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別惑亂》─當代女性主義理論必讀經典、酷兒文化理論奠基力作

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美國後結構主義學者，研究領域為女性主義、酷兒理論、政治哲學與倫理學，被認為是「現代政治理論中最有影響力的聲音之一」和「最有影響力的女性主義理論家之一」。

《性別惑亂》是過去三十多年最多人討論的學術作品之一，受歡迎程度與爭議程度不相上下，自一九九○年首次出版便引起各界熱烈關注與討論。其中最有話題性的討論，即為作者的主張：「性別並非對於既有現實的展現，而是來自反覆的社會操演。」（編按）

文／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

女性主義所關注的「女性」（節錄）

談論「社會性別」時不可能撇開政治與文化，因為社會性別就是在其中產生，在其中延續。

某些政治論述之所以相信女性主義必須具備同一個跨越不同文化的身分基礎，通常是因為相信父權或男性統治的普遍或霸權結構，都是以某一種共同的形式壓迫女性。這種普世皆然的父權觀念近年廣受批評，因為它無法解釋性別壓迫在具體文化脈絡下的運作機制。這些理論在引述不同文化下的壓迫時，都把脈絡當成「例證」或「說明」，以支持它預先假設的普世父權觀念。

這種形式的女性主義理論受到批評，因為它們總是挪用非西方的文化，將那些文化據為己有，以支持非常西方的壓迫概念；而且它們往往都會幻想一個「第三世界」甚至「東方」，把當地的性別壓迫巧妙地說成非西方的社會注定發生的野蠻症狀。

女性主義為了鞏固自己聲稱的代表性，急著把父權描繪成某種普世狀態；這有時候卻反而讓人驟下結論，錯誤地幻想或整理出一個普世性的支配結構，以為所有女性都有同一種被支配的經驗。

普世性父權結構的說法，雖然已經不像過去那麼可信，但這種框架必然帶來的普世性「女性」概念，卻相當難以取代。當然，目前已經有很多相關爭論：各種「女性」在被壓迫之前就有共同特質嗎？還是說「女性」只是因為受到壓迫才連繫在一起？女性的文化具備獨立存在的特殊性嗎？還是在男性的霸權文化宰制之下才存在？女性文化或女性語言的特殊性與完整性，是否注定站在某種優勢文化結構的對立面，並因此被該結構限定？如果有一個「特別陰柔」、不同於陽剛的領域，我們是否可以用一個沒有標記的方法，看得出它是「普世」的「女性」領域？

陽剛／陰柔（masculine/feminine）的二元結構，不僅讓我們失去了其他識別框架；而且讓任何想用其他法子「辨別」出女性的方法都失去了脈絡，讓這些方法在政治上和分析上都脫離了階級、種族、族裔，以及其他構成「身分」的權力關係，描述出來的單一「身分」也因此變得名不符實。

我認為這些表徵論述的限制，讓女性主義使用主體來討論時，失去了它原本設想的普世性和統一性。要說起來，時機尚未成熟時，就堅持在女性主義中使用一個穩定的、毫無遺漏的「女性」主體，本來就注定會製造出許多種拒絕接受的狀況。那些被排除的群體讓我們看見，即使這種分類方式是為了解放女性而精心討論出來的，依然會因為由上而下地施加規定而造成傷害。

事實上，女性主義的內部分裂，以及那些照理來說要被女性主義所代表的「女性」竟然反對女性主義的現象，都讓我們看見了這種身分政治（identity politics）的內在侷限。

那些希望女性主義能夠代表更多主體的建議，最後都因為拒絕面對它們的代表方式本身就會建構出主體，反而威脅到女性主義所追求的目標。即使只在運動「策略」上使用「女性」這個類別，問題也不會改善，因為策略的影響總是比運動的目標更廣泛，可能會讓女性主義無意中排除某些群體。

女性主義若是為了滿足政治代表性的要求而虛構出一個穩定的主體，反而可能會嚴重失真。

當然，這並不是說女性主義在政治上不需要考慮代表性，畢竟代表性是無可逃避的。語言與政治的司法結構構成了當代的權力場域，所有的身分立場都位於這個場域，場域之外，只能批判歷來的做法是否落實。因此正如馬克思所言，轉變的關鍵是使用歷史現在式（the historical present）。

當代的司法結構製造出了許多身分類別，使這些類別看似自然而然，使這些類別難以動搖。而我們的任務，就是在既有框架之內，批判這些身分類別。

也許在這文化政治的轉捩點，這被某些人稱為「後女性主義」的時期，我們反而可以從女性主義的角度，反思女性主義原本禁止討論的主體。在政治實務中，女性主義似乎得完全重新思考自己的本體論構成，這樣才能找出新基礎，重塑女性主義的代表性。

此外，也許現在應該接受那些激進的批評─認為女性主義根本就不需要建構任何單一或不變的基礎，因為所有的基礎都一定會排除某些身分立場／反身分立場，因而注定遭到被排除者的挑戰。也許我們該想想，女性主義理論把「女性」當成主體的做法，是不是反而排除了某些群體，削弱了女性主義想擴大的「代表性」？

而且可能還有一個更嚴重的問題。

把女性建構成一個連續穩定的主體，會不會反而無意間延續了既有的性別關係，排除了其他可能？這不正是女性主義反對的嗎？如果跳脫異性戀矩陣的脈絡，「女性」這個分類方式還能維持多少穩定性和連貫性？如果女性主義在政治上不需要仰賴穩定的性別概念，那麼也許現在就需要一種新的女性主義政治，把身分重新預設成一種可以改變的東西，並以此設定方法學、規範甚至政治目標，藉此挑戰目前的性別與身分框架。

追溯哪些政治操作產生了女性主義的司法性主體，之後又將其隱藏，就是女性主義系譜學（feminist genealogy）的任務。如果女性主義在反思自己討論的到底是不是「女性」時，並未對「女性」這種分類方式加以批判，可能反而就會失去政治上的代表性。

雖然無視那些不符合潛規則的群體，就能夠充分「代表」所有符合潛規則的主體，但這又有什麼意義？如果女性主義政治只重視代表性，會下意識維持了怎樣的支配關係、下意識排除掉哪些群體？如果女性主義的主體身分，經常都是在女性主義意圖埋葬的權力場域中形成的，那麼女性主義政治就不該以這種身分為基礎。雖然看似弔詭，但也許只有當「女性」這個主體不預設任何限制，「代表性」對女性主義才有意義。

●本文摘自時報出版之《性／別惑亂：女性主義與身分顛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