐與詮釋的權力。職是之故，文化批評家塞杜（Michel de Certeau）才會感慨，被都市計畫摧毀的景觀遠比戰爭更多。但他認為，不管城市再怎麼翻新改建，時尚富麗的建築怎麼取代老式的房屋，總有某些古老磨損的建物或標誌殘存，沉睡般蟄伏在市鎮的角落。這些過時荒垣彷彿歷史陳跡的餘骸，異樣地頑抗著歷史洪流的吞沒，用自己的存在沉默地散發著舊世代的光暈。更重要的是，塞杜主張即使是在被嚴格規畫管理的都會，使用者還是能藉由日常的、生活的行動，進行一種個人化的步行修辭學（rhetoric of walking），將個體在街道街區的行走軌跡任意組合為個別化的地方實踐和語彙，串聯起地方和私己的故事、記憶和無法抹滅的非官方敘事。本書的空間再現策略恰是巧妙地在宏觀的區域發展語境中穿插著微觀的步行修辭學。作家一方面遵循著編年紀事展演獅城的地理歷史學，再現出鉅型的政經組織將空間編碼的過程；另一方面，她又運用文本裡眾多邊緣型敘述者的活動軌跡，跳脫官方規範下的空間定義，還原使用者之於地方的生活連結和情感記憶，譬如已然消逝的同德書報社、南洋大學、密駝路上的眾多工會以及被土地徵收強迫遷移的鄉村景致和人際關係。儘管舊道南學舍已經被改建、被重新命名，僅存門前的雄鷹雕塑追憶，作家藉由古蹟的特寫及其（反殖民）寓意，彰顯此地湮遠的歷史遠甚官方倡導的殖民話語，順勢從地景這張刮除重寫、疊覆連續幾層書寫痕跡的羊皮紙 （palimpsest）上，呈現出被抹除與覆寫的總合。一如那座歷經塗抹仿建的南洋大學舊牌坊，靜默地抗議空間政治的暴力，在官方核定的空間論述夾縫裡，屹立著另類的地方權威。

或許正因為異議的聲音通常是光輝顯耀的國族論述裡必須被賤斥（abjection）排除的雜訊，本書起始的第一篇背景設置在境外的香港，故事裡提及的故土也指向新加坡的外島棋樟山──像台灣火燒島那類的政治犯集中營。相較於兩岸老大哥對於反對者動輒發動大規模的血腥鎮壓，死刑、處決、被失蹤和被自殺，具有新加坡特色的民主法治國家顯得文明開化，多採用小規模精準（祕密）逮捕、監禁、訴訟和驅逐出境。將小說開場地點選置香港北角的福建移民區，另一重作用是，透過這些被驅除至中國或英國的政治犯的離散（diaspora）軌跡，分別連繫起新加坡華人與兩個「母國」之間的紐帶，同時揭示兩組動態關係裡歷史性的弔詭：土生土長、夢想建立民主國家的新加坡公民被遣送到祖父輩的祖籍，抵抗殖民政府的民族主義者卻被前宗主國以人權之名救助收容，而左傾份子最後認同的反倒是香港的小市民陣線。隨著故事主場轉進新加坡，我們看到的更有當地人民與周邊馬來西亞、泰國和印尼等國家間的密切往來，日常飲食文化裡多元種族的交融混雜，以及中港台文學、影音、大眾流行和創意產業的傳播影響。小說主筆雖然致力於形塑本國地誌，透過人民的遷移、貨物的交易和文化的跨界流動，簡易扣連起東南亞諸國，輻射出一幅以為新加坡為樞紐的國際地緣政治圖。

有趣的是，在題旨是探討當代新加坡文化的第八篇小說，作家饒有深意地選擇以紀念英國小說家毛姆（Somerset Maugham）為名的「索美塞地鐵站」作為篇名。毛姆一戰後來到星馬寫了一些東南亞題材的文章，張曦娜還特意引述這位殖民作家眼裡的新加坡，只「忙于自己的事務，不肖於關心瑣碎的事情」自嘲。地鐵站，這種人潮湧動卻無人駐留無法聯繫起人群與社區互動的交通轉運站，在地理學的定義裡，歸類為「非地方」（non-place），無從產生地方感 （sense of place）凝聚起社群經驗感情並累積成自我身分的認同。地鐵站空間，作為次文本，已經暗喻著外來者凝視下的獅城定位，小說的敘述者及其好友亦以九○年代後來自中國的新移民視角觀看蕞爾島國。敘述者的父親是嚮往社會主義的新加坡文人，六○年代回歸祖國身歷文革改造，中國開放後喪父的敘述者帶著尋根的懷想到新加坡深造，畢業後留下從事華文教育數年，在教育現場挫敗多年後幻滅返回中國。華文教育裡文學和文化的傳承雖不受歡迎，華語作為母語檢定的考試項目之一卻有蓬勃的商機。她嫁來新加坡的好友，原來不過是高專畢業的中國藍領，發現華文檢定市場的新藍海一躍而成補教連鎖團隊的大老闆，淘金夢成真。兩位老友重逢慶祝的地點，選在國際馳名的新地標，濱海灣金沙，好來塢電影《瘋狂亞洲富豪》裡炫富的奇觀舞台。六○年代新加坡左派移民投奔中國，九○年代嚮往資本主義的中國移民湧向新加坡，潮來潮往，理想與現實的交鋒，永遠是現實主義者勝出。

