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粵語易得鼻咽癌」？為什麼廣東話的命運有所轉變？

文／詹姆斯．格里菲斯（James Griffiths）

無論在南卡羅萊納州（South Carolina）的女子寄宿學校，或回到遙遠的四川省探親，只要不是身在從小熟悉的熙來攘往大都市，吳珍妮（Jenny Wu；音譯）一聽到有人講上海話，總是會有一種舒適窩心的歸屬感，即使她一個字也聽不懂。

吳珍妮從小就一直很嫉妒那些會上海話的人。感覺他們擁有某種她所欠缺與上海歷史文化的連結，將她永遠隔絕在外。她的父母親在她出生後不久就舉家搬到上海，在二十一世紀最初幾年還有另外七百萬人遷往上海這個大都會。雖然父母親的母語都不是普通話，但吳珍妮在家和上學都講普通話，也只會講普通話。每當她跟著父母親回到他們的家鄉過年或和參加家族聚會，聽到親戚講家鄉話時，她會很努力想聽懂大家在聊什麼。

吳珍妮的母親是四川成都人，她比較聽得懂成都的親戚講話，因為他們講的是北京話方言，但她只會幾個方言詞語，講沒幾句又會冒出普通話。她跟朋友交談只講普通話，但她清楚其他人在家跟父母對話是講另一種不同的語言。不同語言之間有著不能明說的高下之分。上海在一九二○年代黃金時期有「東方巴黎」之稱，是幫派和賭徒聚集之地，也是好萊塢立足中國的根據地，上海話仍帶著二○年代浪漫新潮的況味。廣東話會讓人聯想到港片和香港流行音樂，也帶著類似的豪華氣派。有些方言則和封建王朝歷史相互連結，例如溫軟細柔的蘇州話，會讓人聯想到昔日富麗堂皇的宮殿和典雅秀美的江南園林。其他方言則最好別過不提，有些鄉下方言可能洩露一個人最近才從外地搬來中國最具未來感的城市，是盯著摩天大樓目瞪口呆的土包子。

不過吳珍妮覺得，即使是這些方言，也比自己的母語有個性得多。她的生活裡只有一種語言：普通話。總有一天，全中國可能只有這一種語言。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式採用普通話為國家語言後不久，中共於一九五六年開始在全國各地推廣普通話。除了少數民族「自治區」以外，全國各地學校教學一律採用普通話。各地廣為宣傳「愛國旗，唱國歌，說普通話」等口號，政府公開宣示新中國的公民就是要講普通話。中共於一九八二年修憲，雖然名義上保障其他語言的使用，但也藉由新增第十九條中「國家推廣全國通用的普通話」的條文獨尊普通話（以北京話發音為基礎的通用語）。

吳珍妮這一代是講普通話長大的世代，這個世代的孩子是在一九八○年代經濟起飛之後大量人口開始遷移之後出生的。他們的父母親離鄉背井到大城市謀生，以普通話取代了家鄉話，大城市逐漸成為普通話在眾多南腔北調中異軍突起的前哨站，中國的語言分布版圖也因此發生劇烈改變。

除了傳統上講北京話的區域之外，在上海、廣州和深圳三大城市，普通話都已經或即將成為主流語言。在二○一○年的調查中，約有半數上海人口，即一千萬人左右，聲稱會講上海話，但是當研究人員深入訪查，卻發現通曉上海話者的比例遠低於五成，僅有少數且多半年長的居民能講流利的上海話。根據本身母語是上海話的學者徐舫研究，「自二十世紀末開始，當上海獲得鉅額外國資金直接投入，接納數百萬名不會上海話、只能以發音迥異的普通話溝通的國內移民，上海的語言於是發生急速轉變。」

「現今在上海這個全球化的城市，公共場合很少有機會聽到上海話。」徐舫指出。中國官媒新聞報導為她的觀察結果提供了佐證，但官媒報導不可盡信，畢竟官媒為了推廣理應享有主宰地位的普通話，可能預設立場。「我看過有些家長用上海話問問題，孩子用普通話回答，」一名家長告訴上海某報社的記者，「最後，為了方便起見，雙方都改成講普通話。」這些孩子聽得懂上海話，但他們的上海話能力沒有好到能用上海話回答。他們長大以後，也不太可能教自己的子女講上海話，而他們的子女以後在學校只會講普通話，不再有其他機會學習上海話。

