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為何有極高多胞胎懷孕率？不可輕忽的人工生殖致命威脅

當各國紛紛限制植入胚胎數目，台灣卻建立全世界最寬鬆的規範，成為獨特的「多胞胎共和國」。是什麼原因造成台灣極高的多胞胎懷孕率？孕產多胞胎隱含哪些有形無形的勞動與風險？

台灣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吳嘉苓耗時15年、橫跨3國、進行上百場深度訪談，寫下台灣女性求孕歷程的掙扎與挑戰。她揭露多胞胎母親的身心與生活負擔，她們懷抱哪些希望，承擔哪些風險？更探討台灣人工生殖技術與政策，如何跟社會期待、國家榮譽、特殊的醫療市場緊密交織。（編按）

文／吳嘉苓

雯敏花了九年時間，努力想生小孩。那天醫師恭喜她終於成功懷孕，當下她卻非常失望，因為驗血結果顯示她懷的是單胞胎。在高雄某間咖啡廳，她告訴我：「我辛苦了這麼久⋯⋯我跟醫生說，我應該懷到雙胞胎才對。」她認為雙胞胎是自己付出諸多努力後的最大回報。為了懷孕，雯敏確實什麼努力都做了：看中醫、吃排卵藥、吃營養品、定期運動。她甚至想過離婚，讓先生能和沒有生育問題的人生小孩。雯敏還記得自己在一場痛苦的手術中，淚水流下臉頰，當時她對自己發誓：這絕對是最後一次了。在那之後她總算懷孕了。個性開朗的雯敏在小學擔任教學助理，就在她和我娓娓道來這段生育旅程之際，她年滿七歲的三胞胎在我們身邊玩耍。

沒錯，三胞胎！不是單胞胎，也不是雙胞胎。雖然當初驗血結果顯示雯敏只懷了一個，後續的產前檢查卻檢測到兩個胎兒的心跳。在她懷孕三個月時，超音波檢查居然照到三個動來動去的胎兒。「我非常非常震驚，根本說不出話來。醫生是有說吃排卵藥可能會增加雙胞胎的機會，但我完全沒想到會是三胞胎。」

雯敏高潮迭起的歷程還沒結束。醫師建議她進行減胎手術（fetal reduction），在懷孕期間減少一個或兩個胎兒。她掙扎很久，努力釐清複雜的資訊和道德的困境，最終決定不做減胎。懷三胞胎期間她幾乎沒辦法走路，也無法上班，只能請假在家休息。三胞胎的早產機率很高，即使雯敏遵照醫囑，用了各種預防早產的措施，最後三胞胎還是早產。他們在保溫箱分別待了二十天到四十天不等，才得以出院回家。接受訪談那天，雯敏的三個兒子在咖啡廳裡嬉鬧跑跳，不時還會跑來打斷我們的談話，好奇地問：「什麼是減胎呀？」

我在一場台南舉辦的三胞胎家庭年度聚會上認識雯敏。參加這些聚會的三胞胎孩子都是透過不同方式孕產——有的是自然懷孕，有的透過排卵藥物，也有一些是透過俗稱試管嬰兒的體外受精（in vitro fertilization, IVF）與多胚胎植入（multiple embryo transfer, MET）來到這個世界。這些家長在疫情之前，約定每年三月第三個星期天定期聚會，並把這一天稱為「三胞胎日」。我跟研究助理去當了幾次志工，幫忙安排戶外野餐與遊戲活動。能跟這麼多可愛的小小朋友相處實在很開心。雯敏三個的胖嘟嘟兒子超級可愛，令我看得目不轉睛。

三胞胎年度團體大合照中的人們都有滿滿笑意，通常隔天照片就會登上媒體版面。然而，在這些歡樂喧鬧之間，不難注意到有一兩個孩子坐著輪椅，小小臉蛋上已經掛著眼鏡。實際上，舉辦這場年度聚會的目的之一，也是希望支持這些孩童有健康問題的家庭，尤其是處境極度艱難的家庭。雯敏說她之前在一場三胞胎活動中，曾幫忙將一位坐輪椅的孩子搬上樓梯。當時因為電梯故障，孩子的母親得抱著重度障礙的孩子上樓，雯敏則負責搬輪椅。「我忍不住哭了出來，那個媽媽實在太辛苦了。她一定累壞了。」那個需要坐輪椅的孩子患有腦性麻痺，也就是嬰兒疾病中最嚴重的肢體運動功能障礙。

