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鋅皮娃娃兵》歷史上沉痛的記憶 戰場上一位女護士的自述

文/斯維拉娜．亞歷塞維奇(Алексиевич С. А.)

那時，他們告訴我們，那是一場正義的戰爭，我們要幫阿富汗人消滅封建主義，以便建設光明的社會主義社會。至於我們的小夥子在那裡送了命，卻一字不提。我們還以為，他們是在那裡得了種種傳染病死的，好比瘧疾、斑疹、傷寒、肝炎。一九八○年，那一年才剛剛開始，我們就搭了飛機來到了喀布爾。英國人在這裡的一座馬廄被改成了軍醫院，裡頭什麼東西也沒有，那麼多人，只有一支注射器。軍官把酒精喝光了，我們只好用汽油消毒傷口。氧氣稀薄，傷口難以癒合。太陽倒是幫了大忙，燦爛的陽光可以殺菌。我見到的第一批傷患只穿著內衣和皮靴，沒有病號服，病號服運來得很晚。沒有拖鞋，也沒有被褥。當時有個娃娃兵，我記得那個娃娃兵：他全身扭曲變形，彷彿沒有骨頭似的，雙腳纏在了一起。從他身上取出了二十片左右的炸彈碎片。

整個三月份，從我們的官兵身上切除的肢體—手臂、大腿等，都堆放在帳篷外。屍體堆在另外一個帳篷，都半裸露著，有的眼睛被挖掉了，有的後背、肚皮上被劃開一個五角星的形狀......過去我只在描寫國內戰爭的電影裡見過這種慘狀。那時還沒有鋅皮棺材，還沒有開始製作這種棺材。

這時，我們才開始多多少少懂得思考了：「我們究竟是什麼人？」我們的懷疑令某些人反感。沒有拖鞋，沒有病號服，可是到處掛著運來的標語口號、海報。站在標語前的，是我們那些骨瘦如柴、愁眉苦臉的娃娃兵，他們的樣子永遠銘刻在我的記憶裡。一週兩次政治學習，反反覆覆教育我們：「神聖的職責，邊境必須固若金湯。」部隊裡最討人嫌的是告密行為，密告每一件雞毛蒜皮的小事，每個傷患、甚至每個病號的情況都是祕密。這就是所謂「掌握眾人的情緒」，部隊本應是健康的，必須對所有人都「敲敲打打一番」，不能有憐憫之心。可是我們憐憫人，那邊一切都靠憐憫而存在。

救人、助人、愛人，我們為此來到這裡。過了一段時間，我忽然發現自己產生了仇恨的心理。我恨這片細軟的沙子，它像火一般燙人。我恨這些山，我恨這些房屋矮小的村莊，從那裡隨時隨地都可能開槍射擊。我恨偶然相遇的阿富汗人，不管他是扛著一筐瓜果，還是站在自己的屋子前，誰知道他昨夜去過什麼地方。我們認識的一位軍官被打死了，不久前他在我們的醫院裡治過病；兩個帳篷的士兵都被殺了；另一處的水裡被放了毒。有個人撿起一個漂亮的打火機，打火機在他手中爆炸了......死的都是我們的娃娃兵呀。我們年輕的小夥子，應當明白這一點。您沒有見過被火燒焦的人吧？沒有臉，沒有眼睛，連身體也沒有，只剩下一團黃色硬皮包裹的皺巴巴東西，表面有一層淋巴液。他發出來的聲音不是叫喊，而是咆哮......

在那邊，我們靠仇恨生存，靠仇恨活下去。那麼，負罪感呢？出現這種感覺不是在那邊，而是在這裡，當我在這裡開始當個旁觀者的時候。在那邊，我覺得事事都是正義之舉，可是回到了這裡，我嚇了一跳。我想起一個小女孩，她躺在塵土裡，沒了手也沒了腿，活像是一個損壞了的洋娃娃，那是在我們轟炸過後......我們那時還覺得奇怪，他們為何不喜歡我們。他們躺在我們的軍醫院裡，你把藥遞給一名婦人，她頭也不抬，不看你一眼。她永遠不會對你笑，這真讓人委屈。在那邊感到委屈，但回到這裡就不會了。在這裡，你是個正常人了，所有的感情又復甦了。

我從事的是一種美好的職業—救死扶傷，這個職業拯救了我，讓我解脫了。我們在那邊，人人都需要我們，最可怕的是沒能拯救所有的人，只拯救了能夠拯救的人。本來可以拯救一個人，卻沒有必需的藥品；本來可以拯救一個人，送來時已經遲了（在衛生連裡工作的，都是些什麼人？都是一些沒有受過良好訓練、只會包紮的士兵）；本來可以拯救一個人，但怎麼也叫不醒喝得爛醉如泥的外科醫生；本來可以拯救一個人，可是......我們甚至不能在死亡通知書寫明真實的情況。有些人踩上地雷被炸死了，一個活生生的人往往只剩下半桶肉漿。但我們寫的是：「在車禍中殉難，墜入深淵身亡」或「食品中毒」等等。當死亡的人數超過一千人時，我們才被允許向家屬講真話。我對屍體習以為常，但那是人啊，是我們的人、我們的同胞、我們的小夥子。一想到這些，我怎麼也想不通。

送來了一個年輕人，那天正趕上我值班。他睜開眼睛，看了看我：「喏，這下好了。」說完就斷了氣。

在深山裡，找了他三天三夜，找到了，運回來了。他不斷地說著囈語：「快叫醫生，快叫醫生！」他看見了白袍，心想：「這下得救了！」可他受的是致命傷。那時我才知道，什麼是顱骨受傷。我們每個人的記憶中都有自己的墳墓，自己的一座肖像藝廊。肖像都鑲在黑框裡。

●本文摘自 貓頭鷹出版社 出版之《鋅皮娃娃兵：聆聽死亡的聲音》。