在一些人眼中，上海話已經是屬於過去的文物：地方政府為了因應上海話使用者逐漸稀少，同意在大眾運輸系統增加上海話廣播服務（原本僅有普通話和英語），但有些居民對此表達強烈不滿。「很多其他城市來的人都批評市政府，」吳珍妮說，「他們不認為這是在保存上海話，認為這是在排擠其他不懂上海話的人。」目前上海的大眾運輸路線中，只有十八條地鐵路線中的一條和所有公車提供上海話到站廣播。

在與香港為鄰的深圳市，廣東話面臨的情勢更為嚴峻，儘管深圳位於傳統上使用廣東話地區的中心，但普通話已經成為主流語言。深圳吸納了數十萬名來自中國各地的移民，全國通用的普通話儼然為這個城市量身打造，是國家推廣標準普通話的最佳榜樣。深圳的語言或許無可避免將因此發生轉變，然而在深圳往北僅八公里的廣州市，情況恰恰相反。廣東話的命運有所轉變，並不是受到排山倒海的移民潮影響，而是公共政策的施行使然。

一九九○年，由於在廣東和上海推廣普通話進展不大，中共明顯受挫，特別指定廣東和上海為推廣普通話的「重點地區」。廣東省當局於兩年後發布政令，規定以普通話為廣東省官方語言，嚴格來說是多此一舉，但卻為後續一連串打壓廣東話、將其邊緣化的政策拉開了序幕。官方推出新的普通話測驗，要求教師和公部門人員參加測驗，不及格者會丟掉飯碗，而廣東話電視及廣播節目遭到大量縮減。

及至世紀之交，在廣州已經很難找到完全不會講普通話的人，一九八○年以後出生的民眾大多能講流利的普通話。乍看之下，中共政府推廣普通話確實卓然有成，即使在全國最桀驁不馴的地區也大獲成功。在官方大力推行之下，廣東省從一個幾乎只講廣東話的地區，搖身一變為普通話和廣東話並行的雙語區域，而且普通話慢慢成為主流。只有中共中央政府無法直接控制的香港，仍持續有人創作粵語電影、文學和音樂，香港的存在保留了豐富的粵語文化，讓廣東話有機會免於像上海話或其他語言一樣邁向衰微。

廣東省的命運是在地方和中央政府連續推動政策之下積極促成，表示背後牽涉的議題絕不只是推廣普通話那麼簡單。持續削弱廣東話的勢力，加上對雙語主義的敵視，在在顯示當權者對於廣東話仍然猜忌心很重，尤其疑心廣東話可能讓當地人產生「地方主義」和「封建」心態。正如最近數十年來遭受強力打壓的藏語或維吾爾語，廣東話同樣將使用者與不在政府管轄範圍內的身分認同、歷史文化連結在一起，而對中共來說，這可能對其政權構成威脅。

隨著普通話逐漸成為廣東省的主流語言，政府對廣東話的打壓實際上卻未減緩，而是變本加厲。這種做法也引發民眾反感。民眾察覺政府企圖消滅廣東話之後，為了捍衛家鄉話組織起來示威抗議。二○一○年，廣州市大批民眾走上街頭抗議，起因是一項廣州電視台主要頻道改以普通話播出的提案，這可說是粵語公共電視節目的最後堡壘。廣州市民的熊熊怒火和激烈反抗讓市政府始料未及，官員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推普廢粵』的情況並不存在」，市政府「從來就不曾有過『廢除粵語』、『弱化粵語』的想法」。然而廣東當局兩年後制定新的法規，規定公家機關員工、學校教學、電視電台節目只能使用普通話，很有效地將粵語排除於大多數公共場域之外，這樣正是在廢除和弱化粵語。民眾愈是群起反抗，中共當局對付粵語的手段就更加強硬大膽，因為粵語捍衛者恰恰展現了當局從一開始就想要消滅的獨立身分認同。

精擅政治宣傳的中共當局也開始傳播反粵語言論，貶低粵語為「方言」或「地方話」，並指控粵語支持者妨礙社會發展，甚至意圖分裂國家。廣州市各處開始出現鼓勵使用普通話的標語：「講普通話，做文明人」。中國學者孔慶東自稱是孔子後代、支持強硬外交，就因在電視節目上公開嘲笑廣東話發音，還有辱罵不講普通話的中國人是「王八蛋」而聲名大噪。最荒誕離奇的是，官方媒體甚至刊登報導，指出研究發現講粵語「易得鼻咽癌」。但報導中提及的研究，其實是在探討粵語地區民眾偏好的食物是否可能造成罹患特定癌症的風險增高。這個論點以及粵語與癌症的關聯，後來皆遭人揭穿是錯誤資訊。