出乎我意料之外，腦性麻痺成為二〇二一年十一月台灣生殖醫學會年會上的重要主題。在這場台灣最大型的生殖醫學專家集會現場，李國光醫師在主題演講中表示：「我們可能創造了幾百個腦麻家庭。」我定期參與台灣生殖醫學會年會，與會者時常報告、討論尖端研究和技術革新，但我鮮少聽到有醫生會自我定位為造成意外傷害的原因。聽眾間瀰漫一股不自在的沉默。李國光請學會成員試著想像，一個需要照顧嚴重腦麻子女的家庭，未來四十年生活會是什麼樣子。他強調正是因為在台灣，人們普遍會為了提高懷孕成功率，而在試管嬰兒療程中植入多胚胎，才會造成多胞胎懷孕如此盛行。

當孕肚中的胎兒數量變多，母嬰的健康風險也會隨之增加，而早產就是多胞胎懷孕的主要併發症。有些早產兒不幸夭折，有些順利撐過、健康成長。有些雖然活了下來，卻罹患腦性麻痺。單胞胎的腦性麻痺比例大約是0.2％，雙胞胎會上升至1到2％，三胞胎則為4到5％。李國光根據這些罹病比例，推估台灣施行試管嬰兒療程造成了多少腦麻兒童出生。為此，他向醫界同行發出警訊：「沒有理由為了治療不孕症而增加腦性麻痺風險。」藉由展示這些令人堪慮的數據，以及描繪腦麻家庭的艱辛生活，他呼籲在座醫事人員應有所改變。

而解方就是單一胚胎植入（single-embryo transfer, SET）。李國光指出，美國、日本等國的專業指引，其實都建議採行單一胚胎植入。他也進一步分享自己的實務經驗和臨床療效，顯示單一胚胎植入真的能維持台灣既有的成功率，同時避免多胞胎懷孕的問題，箇中技巧在於妥善挑選病患與胚胎。作為台灣生殖醫學會的前任理事長，李國光很清楚要醫師改採單一胚胎植入而非多胚胎植入，一開始可能引發一些不安。

為了鼓勵同行，他在演講中自我揭露自己從滿腹懷疑，到例行採行單一胚胎植入的心路歷程，並在演講的最後一張投影片上，放了張運動品牌NIKE的照片，以及人們朗朗上口的口號：「Just Do It」。決定要植入幾個胚胎的議題很嚴肅，但李國光幽默的演講結尾，依然逗得我和全場聽眾哈哈大笑。「Just Do It」的鼓勵，是否真的奏效？有沒有醫師就此決定跟隨李國光的腳步？如果這種勸說無效，台灣生殖醫學會是否打算對會員發布新的單一胚胎植入指引？

對雯敏和李國光來說，多胞胎懷孕是場五味雜陳的旅程：既期待新生命降臨，又得面臨致命的威脅。對於人們來說，懷上雙胞胎或三胞胎可能是最棒的回報，也可能是一場恐怖的惡夢。人工協助生殖科技（assisted reproductive technologies，ARTs）雖然為渴望生兒育女的人們帶來一線希望，但正因為要透過醫學介入以極大化成功率，患者罹患嚴重疾病甚至死亡的風險也進一步擴大。人們該如何處理這兩者之間的緊張關係？應該透過哪些機制促成最好的未來？那又是屬於誰的未來？在本書中，我將分析自一九八〇年代以降，全球與台灣透過助孕科技持續增加多胞胎孕產，所引發的爭論、挑戰與治理。這個困境在過去幾十年間就一直困擾著家長（例如雯敏）、醫師（例如李國光），以及世界各地的科學家、倡議者與政策制定者。多胞胎孕產在全球的普遍程度可說是史無前例，而解決這個困擾，迄今依然是當務之急。

●本文摘選自衛城出版之《多胞胎共和國：台灣人工生殖的希望與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