●我與我自己的二三事

過去是構成現代的一部分，絕非僅是古老的殘餘、懷舊的本源或壓抑的返復，拉圖爾（Bruno Latour）在《我們從未現代》（We have never been modern） 裡如是說。《歡樂島》結合底層、性別、政治史、產業史、地誌和地緣流動的元素，展示了新加坡每一個時期獨特的時空截面。這種由人流、物流、事件和文化的縱橫交錯而成的網絡，既是歷史的，也是地理的，更是由拉圖爾所強調的行動者（actor）活動織就的社會敘事。每個階段裡多重阡陌組織疊覆的時空截面都顯現出與同為華人社群主導的中國、台灣和香港截然有別的文化肌理，充分自證新華文學殊異獨特的主體性，即使一時被國家文學漠視擠壓，世代詩書積累綻發的華文風華如何能被長期遮掩。新加坡傲人的國際成就，並不專屬於高瞻遠矚執行果決的菁英階層，更有許許多多在所謂進步需求的論述下被犧牲被懲罰，背負著個人的創傷或親情缺席的遺憾，堅韌守護破碎家庭和鄉土的底層庶民。文學恰是在此意義上，透過間接、碎裂與延宕的敘事策略，使種種無法被制度化約的經歷，那些因創痛、懼佈或壓抑而無法直接言說的經驗與情感，連同各式消散的地景，諸如僅能從風景畫再現的火城景觀、日記裡的絕後島漁村紀行，修復其於象徵體系裡的能見度。

台灣讀者閱讀近鄰這一頁不為外人道的滄桑，應該意外地眼熟而心有戚戚。有志從事跨國比較的研究者會驚訝地發現許多可資對比的課題，譬如冷藏行動與二二八、新加坡與台灣白色恐怖的異同，對冷戰、馬共、遷移、離散、後/殖民、地緣政治、雙語教育和全球南方有興趣的讀者皆可從中拾獲不少寶貴線索。小說畢竟是虛構的藝術，《歡樂島》在地誌和事件日期上刻意紀實，人物卻是揉雜現實和想像創造出符合時空情境的複合體，自不需要對號入座。但以備研究上有歷史考證所需，〈亞美尼亞街〉裡那一對工運神鵰俠侶的藍本應是參考盧大通及夫人陳亞送伉儷的故事；〈歡樂島〉裡被拘禁的政治犯原型推估是謝太寶，曾經最具魅力的反對派領袖和寶座競爭者，後來關最長久的階下囚，三十二年，完勝南非曼德拉的二十七年，台灣施明德的二十六年。有空延伸搜索一下其人其事，對星洲的政治史會有更深刻的認識。

往事如煙，對抱持著向前／錢看的進步論者而言，但往事也並不如煙，對那些能從歷史與記憶讀出意義的人。從底層述說歷史，既涵納許多人的歷史，也包容著理解各種記憶和敘事的位置。小說裡的事件受害人，有的作為見證者留下證詞、信物、創作、口述史或回憶錄，不在現場的同代人以及後代，或許透過照片、檔案、文學、影像，或許就是藉由口語相傳的家庭敘事，亦即以赫希（Marianne Hirsch）所說的後記憶（post-memory）形塑集體記憶或身分認同。也有少數的當事人敘舊但並不懷舊或懷恨，有的逕行沉默，不再在意個人或理想的成敗，放棄被理解、被賦予價值以及歷史的詮釋權。屏除意義、敘事、倫理或主體的召喚，以靜默退場尊嚴地走完餘生。對於這些烈日餘暉下、零星的時代殘垣裡，漸次隱褪於地平線盡頭的身影，或許我們力所能及的，只是對那無為而莊嚴的侘寂，深深地看一眼。

●本文摘選自聯合文學出版之《歡樂島》序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