這些言論確實影響了民眾的想法，尤其是吳珍妮這個世代，他們一直生活在講普通話的社會，接觸粵語可能只限在家裡或看港片的時候。「有很長一段時間，學校和政府都不鼓勵在社群中講粵語，」廣州一名家長於二○一八年接受採訪時表示，「現在即使是廣州土生土長的孩子，大多數也都不愛講粵語。」怎麼會想講？歷來多項研究結果皆顯示，當一個語言的文化根基遭到侵蝕，而且僅限家長和老一輩在家裡講該種語言，將會導致什麼樣的後果。儘管香港的音樂和藝術創作者持續創作粵語作品，但對於講普通話長大的世代，香港流行文化已經無法和蓬勃壯大的華語流行歌曲和普通話電視節目匹敵。

而在網路世界，普通話也蔚為主流。語言學家葛瑞琴．麥卡洛克（Gretchen McCulloch）認為「拜網路和行動裝置所賜，網路上充斥著一般人書寫的文字，書寫成為我們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且口語化的一部分」，但是對於中國大陸的廣東話使用者來說，網路世界卻成為又一個母語遭到普通話取代的場域。

漢語拼音不僅是學習中文字的媒介，也是目前為止最多人在行動裝置使用中的輸入法（使用者在羅馬拼音鍵盤上打字輸入漢語拼音，螢幕上會顯示拼音對應的中文字）。講廣東話的孩子和朋友傳訊息聊天時，大多是用漢語拼音輸入法輸入普通話語句。現今他們在網路上讀到的文字，也是最接近普通話而非其他漢語語言的文字。任何漢語語言都可以用中文字書寫，但現代中文書面語無論文法或詞彙都發展成最接近普通話。

香港的孩子會讀粵語白話文，但這種書面語是以比較正式的「現代標準中文」寫成，與課堂以外使用的粵語口語不同。這種情況類似許多阿拉伯語國家的「雙層語言」（diglossia），即正式場合書面使用的「高階語言」可能與大街小巷口說使用的「低階語言」有著極大差異。例如「現代標準中文」遵循普通話文法，「she is my sister」這句對應的現代標準中文「她是我姊姊」，對應的粵語白話文則是「佢係我家姐」。除了「我」用字相同之外，代名詞「她」、動詞「是」和名詞「姊姊」的用字都不一樣。香港部分地區也使用粵語白話文，有粵文網路論壇和八卦小報，由於採用普通話書面語不再使用的古字，吸納同音異義詞，間或混雜一些拉丁字母，在行文和用字遣詞上更接近粵語口語。然而粵文報刊通常被列為反政府出版品，會遭中國龐大的「防火長城」（Great Firewall）網路審查系統阻斷，因此中國大陸的粵語使用者多半無法接觸這種粵語白話文，再加上中國人大多習慣閱讀中共自一九五六年開始採用的簡體字，香港慣用的繁體字可能會造成閱讀障礙。

即使是新形態的影音娛樂內容，雖然不像國營電視台或其他媒體須遵循嚴格規範，但語言使用上仍有種種限制。二○二○年初，社群影音平台「抖音」（國際版為TikTok）的粵語使用者收到系統提示「建議使用普通話」，甚至帳號遭到封鎖，原因是抖音審核人員大多在北京，粵語能力有限，無法依據中國法規落實審查上傳平台的粵語影音內容。經營抖音平台的公司並未聘請通曉粵語的審核人員，而是乾脆直接強制使用者講普通話。

有些粵語線上影音頻道的追蹤者不限廣東網友，反倒是廣東以外地區的網友居多。粵語主題YouTube頻道主持人Heyson表示，曾有中國其他地方的教師告訴他，用他的影片當教材教學生粵語很有幫助。在粵語重鎮以外地區的學校，學粵語不涉及政治，也不會對普通話構成威脅，可以用自由活潑的方式教粵語，然而在Heyson的家鄉廣州，學校裡幾乎聽不到一句粵語。「在我們廣東的後代身上看不到任何的希望，」Heyson於二○二○年七月說道，「在外地學習粵語的朋友身上反而可以看到希望。」

講普通話長大的新世代廣東人如今要面對的，是與離散廣東人族群下一代相似的處境。他們也許能用粵語跟父母親交談，或至少聽得懂父母親講粵語；但是就如同吳珍妮的父母親，他們不太可能教孩子講自己的母語，比較可能跟孩子講所在國家的官方語言，在中國的家長會跟孩子講普通話，而在美加等國的家長會跟孩子講英語。

●本文摘自臉譜出版之《請說「國語」：看語言的瀕危與復興，如何左右身分認同、文化與強權的「統一」敘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